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本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具体讲就是，政策制定者、战略家、政治家以及公众的基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倾向。中美政治文化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并非绝对冲突、对立，二者也有许多相近和一致之处，有很强的相融性，即可以互相调和或融合。这种相融性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交流和相互了解，进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的开放性、趋同的基本价值观和相近的思维方式。
（一）文化的开放性。
中美政治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应，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多数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就拿近现代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中国人是从来不拒绝的。当然，美国也是高度开放的。能将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这本身就是美国开放性的体现。正是因为开放，中美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并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是这样。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亚洲、非洲文化，进入美国后，都被融入了美国文化中。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中美两国人员往来之频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交往和沟通大大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利益分歧客观审视。
（二）趋同的基本价值观。
中美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支撑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却是非常接近甚至是趋同的。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已。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80多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边区政府”就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其民主程度远高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战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发展前景的构想，里面充满了民主的思想。他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很有“多党制”的味道。只可惜，国民党容纳不下共产党，一心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使得毛泽东的设想未能实现。
如果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距，要比中美同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体系之间的差距小得多。比如拿中国和美国分别同伊斯兰国家相比，可以发现，这两国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两国之间的差距。
（三）相近的思维方式。
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办，而不搞纯推理。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 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中国在遭受各种内忧外患后仍保持统一并重新崛起，如果没有务实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学者霍尔和埃姆斯曾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务实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者和公众客观认识对方在当今国际政治及本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意义。
<库普钱谈中美外交政策指导思想>
问：除了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外，还什么重要因素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就美国方面来说，对华政策部分地依赖美国政治的变化，谁来执政。举个例子，新保守主义对非民主的中国会更严厉。不过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趋向于占优势：到头来，实用主义将胜过理想主义。在中国一方也是如此。有人说中美两国都很意识形态化，但我的感觉是，中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将在双方获胜。
<江忆恩谈中国和平崛起与战略文化>
问：您对中国的战略文化很有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会有很大影响吗？
答：这里有几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是否实际上崛起了。按常规，中国正在崛起。从理论上说，崛起并不是个好定义。那是个科学词语。崛起意味着坏事情，意味着威胁。但我想，一般人认为充满活力的崛起的中国，是指同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通过缩小美中之间的力量差距，中国正成为另一个大国。如果你只看军事实力，差距并未缩小，而是拉大。美国军事力量，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组织、学说、活动空间、电子化来看，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在增大。如果你看GDP，在百分率上，相对差距在缩小。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差距在缩小。但是绝对GDP差距在增大，因为美国的GDP遥遥领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软实力？中国正努力向世界输出或推进什么样的全球规范的前景，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正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在上升。在东南亚，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中国的影响在上升。所以，取决于你用什么指标。人们可以从现实主义的看法得出结论，中国并未真正崛起。如果你认为中国正崛起，也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中国尚未崛起。对崛起的含义，美国人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美国，崛起有两个含义。就学术词汇来说，崛起意味着中国是否加入了国际社会。就权力词汇来说，它被简单化为中国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正在增长威胁美国利益的能力。就国内来说，美国人同意中国是一个增长的大国。有些人在谈崛起时，其含义与“复兴”相近，即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更富有。
关于战略文化，它不是指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那种文化。它是很窄的概念。首先它涉及安全中的领导权理论，即怎样取得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安全是依靠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还是多边主义，是依靠军队，还是盟友，还是依靠核威胁。只要某种安全理论是不被疑问的，是被高层领导人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确信的，它就可被称作战略文化。也可称作战略意识形态。
