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纽约：古典书局，1990）。
2. 关于另外一些通过犯错来学习的工程实例，从桥梁到光学投影，参见亨利·佩特罗斯基，《由失败走向成功：设计的悖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
3.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物理年鉴》第17卷（1905）：第891~921页。这是爱因斯坦在这个奇迹年发表的四篇优秀文章之一；参见http://www.*****.com/?wiki/Annus_Mirabilis_papers。
4. 汉斯·奥哈尼亚，《爱因斯坦的错误：天才的人性弱点》（纽约：W·W·诺顿出版社，2008）。
5. 六西格玛程序背后的基本思想是减少方差，这样一来，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缺陷就不会发生得那么频繁，直到它们的频率最终跌落到概率分布的尾部，即偏离平均值的六标准差（或西格玛）。如果你想要一致性，这就是个很好的策略，但它可能会阻碍创新，因为创造性依赖于异常值；参见http://www.*****.com/?magazine/content/07_24/b4038406.htm。
6. 行为经济学领域还处在起步阶段，决策心理学也才刚刚露出苗头。莫顿·米勒是有效市场研究的先驱者，他认为行为决策研究是一个错误、一条死胡同。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主要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其中包括乔治·斯蒂格勒、吉恩·法玛和加里·贝克尔。我很荣幸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我对理性模型的评论可以在以下文章中找到：P·J·H·休梅克，“预期效用模型：变量、目的、证据和局限性”，《经济文献杂志》第20卷（1982年6月）：第529~563页。
7. 例如，赫伯特·西蒙是一位早期的行为研究者。1978年，他因在决策、组织理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8. http://www.*****.com/?；约翰·巴伦非常热心地提供了这些会员的
信息。
9. 史蒂文·莱维特和斯蒂芬·杜布纳，《魔鬼经济学：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纽约：哈泼柯林斯出版社，2005）；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纽约：哈泼柯林斯出版社，2008）；理查德·泰勒和凯斯·桑斯坦，《助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
10. 凯斯·桑斯坦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负责奥巴马政府的信息和法规事务。理查德·泰勒是奥巴马总统及政府的顾问。
11. 关于披头士的这句引文摘自马克·刘易松的《披头士编年史》（伦敦：哈姆林，2000）。
12. 当披头士在1963年12月26日发行《我想牵你的手》时，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唱片是“微笑修女”的《多米尼克》。
13. 比尔·哈里，《披头士百科全书》修订版（伦敦：维珍出版社，2001），第375页。
14. 艾伦·麦凯（编），《收获一种平静的目光：科学引言选集》（伦敦：泰勒与弗朗西斯出版社，1977）。
15. 参见http://www.*****.com/?docs/humsoc/kierkegaard/resources/Kierk-quotes.html。
16. 巴鲁克·费斯科霍夫和鲁斯·贝茨，“‘我知道有这么一天’—记住曾经–未来的可能性”，《组织行为和人为表现》第13卷（1975）：第1~16页。关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成因，参见特里·康诺利和爱德华·巴克萨，“事后聪明式偏差：自我吹嘘还是认知偏误？”《行为决策杂志》第3卷（1990）：第205~211页。
17. 参见http://www.*****.com/?dictionary/mistake?show=1t
=1315568847。
18. 对控制感的需求在以下文章中被论及：艾伦·兰格，“控制幻想”，《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32卷（1975）：第322~328页。雪莉·泰勒和乔纳森·布朗在以下文章中就幻想的积极价值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观点：“幻想和幸福：关于精神健康的一种社会心理学视角”，《心理学期刊》第193卷，第2期（1988）：第193~210页。控制幻想、愿望思维和乐观主义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正如以下文章中所探讨的：戴维·巴德斯库和梅拉·布鲁德曼，“控制幻想和期望偏误之间的关系”，《行为决策杂志》第8卷（1995）：第109~125页。
19. 理查德·克拉汀，《安慰剂的反应和无意识康复的力量》（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8）。
20. 参见http://www.*****.com/?biz-encyclopedia/hawthorne-experiments。
21. 罗伯特·弗罗斯特，《山的间隔》。奎因博登公司（1916）。
22. 《演讲者的电子参考集》，汽配展览会软件，1994。
23. 总的来说，不为（不去选择或行动）要比为更加安全；参见乔纳森·巴伦和伊拉娜·里托夫，“参照点和忽略偏见”，《组织行为和人类的决策过程》第59卷，第3期（1994年9月）：第475~498页。
