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我望着他那虽然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想绿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汉一脸连鬓胡子，绿林也有如我丈夫这般小巧玲珑之人。他身上流着绿林的血，这或许是他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达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中还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仅我丈夫的一只百宝箱和他们家地下室那几摞永远拿不出手的军装，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这些陈年的隐秘似乎冲淡了我在五岁的那个犯罪事实，和他们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个下午的失手（我开始有意把我向陈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当真那么沉重那么真实么？我当真向一个同班男生的后背伸出过手么？
我想念我的丈夫，为了他向我暴露的这一切。从前我们做爱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现如今我慢慢学会了放松自己。我欣赏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悦；我欣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体，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身子下边我感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子，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眼热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频繁地在我身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们俩一有时间就做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应该待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树，一棵不能开花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爱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物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感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美国去世，他便去了美国继承了一点儿遗产，成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美籍华人陈先生。陈先生近期抵达这个城市，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怀旧，伤感，炫耀，多种情绪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儿园附近买下一块地，兴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园。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气地对笔者），当年就因为一个孩子死于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剥夺了全市儿童打滑梯的乐趣。与其说这是为了安全，不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维。陈先生懂得让历史进步，他不仅要在水上公园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蜗牛形的、波浪形的，他还知道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它们的安全性能，这就是进步，你说对不对（笔者不置可否）？也许你不便于表态，那么我接着说。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水上公园，那是他对爱子陈非的一种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出口：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园比别处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六点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出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三十多年前一个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无以拿出对这孩子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露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美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三十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爱子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肉跳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道，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我对韩桂心说，你听清你这段话的主题了吧，删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题这主题只有一个：说出往事以换取你的怀孕。韩桂心冲我怔了一怔，接着她说：“你在研究我。”我说是啊，你不是正希望这样么？韩桂心说她不反对我研究她，但是我总结的主题未免太尖刻太冷酷，无论如何这里还有忏悔的成分。是忏悔就需要勇气，时间是次要的，无论事隔三十年，四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敢于忏悔本身就是勇气。我对韩桂心说你指望我赞颂你的勇气么？你错了。我们再假设一下，假设你婚后顺利怀了孕生了孩子，你的丈夫也没有对你失掉兴趣，你还会有这种忏悔的欲望么？无论如何你的全部录音给我一种这样的印象：四十年前陈非的死抚平了你的嫉妒心；四十年后陈非的父亲却得承担你的不怀孕。韩桂心马上以一种跋扈的，一种暴发户惯有的比较粗蛮的口气对我说，你尽可以随便研究我质问我，我不在乎。我还可以替你补充：除了怀孕，我还要引人注目，特别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从小、从上幼儿园就有的那种愿望。弄死一个人和承认弄死这个人都是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难道不觉得这件事有其独到的新闻价值么，你难道不愿告之你那些报界的朋友，叫他们在各自的版面抢发一条这样的新闻么，我连题目都替他们想好了——当然，在你面前这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不过我还是想说出来，这条新闻的标题就叫：
“四十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四十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
韩桂心虚拟的小报新闻标题趣味不高，但正合那么一种档次，使我一下子游离了事件本身，想着这女人若是朝这类新闻记者的方向努努力，倒说不定是有发展的呢。标题中“本市男童”、“大款之妻”和“滑梯坠死”、“墓园深处”这类的词很有可能对市民读者产生招引的吊胃口的效果。
啊，这真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时代，连忏悔都可以随时变成噱头。
韩桂心见我不置可否，就说我肯定是在心里嘲笑她。我说没有，我说我可以答应她，介绍本市那张名叫《暮鼓》的晚报记者采访她。我说着，心里已经想要躲开韩桂心这个人和她的事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自己挺无聊。韩桂心说：“那么我们约好，明天下午三点钟还在这里怎么样？明天中午陈先生和我丈夫有一个工作午餐，我丈夫邀请了我出席。我会在这个工作午餐上向陈先生宣布陈非之死的真相，然后我赶到陵园会见《暮鼓》的记者。”我说这又何必呢，邀请记者一起吃饭不就得了。他可以旁听，你也可以少跑路。韩桂心马上反对说：“商人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记者怎么可以旁听。”我说那你可以在午餐之后约记者去找你。韩桂心说她就选定了烈士陵园。她说：“你忘了我拟定的那个标题了么——四十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四十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叙述这件事我追求一种氛围，墓园深处就是我最理想的氛围。你不是也喜欢这儿的氛围么，你不喜欢你为什么总到这儿来？”我对韩桂心说我的确喜欢这儿，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有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新芽了你没看见么，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奶头，对，婴儿的小奶头……韩桂心打断我说：“我更喜欢坐在墓园里的你——我要请你和记者一块儿来，你做见证人。你一出场，这事的新闻价值就变得更加不言而喻了。”我告诉韩桂心我已经没有再同她见面的必要，韩桂心说她要想找我就能找得到，她还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天黑得更厉害了，我和韩桂心已经看不清彼此的脸。黑天和我眼前她那张不清不楚的脸使她刚才那番话更有了几分威胁的含意。我试着怜悯她，试着在心里承认这一切并不纯粹是无聊。我还想起了她的母亲，那位陷进棉被不能自拔的张美方女士……分手时我答应韩桂心，明天下午三点钟和《暮鼓》的记者一起在烈士陵园和她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