目前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意识形态正在变化。我是指有一个有趣的变迁过程，从19世纪的传统中走出来。那是简单的安全理论，可称为，通过增加你的军事实力，减弱潜在威胁的军事实力来最大化你的国家的安全。这样的安全理论和战略文化在中国仍然存在。但是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全理论或意识形态，强调多边主义。这种理论认识到，崛起的中国将面对安全困境。换句话说，认识到中国自己的安全政策中可能有相反效应，可能对中国的安全产生消极影响。所谓“新思维”目前在中国出现。它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战略文化。这些人主张，向美国送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实力的上升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如果这些人掌了权，你会期望中国发送信号：它接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不反对美国的双边联盟，支持在这一地区的热点问题上，在朝鲜、南中国海，可能还有台湾，采用多边方式解决问题。这种信号将使美国确信，崛起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将减弱对之的担忧。
<黎安友谈未来的大国关系>
问：怎样看大国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美英未发生冲突，是因为有共同的对手。也许将来只乘下中美两个大国，没有其他可促使双方合作的第三力量了？
答：为什么国际政治的规则不能调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过去从未有过。我们有全球化问题、国际人权问题、联合国问题、第三波民主化问题。国际社会有很多新的条件。有人说，国家将不那么重要，它们更加相互依赖。
问：有些人认为，美国与英国有很多共同点，相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但是中美之间差异很大。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中美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有很密切的关系，共同的战略现实主义观念，共同的战略文化。感谢全球化，中国同美国有高密度的交流，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有许多交流渠道。你在用英语同我谈话，我们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旅游者，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我有一个学生目前正在中国教书。在18和19世纪时，英国和美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在21世纪，中国和美国在分享全球化。那是相同文化的新版本。
问：但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和德国也有许多共同点，相同的宗教、相近的文化，但是它们却打了两场仗。
答：我认为，中国同美国发生冲突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对美国来说，出现一位美国总统，决定对中国采取敌对立场，这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布什不这样做——他是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就不会有哪位总统比布什更倾向于选择转向反对中国。民主党将不会比布什更反华。对共和党来说，布什是党的右翼。
<苏葆立谈政治文化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我希望我们能够使双边关系顺利发展，但是你知道我是现实主义者。我发现中国国内政策很有趣，很复杂，极其重要。很多时间来，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在理论与国内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堵大墙。中国外交政策总是很有连续性，很稳定，很有可预见性。战略方向是明确的。在毛泽东时期，那是对的。但是在过去20年，我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就像美国的国内政策一样，对其对外政策有重要影响。我的结论是，除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进展，否则美中的合作肯定受限制。这个制度自己在改进和变化。在开放和稳定上，它与美国的制度有点一致性。所以那是某种关键性问题。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乐观态度。它已有很多变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很保守的，你知道，它不仅深深扎根于共产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扎根于中国政治文化。
结束语 以“太极”克“拳击”：中国对美战略畅想
中美关系是一对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两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处于主动的一方，而中国则处于相对被动的一方。也就是说，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而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美国战略界的辩论情况来看，出现较大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国出于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会尽最大努力维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
从发展态势来看，促使美国对华战略转向遏制或合作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两方面因素的消长情况。概括地说，促进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成份增长的因素都能较直接地发挥作用，有些还是很紧迫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促进美国对华战略中合作成份增长的因素多是软性的、间接的，但却是更宏观，能更长久发挥作用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成份将趋于增长，但有限度；美国对华战略将由目前“合作加遏制”向“遏制加合作”的方向转变；中美关系不会好于目前的状况和20世纪70-80年代，甚至不会好于90年代，但也不会坏于50-60年代。
当然，作为双边关系中的一方，中国在中美关系发展上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中国对美战略和政策也会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产生反作用，进而影响中美关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崛起，这是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但是在当今世界，中国崛起不可能不对外部世界带来影响，因此也不可能不受外部世界的关注，甚至是疑虑、担忧、抵制、反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既可能转化成中国崛起的促进因素，也可能构成制约因素。就国家行为体来讲，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美国作为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和态度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美国的战略文化和思维来看，美国绝对不愿意世界上出现一个能挑战其世界地位甚至威胁其安全的另一个大国出现。问题是，在“一超多强”的当今世界，谁最有可能先成为这样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要有两个要件：一是有挑战和威胁美国的实力；二是有挑战和威胁美国的意愿。根据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思维，中国是最有可能同时最先具备这两个要件的国家。而中国要想消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就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培育、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信任感。
<布莱尔谈国家决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关键环节是什么？