24. 参见http://www.*****.com/?biography/Fish_Stanley.html。
25. 参见http://www.*****.com/?quotes/soichiro_honda/。
26. 参见http://www.*****.com/?Articles/president/topquotes.htm; http://www.*****.com/?thomas-edison-lightbulb/。
27. 查克·索尔特，“失败并不让人讨厌”，《快公司》，2007年5月，第44卷。
28.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美国士兵：评论和说明”，《舆论季刊》第13卷（1949）：第377~404页。
29. 斯科特·O·利林费尔德，斯蒂文·杰伊·林恩，约翰·鲁肖和巴里·贝叶斯藤，《通俗心理学的50个神话：粉碎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误解》（霍博肯，新泽西州：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9）。
30. G·J·S·怀尔德，“风险平衡理论的关键问题”，《风险分析》第2卷，第4期（1982）：第249~258页。
31. 这三个例子在以下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讨论：“2007年商业史上最愚蠢的101个时刻”，《财富杂志》；要想了解其全部内容，参见http://www.*****.com/?galleries/2007/fortune/0712/gallery.101_dumbest.fortune/index.html。
32. 耶拿·麦格雷戈，“失败是怎样孕育成功的”，《商业周刊》，2006年7月10日，第42~52页。
33. 小约翰·R·斯托林斯的讣告，《纽约时报》，2009年1月19日。
34. 参见http://www.*****.com/?Content/162.php。
35. 参见http://www.*****.com/?2007/07/23/us/23bar.html?_r=1oref=slogin。
36. 盖里·L·威尔斯和伊莉莎白·F·洛夫特斯（编），《证人证言：心理学视角》（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另请参阅尤金·温诺格拉德，“关于证人证言你应当知道些什么”，《当代心理学》第31卷，第5期（1986）：第332~334页。
37. 关于群体思维的经典参考是：欧文·詹尼斯，《群体思维：关于政策决定和惨败的心理学研究》第二版，（纽约：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2）。关于群体思维这种心理模式的文献评论，参见朴翁宇，“群体思维研究评论”，《行为决策杂志》第3卷，第4期（1990年10–12月）：第229~246页。
38. 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例子，包括臭名昭著的萨勒姆审判中所谓自闭症儿童的性虐待事件。一个过激的起诉人对家长和老师进行了控告、诽谤和拘留。儿童专家所获得的定罪证供，是在不经意之间通过一种新的通信技术给自闭症儿童的；参见斯蒂芬·J·塞西和玛吉·布鲁克，“儿童目击者的暗示感受性：历史回顾与综述”，《心理学期刊》第113卷，第3期（1993年5月）：第403~439页。
39. 凯瑟琳·舒尔茨，《犯错：错误边缘的冒险》（伦敦：波托贝洛图书，2010）。
40. 利昂·费斯廷格，《认知失调理论》（加州帕洛奥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
41. 斯坦利·科恩，《否认心态：了解暴行和痛苦》（剑桥，英国：政体出版社，2001）。
42. 乔纳·莱勒，“接受失败：关于紧张情绪的神经科学”，《连线》杂志，2009年12月21日；康斯坦斯·霍尔登，“基因变异可能影响人们从错误中学习的方式”，《科学》第318卷，2007年12月7日，第1539页；马库斯·奥斯伯格，“留心错误：大脑如何监控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科学美国人》，2008年8月13日。
43. 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三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
44. 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编），《基于不确定性启发和偏见的判断》（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
45. J·爱德华·鲁索和保罗·休梅克，《赢得决策：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纽约：双日出版社，2001）。
46. ERIC的例子在以下作品中有所描述：霍华德·昆鲁斯和保罗·弗里曼，《通过保险业控制环境风险》（荷兰，多德雷赫特：克吕韦尔学术出版社，1997）。
47. J·E·鲁索和P·J·H·休梅克，“控制过度自信”，《斯隆管理评论》，1992年冬，第7~18页。
48. 艾伦·坎特罗威，《企业传统的限制》（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7）。
49. 参见http://www.*****.com/?Santayana_Quotes_2.htm。
