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被彻底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定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这些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拒不执行维新措施，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达。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六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
在“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她命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驻天津，董福祥的甘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儿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乱、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抓捕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并将他们斩于北京菜市口，这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9月21日慈禧重新执政，变法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失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继续大举进攻，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无力应付，但又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兼同道者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持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搬倒慈禧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
因忧郁过度，光绪于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因此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不过是由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怎样应对危难，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弱点。
中国历代的改革，都是由封建皇帝用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的。纵观光绪的改革，实在只是一场儿戏，就像前面说过的一样，那是大人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让你过一会儿家家，等你弄脏手脸，弄乱东西，大人再找茬儿收拾你，让你知道当初你就不该过家家。这种比喻虽俗，却极为贴切：大人被社会污染禁锢的心灵把儿童天真美好的幻想给扼杀了，只因他们比儿童有力气！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还不是没有好的下场！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无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也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如果仅仅从运作方式来看，“百日维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改”而不“革”，即没有“革”慈禧太后的“命”，没有掌握实权。但从中国漫长的发展史来看，“革”了之后就能“改”好吗？这似乎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参见《清吏稿》等）
13.开国与固权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容易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于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推翻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大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起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红巾军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渡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只是统一了各个部落，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其原因很简单：一、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作猛烈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二、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三、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其二是后继者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弯路；其三是后继的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炼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取得王权，开国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
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朱元璋兴蓝党和胡党大狱，杀人数万，开国功臣诛戮殆尽，确实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但他费尽心机，却无法避免骨肉相残。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终于夺了建文帝的权，对亲族诛戮之残酷，可谓史无前例。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将皇位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有做过不少这样尝试的，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夙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第一，改革官制。
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第二，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
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