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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后记

民族固有的美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

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

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

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

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 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咸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于心死。

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

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

20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

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

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

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

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

从地图上看,从柏林、维也纳、基辅到伊斯坦堡那么一个狭长四边形,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终归是一块是非之地;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身份、集体审美和民族气质犬牙交错,相互缠绕,边界数次重划。也可以说,这片幽绿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阵地。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涌到柏林的小酷青们属于何方“大院子弟”,也为了疏解自己的严重不快,我开始研究欧洲各族群之间的复杂历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上城。大约20年前,我和他们的师姐辈在曼哈顿一道混过。后来,在莫斯科飞纽约的班机上,我还会见到从特拉维夫转机过来的乘客,也是同样的特殊神情、纽约口音。

几百年的宗教纠纷、族群纠纷、人口迁移、文化演变、热战和冷战,这些问题太悠久、太复杂,我不敢妄下结论。从纯粹主观角度,我已确知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们之间。比如说,我知道在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祖辈来自这片狭长的四边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进、任性的顽少姿态,象征性地对柏林实行重新占领,以标举、捍卫一套正在稀释和萎缩的文化特权与精神优越权;在一个话语含混、债台高筑、共同身份开始解体的“西方空间”,孩子们实行另类扮酷式西方版“通三统”,如同北京大院子弟在红色暴力消退的赚钱时代,以“顽主”和“玩先锋”的方式,伸张并重新确认自己的口音优越、血缘优越。

地位受到威胁时,人的反应是直觉、本能的。社会体制中的大人会尽力掩饰,初出家门、体验自由的青少年,则倾向于坦率表露,也未必辅佐以明确观念或意识形态。以我这种肤色、背景和语言经历,在中欧、东欧那块历史文化是非之地穿梭流窜,恐怕是无意中揭开了一张我不能也不该掀开的,专属“那些人”的身份底牌,所以领受了他们的无尽敌意。假如我的视野、趣味甚至外表形象更接近于,比如说2012年第一位中国诺奖获得者,也许小酷青和他们的长辈们会对我友善很多。因为在一个大伙默契的文化符号食物链上,给我的肤色和种族,就是特地留了一个那样的位置。于是我在柏林的经历,和关于“民族固有的美”那样一个悲伤的话题,就是有了暧昧、黯淡的联系。

2012年底,我回北京商讨此书出版事宜。在黑雾降临的前一个星期,我一时兴起,借“小三通”之便,邀朋友一道从厦门坐船去了金门岛,看了沙滩边展览的机枪、碉堡、大炮和坦克。因为是昔日战地,金门岛没被过多开发,四处郁郁葱葱、清风扑面。我坐在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边,旁边是一幢空空的寺庙和传统闽南式小楼,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一个长发女孩骑着电动摩托徐徐驶过,留下灿烂的笑。

我在沙滩边上眺望对岸,绿色的海浪,林立的高楼,还有裹在那些楼群上空,一层薄薄的黄雾。家乡和童年,近在咫尺,却已无迹可寻。我心情格外复杂,想来想去,心里却只浮出“谢天谢地”四个字。到傍晚,又坐船返回那边。忽然,轰轰隆隆挤上来一大群人,一看那神情嘴脸,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扭头朝向窗外,望着渐渐黑下去的大海。

谈到国际政治,一般人愿意把英国美国算同一边。当然,在一些宏观议题上,似乎前者对后者亦步亦趋、俯首帖耳、摇摇摆摆如小哈巴狗一般。但我多次从纽约到伦敦,深刻感受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从气质、心态到日常生活。以美国的物质基础而论,要建立一种更接近北欧的社会主义式的平和生活,不致太过犯难。可他们偏就愿意这样过。你若建议向纽约犹太富人多征两块钱税,住在中西部农村的穷白人要和你拼命。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没收,领着失业救济,却挥舞星条旗,要自豪,要爱国,要誓死捍卫犹太富人把小崽子们送去欧洲装逼晒酷的自由权利。

隔岸的厦门,算是我的家乡——故土,河山,人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问君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这个家乡,我心里不剩下多少眷恋。天地间,有一种东西,叫作人心。强硬伪装没有用的。从西方走回东方,我慢慢得出了一个不很乐观的结论:“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说法,并不可信。一个庞大人群,即便拥有选择,亦不一定会去追求更优雅、宁馨的生活,有时候他们宁肯践踏美好,为了维护某种病态自尊。政治或其他大符号不能说明什么,当初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亦是一种美好理想,和那种“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脏兮兮、恶叨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春去秋来,河东河西,三十年家国;高楼,汽车,垃圾,黑色的水,秃秃的山,粘粘的气;寡廉鲜耻,恃强欺弱,死皮赖脸铺天盖地。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集体无意识与某种权力体制同构、固化。巨型列车轰轰隆隆,不可阻挡,驶向它该去的地方。而这些人居然每天嬉皮笑脸。哎,拜托,您的子孙不要喝这口水吗?去他奶奶的,他用眼神告诉你,老子不管!好的,不管就不管罢。不过,一点都不美啊,真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如一拍两散吧。

对了,在金门岛上的最后两小时,我参观了“经国先生纪念馆”。馆外是青青松柏、长长沙路,以及来自远处、微弱的涛声,非常温馨、洁净。据说金门居民对经国先生有一份特别情感,所以修了这个馆。我想,经国先生到晚年,应该意识到,在他的有生岁月,不会再见到长江、黄河,亦不会再有“青海的草原,永远看不完” 之感喟。而他致力推动的政治转变,或许意味着一套符号、一种盼望和一个文化身份的永远消逝。以后这面旗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曲终人散,戏唱完了,就拉下铁门,撤下牌子,不再死死强迫大家坐在一个空空的戏台下面。让大伙各自去生活吧。经国先生留下的,是华夏民族固有的美,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仁”吧。

王昭阳

2013 年2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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