50. 关于不确定性的经典论文是：丹尼尔·艾尔斯伯格，“风险、不确定性和萨维奇公理”，《经济学季刊》第75卷（1961）：第643~669页。关于未知概率与决策的研究还有很多，包括：H·埃因霍恩和R·霍加斯，“在不确定性中做决策”，《商业杂志》第59卷，第4期，第二部分（1986）：S225~255页；M·科恩，J·贾弗雷和T·萨伊德，“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下的个人行为：实验研究”，《理论与决策》第18卷（1985）：第203~228页；保罗·J·H·休梅克，“涉及不确定概率的选择：关于广义效用模型的测试”，《经济和组织行为学杂志》第16卷（1991）：第295~317页。
51. 罗宾·M·霍加斯，《训练直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加里·克莱恩，《直觉的力量：如何在工作中运用你的直觉做更好的决策》（纽约：双日出版社，2004）。关于直觉的一本流行书籍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眨眼之间：不假思索的决断力》（纽约：小布朗公司，2005）。关于该作品的评论，参见R·S·霍加斯和P·J·H·休梅克，“眨眼之外：向行为决策挑战”，《行为决策杂志》第18卷（2005）：第309~318页。
52. 与群体成员事前预见的看法相比，群体通常会最终得出更加极端的判断（我们称之为极化），假如多数人原先有这种倾向的话。当存在两个大致相当的派系时，群体实际上可能会把极端的观点中和一下，以便最终的处境不那么极端。其他时候，群体可能无法批判性地思考，就像在著名的阿比林悖论中那样：参见凯瑟琳·M·艾森哈特，琼·L·卡瓦吉和L·J·布儒瓦三世，“冲突与策略选择：高层管理团队如何提出异议”，《加州管理评论》第39卷，第2期（1997年冬）。
53. 众所周知，美国海军陆战队受过良好的训练，知道如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要获得第一手资料，参见纳撒尼尔·C·菲克，《飞出的子弹：一个海军军官的诞生》（波士顿，马萨诸塞州：霍顿·米夫林出版社，2005）。
54. 罗伯特·罗森塔尔和丽诺尔·雅各布森，《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教师期望与学生智力发展》（纽约：皇冠出版社，2003）。
55. 奥斯卡·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剧本，1892）；参见http://www.*****.com/?Lady-Windermeres-Fan/Oscar-Wilde/p/9781420925937; 电子书，2011年9月13日，费里奎利出版社。
56. 这些见解是由杰西·特留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管理会议上提出的，此次会议于2010年11月12日在费城召开，主办单位是麦克技术创新中心，讨论的主题是投资组合策略。
57. 参见http://www.*****.com/?topic/helmuth-graf-von-moltke。
58. 参见http://www.*****.com/?wiki/Thomas_J._Watson。
59. 玛莉亚·黛瓦纳·海德莉，《是非之年》（纽约：亥伯龙出版，2007）。
60. 参见http://www.*****.com/?quote/29729.html。
61. 关于过度自信的文献极为丰富。以下文章中包含了精彩的讨论：乔舒亚·克雷曼，杰克–B·索尔，克劳迪娅·冈萨雷斯–瓦列霍和塞马·巴尔拉斯，“过度自信：它取决于提问的方式、内容和对象”，《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16~247页。
62. 罗伯特·罗森塔尔和克米特·L·福德，“关于白鼠行为的实验者偏误效应”，《行为科学》第8卷，第3期（1963）：第183~189页。
63. 罗宾·M·霍加斯和埃姆雷·索耶，“序列性模拟结果：愉快经历与非透明描述”，《实验心理学杂志》第140卷，第3期（2011年8月）：第434~463页。
64. 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二版（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波普尔对证据和伪证之间的逻辑不对称性进行了分析，这构成了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
65. 关于最初的2–4–6实验，参见P·C·沃森，“关于在概念性任务中消除假设的失败”，《实验心理学季刊》第12卷（1960）：第129~140页；进一步的讨论可以在以下作品中找到：乔纳森·伯龙，《思维与决策》第三版（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66. 以下文章透彻地分析了有关确认证据的偏见：乔舒亚·克雷曼和何英苑，“确认、不确认和假设测试中的信息”，《心理学评论》第94卷，第2期（1987）：第211~228页。克雷曼和何认为，不论最合适的做法是不确认还是确认，都以复杂的方式取决于一个人所面临的任务的类型；另请参阅乔舒亚·克雷曼，“确认偏误的多样性”，选自杰罗姆·布斯梅耶、里德·黑斯蒂和道格拉斯·L·曼迪编著的《从认知视角做决策》[纽约：学术出版社（学习与动机心理学，第32卷），1995]，第365~418页。
67. “托马斯·J·沃森”，《管理者名言集》，刘易斯·D·艾根和乔纳森·P·西格尔（编）。
68. 美国内战期间，C·F·哈撒韦公司为联邦士兵做了制服衬衫。该公司开始因“戴眼罩的人”而出名，这个广告宣传是由奥美公司于1951年设计的。要了解更多关于大卫·奥格威的广告方法，参见他的自传《奥格威谈广告》（古典书局，1985），或者他早期的作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巴兰坦图书公司，1963）。
69. 基于一篇由麦克尔·施拉格所作的访谈（schrage@media.mit.edu），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电子市场倡议部主任；另请参阅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2011）。
