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臭子听见枪栓响才睁开了眼。这些年她见过各式各样的枪，听过各式各样的枪栓响。她想：这撸子强，准是个德国造。
小臭子睁开眼，心里说，我一猜一个准儿。她看见国的德国撸子正对着她的脑袋。
小臭子一睖睁，说：“哟哈！可别瞎闹，万一走了火我就没命了。死也不能死在这儿，你看我这样儿。”
国往小臭子身上看，小臭子身上头上滚着细土，尽管她身子底下铺着她的衣裳，头枕着她的包袱。
国的枪还冲她比画。
小臭子说：“怎么还闹？我就见不得这个。”
国说：“今天就是让你见见。这枪和枪子儿都是德国造，没有臭子儿，我不用勾第二下。”
小臭子发现国的脸色不同往常，铁青、瘆人。她猛地坐起来从身子底下拽出布衫就捂胸口。
国说：“不用捂了，快穿衣裳吧，穿好衣裳再解决你。本来我要带你到敌工部听审的，算啦，不带你走了，回去我就说你想跑，你得穿着衣裳跑。跑，莫非还能光着？”
小臭子哆嗦着手提裤子、系扣儿。她系不准，说：“天呀，你这是怎么啦？不是刚才还好好的，把你好成那样儿！”
国说：“不用提刚才了，还是快把你那扣儿系上吧。”
小臭子到底也没把扣儿系准，跪着就去搂国的腿。国向后退了几步，闪开了小臭子。他瞄准小臭子的头，手指抠了一下扳机，勃朗宁只在国手里轻微震动了一下，像没出声儿，漫地里不拢音。可小臭子却瘫在了当地，有血从太阳穴向外冒。
眼下上级有规定，敌工人员办案，遇到以下三种情况可将办案对象就地枪决：拒捕，逃跑，赖着不走。
国在花垄里躺到太阳下山才走出花地，走下交通沟。
这天老有在地里锄高粱，看见国和小臭子进了花地半天不出来，就躲在高粱地里一个人纳闷儿。不知为什么，花地里什么动静他都听清了，唯独没有听见枪响。
天擦黑儿，他看见国一个人闪出花地下了交通沟，便去花垄里找小臭子。
有灯笼大的一团青光从花垄里飘出来，在花尖上转悠。老有头发一竖，心想：“灯笼鬼儿，头一次见，先前他哥明喜净跟他讲。后来明喜死了，死于‘虎烈拉’[虎烈拉：瘟疫。]”。
老有和……
大约四十五年后。夏季的一天，老有上了火车。他找到了他的包厢，他的铺位。
这包厢里数他上车最晚。他看了一下手表，可不，再过一刻钟就要开车了。他想起行前老伴和女儿送他出门的情景，她们轮番往他的箱子里、旅行袋里装衣物，生嫌他带的衣服少。老伴说，海边早晚凉，去年她去疗养，患了感冒不得不提前回来。老伴说着海边，他的大龄小女儿又往他箱子里塞了一条尼龙短裤，说是刚从个体户摊上给他买的。葱绿底儿，印着黑条纹，条纹上还有十字花点。老有想：多余，莫非我还能下海游泳？又这么花哨。可他还是夸了女儿的周到，心想如今说话都得有保留，女儿和游泳裤也不能例外。一句话说不对付，女儿也许就会冲他使性子。老有夸了女儿的周到，又夸了这游泳裤的花色。
衣物总算打点停当，老伴和女儿又要送他去车站。老有拦住了她们，他愿意保持晚节：自己的车自己坐，家里正厅级就他一个人。
老有离休了，要到一个海滨城市去度假。
目前老有自有别的名字，老伴和女儿都不知他曾经叫过老有。当年他脱产后先在区里当教育助理，抗战胜利后调县教育科当督学。解放初，他不顾近三十岁的年纪又进省城插班上了速成中学，然后还考上了医学院，毕业时只在实习中接触了临床，便留校当了政工干部。先是团委书记，再是系总支书记，离休前是院党委书记。老同志跟老有开玩笑，说他老干部、知识分子全占了，老有说他一辈子就盼拿手术刀，可惜只拉过俩疖子。
软卧的行李龛上已放满东西，老有把一个不大的箱子和旅行袋塞到铺位底下，只在洁白的小桌上留些零星，老有是下铺。
老有放好东西，腾出眼睛打量了一下包厢里的旅客：对面是一位比他年龄还大的男人，上铺是两位妇女。老有这代人习惯称女同志，不管年龄、职业一律称女同志。现在她们一字排开却坐在老有的铺位上。
车刚开，对面的旅客便把自己的旅行杯伸向桌下的气压水瓶，老有也忙把茶杯伸过去“排队”。排队的观念原来总使人变得计较。老有往茶杯里注满水，又打量对面的旅客。对面已把腿伸上床铺，脚上是一双灰尼龙袜，铺前是一双老式皮凉鞋。老有穿凉鞋却不穿袜子，女儿说这倒文明，穿尼龙袜子倒“土”。
两位女同志也光脚穿凉鞋，她们把脚从凉鞋里褪出来再踩上去。老有一时看不准她们的年龄，便想：如今的女同志看不出年龄的居多，又有染发剂。那东西尽管破坏头发的蛋白质，也经常脱销。
老有伸手胡噜一下自己的头发，他的头发是本色，花白，但不秃顶。
对面的旅客秃顶。
没人说话，只有广播，有人唱《三百六十五里路》。
对面的旅客正喝茶，茶叶在杯子里一片一片地下沉。是好茶，新龙井。老有也喝茶。他也有龙井。老有不吸烟不喝酒，喝龙井。如今的“梅特”虽然涨到一斤一百元，可他喝。
两位女同志不喝茶，她们看衣服，看新买的衣服，一位从尼龙袋里抽出一件给另一位看。这是一件分不清男女的衬衫，白底细黄条。她们把它展开在并着的四条腿上，看得仔细，连个扣子、针脚都不放过。看一阵，又分析起缀在领子下的商标，一位念着“百分之百考特恩（Cotton）”说：“纯棉，百分之百的棉啊，好不容易抢到手。”
老有也常听女儿说百分之百纯棉什么的。他下意识拽拽自己的衬衫，一件白特丽灵，便觉出有些背时。莫非尼龙时代已过去？虽然中国的尼龙时代比国外晚了二十年。