70. 倾向于哲学思维的读者将会注意到，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无限后退的问题，因为我把蓄意的错误定义为这样一种行为：它在主导思维水平n上是不明智的，但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n+1上却是聪明的。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认知心理学家，以便让他们计算出实际上有多少个思维层次，但是，答案似乎是至少有两个。
71. 这些方法，以及图5–1中的其他方法，在我的《从不确定性中营利》（纽约：自由出版社，2001）一书的附录中有所说明；另请参阅休·考特尼，《20/20预测法则：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定策略》（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1）。
72.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和R·S·平迪克，“资本投资的选择方法”，《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5–6月，第105~115页；伊安·C·麦克米兰和莉塔·冈瑟·麦格拉思，“制定研发项目投资组合”，《研究技术管理》2002年9–10月，第48~59页。
73. 赖瑞·休斯敦和纳比勒·萨卡卜，“连接与发展：宝洁公司内部的创新模式”，《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3月，第58~66页。
74. 莉塔·冈瑟·麦格拉思和伊安·C·麦克米兰，“发现驱动型计划”，《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7月）；另请参阅安德鲁·兰斯波利，《从前有个美国梦：欧洲迪士尼的故事》（堪萨斯州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0）。
75.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7）。
76. “臭鼬工厂”这个词广泛用在商业和技术领域，用来描述处于以下组织中的一个项目或小组：该组织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不受官僚机构阻碍，但同时也负责尖端或秘密项目；参见http://www.*****.com/?wiki/Skunk_Works。
77. 阿丽娜·图镇特，《在错误中成长：犯错的意外收获》（纽约：河源出版社，2011）。
78. “科幻小说家参与反恐战争”，《今日美国》2007年5月30日；在李·克拉克的书中，同样的想象方法被应用到组织和政府当中，这种方法使用的是幻想文件：《不可能的任务：使用幻想文件来征服灾难》（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
79. 参见http://www.*****.com/?proverbs/keywords/depth/。
80.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决策框架与选择心理学”，《科学》第211卷（1981）：第453~458页。
81. 参见http://www.*****.com/?。
82. 唐纳德·F·克莱因，“精神药理学中丢失的意外”，《美国医学会杂志》2008年3月5日，第299卷，第9期，第1063~1065页。
83. 乔治·戴，“这是真的吗？我们能赢吗？这值得做吗？在创新投资组合中管理风险和回报”，《哈佛商业评论》2007年12月号。
84. 约翰·摩尔根和理查德·王，“思想的联赛”，《加州管理评论》第52卷，第2期（2010年冬）：第77~97页。
85. 克里斯蒂安·特维施和卡尔·尤里奇，《创新竞赛：创造和选择绝佳时机》（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9）。
86. 参见http://www.*****.com/?people/348/000129958/。
87. 参见http://www.*****.com/?quotes/quotes/l/louispaste134068.html。
88. 亚瑟·凯斯特勒，《两面神：总结》（纽约：兰登书屋，1978）；詹姆斯·L·亚当斯，《创意人的思考》（马萨诸塞州雷丁：艾迪生–韦斯利–朗文公司，1986）；爱德华·德·波诺，《横向思维：一步步地创造》（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3）；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编），《创造和创新性管理者手册》（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87）；简·亨利（编），《创造型管理》（加州千橡市：赛奇出版社，1991）。
89. W·H·休斯，《亚历山大·弗莱明与青霉素》（伦敦：优先出版社，1974）。
90. 罗伯特·S·鲁特–伯恩斯坦，“科学家实际上如何思考”，《生物学与医学视角》第32卷，第4期（1989年夏）：第472~488页。
91. 同上。
92. 其他著名的医学实例还包括：偶然发现牛痘感染可以提供对天花的免疫力，酸橙汁可以治疗坏血病，或者，维生素B12的发现源于应对贫血的肝治疗。
93. 乔治·S·戴和保罗·J·H·休梅克，《周边视觉：检测关乎你公司成败的弱信号》（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6）。
94. 罗伯塔·沃尔施泰特，《珍珠港：预警和决策》（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戈登·普兰，《我们沉睡的黎明时分》（纽约：企鹅出版社，1981）。
95. 更具体地说，康德认为没有概念的知觉是盲目的；而没有知觉的概念则是空洞的；参见http://www.*****.com/?60/144.html。
96. 杰罗姆·S·布鲁纳和利奥·波斯特曼，“关于不协调的知觉：一种范式”，《人格杂志》，1949年，第18卷，第206~223页。
97. 关于收集和阐释信息的不同方法，我们有一种经典的哲学治疗，参见C·韦斯特·查施曼，《查询系统的设计》（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1）。
98. 保罗·J·H·休梅克，“情景规划：一种战略思维的工具”，《斯隆管理评论》（1995年冬），第25~40页。要想了解有关实践应用的情景规划书籍，参见P·施瓦兹，《长远观点的艺术》（纽约：双日出版社，1991）；凯斯·万·德·黑伊登，《情景：战略对话的艺术》（纽约：约翰·威利出版公司，1996）；吉尔·林兰，《情景规划》（纽约：约翰·威利出版公司，1998）；利亚姆·费伊和罗伯特·兰德尔（编），《从未来中学习》（纽约：约翰·威利出版公司，1998）；保罗·J·H·休梅克，《从不确定性中营利》（纽约：自由出版社，2001）。
99. 关于细节，参见保罗·J·H·休梅克和G·S·戴，“如何理解弱信号”，《麻省–斯隆管理评论》第50卷，第3期（2009年春）：第81~89页。
100. 这次偶然发现是汉斯·维姆博士告诉我的，他当时是欧加农国际的主席，而该机构是阿克苏–诺贝尔的一部分。自那时起，先灵葆雅公司收购了欧加农。制药行业充满了这样的偶然发现，从青霉素到万艾可，都记录在默顿·A·迈耶斯所写的《愉快的巧合》（纽约：拱廊出版公司，2007）中。
101. 参见http://www.*****.com/?quotes/quotes/v/vincent-van389704.html。
102. 参见http://www.*****.com/?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103. 亚历山大·蒲柏，“论批评”。
104. 参见http://www.*****.com/?showthread.php?t=111147。
105. 要了解其他从错误中学习的商业实例，参见约翰·C·麦克斯维尔，《转败为胜：让错误成为成功的垫脚石》（纽约：托马斯纳尔逊出版公司，2007）。
106. 引自《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4月的一篇访谈。整个问题致力于探讨失败在商业中的作用，并提供一些有力的例证，即聪明的CEO认识到，与成功相比，你可以从失败中学到更多。
107. 参见“从未上过一堂课的顶级职业选手”，http://www.*****.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730804576321120772595378.html。
108. 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蓝海战略：如何创造无竞争的市场空间而使竞争变得无关》（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5）。
109. 夏伦·贝格利，“物理学中的大错可以让球滚向重大发现”，《华尔街日报》，2004年9月3日。
110. 参见http://www.*****.com/?stories/2010/12/29/60minutes/main
7195058_page5.shtml。
111. 参见http://www.*****.com/?articles/improv_1.html。
112. 《演讲者的电子参考集》，汽配展览会软件，1994。
113.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纽约：古典书局，1990）。
114. 弗里茨·巴赫的讣告，《纽约时报》，2011年8月18日。
115. 这个故事在以下文献中都被提到：大卫·坦纳，《工商业界的总创造力》（艾奥瓦州得梅因：先进实用思维出版公司，1997）；查尔斯·W·普莱瑟，“利用错误促进创新”，《研究技术管理》第51卷，第2期（2008）。
116. 要了解详情，参见霍华德·莱福的《决策分析：在不确定的情境下作选择的导论演讲》（马萨诸塞州雷丁：艾迪生–韦斯利，1968），保罗·克雷恩多佛，霍华德·昆鲁斯和保罗·J·H·休梅克，《决策科学：一种整合性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拉尔夫·基尼，《以价值为中心的思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
117. 哈里·马科维茨，《投资组合选择：高效的多元化投资》（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59），http://www.*****.com/?P/cm/m16/index.htm。
118. 具体来讲，哈里·马科维茨因发展了投资组合选择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威廉·夏普是因为对金融资产价格形成理论的贡献，即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莫顿·米勒则是因为对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础贡献。
119. 从那以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背后的假设就受到了概念和经验两方面的挑战。结果是，融资模式得到了扩展和修正；参见格雷戈里·康纳、丽莎·戈德堡和罗伯特·克拉辛克，《投资组合风险分析》（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