“考特恩”，棉。纯棉。纯棉不就是百分之百的棉花吗？棉花——花。
纯的花。
一位女同志又举起一件连衣裙开始辨认。这裙子没商标，两人便有所争论。这位说是纯棉，那位说是混纺，她们都用自己的经验说服着对方，还显出些激动。这争论也吸引了老有，他说：“对不起，我能看看吗？”
一位立刻把老有当熟人似的说：“您说，这是不是纯棉？”
老有拽过那裙子，两手摩挲一阵说：“不见得是。”
一位说：“看来您很内行，一定是这方面专家。是服装专家？”
老有说：“不是，我只认识棉花。”
一位说：“您经营棉花？”
老有说：“不，目前我离棉花很远，可我懂，我小时候种过花。对，我们那个地方管棉花叫花。”
火车正经过一个小镇，闪过一家紧贴铁路的轧花厂。在一带红砖墙内，子棉垛成了垛，像楼房。老有指着那花垛说：“棉花垛，洋花。噢，过去人们管美棉叫洋花，好品种。现在有许多新品种，我想都应该属洋花。你们再看那近处的花地，也是洋花。”
一片棉花地从窗外闪过，棉花正放铃，淡藕荷的花铃，温馨着大地和列车。
两位女同志听老有说花，却没显出多大兴致。她们把展开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收起来。
对面的旅客在喝茶，老有在喝茶。老有和对面旅客的目光相遇，发现那人赤红脸，短脖子，刷子眉总是一挑一挑。他喝口茶放下茶杯，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头捡出两个药瓶摆上小桌，却并不吃。
老有想，好面熟。熟。那时候我脱产他调分区；我进城，听说他南下。四十多年为什么连做梦都没梦见过，今天却喝起了一个壶里的水。现在是认他还是躲他？躲吧，对，躲。老有拿起一张随身带的小报半遮半掩地看，看不见报上的大块文章，却盯住了报缝里一则寻人启事：“某男，戴旧军帽，离家七日不归……”那么得找，不能躲。找就得引他说话，一说话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说说花，拿花引他。
老有对身边的女同志说：“现在许多花种都失传了。我们那地方的花分三种，除了洋花还有笨花和紫花。”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在研究药瓶上的字。
老有说：“那紫花也并非是紫，是土黄，先前我们那地方的人都穿。”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还在分析药瓶，对瓶上的字读得仔细、认真。
老有说：“那笨花是本地种，绒短，产量低，只能絮被褥。”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放下药瓶哪儿也不看，摘下花镜散着眼光呆起来。
老有又对女同志说：“我给你们唱个歌吧，也是关于棉花的。那时候日本人强迫种棉，抗日政府抵制，这歌是青抗联教的：棉花子，两头尖，城里的公事往外传……”
老有只唱了两句就扭脸看对面，对面的眼光更散，像不知有人唱歌。
女同志倒笑起来。一位说：“没想到你还会唱歌，有个通俗歌曲就是这个调儿。一定是根据这首歌改编的。”她们开始往上铺爬，要睡觉。上铺一阵窸窣，包厢里静下来。
火车停了一站，又走。
已是晚上，包厢里有广播说火车要经过一个大站。这广播却招呼起对面开始收拾东西了。这是老有没料到的，他原以为对面也在终点下车。
对面的收拾也带动起老有。
车停了，对面的出了包厢下了车，老有也出了包厢下了车。
站台上早有人接过了对面手里的东西，几个人簇拥着他往前走。
老有在后边走，只觉得那人的脖子更短了。他想，你也有七十出头了吧。
出了站，有人殷勤地为那人打开一辆“尼桑”的车门。
老有上了一辆“TAXI”。
尼桑在一所独门独院的旧洋房前停下。
老有也停在这洋房百米以外。
那人进了门，楼上一个大窗子亮了，传出些欢欣的人声，分明是一个大家庭的欢欣。
老有看了一阵听了一阵，就像刚发现眼前有房子，身后有树，脚下是柏油路。这使他终归想起了自己。我这是在哪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梦游一股。莫不是在寻人？寻谁，一个老熟人？一个老同志？一个老……他就一准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他忽然想起百舍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是的吧。四十多年为什么没想起这人、这话。
现在老有去哪儿？回车站，去度假。
他身旁闪过许多灯。无论如何他是见过灯笼鬼儿的。那天黄昏，鬼在花尖上狠飘了一阵子。后来鬼走了，老有才走进花地。他看见小臭子身下有几棵青花柴，湛绿的花桃硌着她的肉。
老有往车站走，身旁闪过许多灯。他想这分明是灯，只能是灯。为什么非要有青花柴、绿花桃，还有赤红脸、短脖子什么的不可。一切都是因了火车上那个“考特恩”，百分之百的“考特恩”。
对面那人的个子也许并不矮，进轿车时，老有分明看见他深深地弯了一下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