答：我认为，对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东西是存在于两国内部的旧思维，美国把中国看成威胁，中国把美国看成威胁。如果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看成威胁，那么另一个国家肯定会用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这是恶性循环。所以，将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两国的决策。我认为，在低层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作用，在军事、文化、旅游等方面，总体上讲，关系是积极的，有相互促进。问题是两国领导层的政策如何。我认为，美国正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全球恐怖主义对两国认知双方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们应当一起努力，实现这些利益，要把这些利益看成一个整体。
首先，要让美国人明白，中国的崛起是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同美国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不是几十年内能消除的。仅就经济实力来讲，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仅相当于美国的1/10至1/8，即使按照现有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发展速度，而且中国又能顺利地实现发展战略，要经30至5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现有的水平，而美国的经济绝对不会止步不前，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还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因素。至于综合实力的其他方面，中国要赶超美国，恐怕更为困难。美国在1895年经济总量就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但是美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直接参与列强间的角逐，成为海上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从英国手中和平地接过“世界霸主”的席位。中国并没有美国那样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如果按传统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将来能够赶超美国，那要比当年美国赶超英国需要更长的时间。客观地讲，在“一超多强”中，中国要想超越其他诸强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考虑到欧洲现有的基础和发展条件以及政治一体化的前景，中国成为世界综合实力的“第二”，甚至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其次，还要让美国人清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理性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渴望实现现代化，渴望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但是中国人已经认为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走和平崛起之路。非和平的崛起道路在过去行不通，现在也行不通，将来更行不通。通过对抗、扩张而实现崛起，只能是死路一条，那是导致民族衰败、毁灭之路。中国领导人早就一再申明，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这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中国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观，“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 美国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学习的对象，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可借重的力量。改革开放的中国，无意威胁美国的安全。
最后，还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虽然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奉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争议和分歧，但是中国不要同美国搞对抗。对双方之间的争议和分歧，中国寻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大局出发，将争议和分歧搁置起来，待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再来解决。同时，中国会积极努力地工作，为解决争议和分歧创造条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麦克尔·史文谈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
问：您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是趋于走向对抗，还是更加合作？
答：一方面有若干问题会打破中美关系的稳定。台湾是第一个。台湾问题随时有可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不大可能在至少20年内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它的能力还不够。需要分析的新因素是所谓的“9·11”和与之相关的某些因素。双方需要努力促进合作力量，降低台湾问题破坏形势稳定的危险。
除了“9·11”外，中美间还有巨大的经济纽带。中国对美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来源有更大的依赖。中国对台湾的优势正在增长。由于经济联系、由于台湾存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由于中国的自信和在亚洲影响在增长，许多国家都要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它们不会为了台湾而卷入冲突。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想我们将有更强壮的促进因素，在未来有合作，谁知道多长时间，10年，15年。但与此同时，肯定有些问题会导致困难和麻烦。
我们不十分了解，中国或者美国，在怀疑或坚持在两个问题的合作上会走多远。一个台湾问题，另一个是北朝鲜问题。对后一个问题，我想，美国和中国的底线是控制形势，保持无核。双方可能会产生大的分歧。特别是在为了可进入的核查和监视而对北朝鲜实行制裁问题上。我想，中国政府不想用强制手段来对付北朝鲜。美国政府正努力同北京协调政策，以便在保持对北朝鲜的压力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许在这里中国不愿走得太远。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危机在北朝鲜出现，你可能看到两国关系的全面毁坏。
<葛莱仪谈塑造中美关系>
问：您如何评估中美关系的前景？应该怎样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答：中美关系中仍有不确定因素，未来中美关系需要塑造。
一是中国的国内局势。中国是否开始从事政治改革？它是否向更民主的方向迈进？或者是这个进程很慢。如果美国看到中国在往这个方向走，会给予支持，会帮助稳住双边关系。如果发生类似1989年6月那样的事件，或某种小一点的事件，就会使关系严重倒退。那是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怎么变？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行为。比如不扩散问题。中国是否在防止WMD扩散上努力承担更大的责任。再比如WTO。在经济领域履行WTO的义务上，中国是否努力合作。在地区范围和全球范围，中国怎样作为？在联合国，中国的行为是支持我们的利益，还是反对我们的利益。如果你看最近，比如像阿富汗事务，中国是合作的，至少没有挑战美国，没有让自己成为美国实现其全球安全目标的障碍。这是美国政府欢迎的。但是当中国变得更强大后，是否能继续这样做。如果中国强大后从事的政策是在破坏美国在国际秩序的目标，我们就会有麻烦。
第三个是台湾问题。虽然中美在其他许多方面合作得很好，但台湾仍会引起危机。部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控制台湾干什么。台湾可能引发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麻烦。
所以有许多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反恐战争结束还是继续。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应着重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妥善解决台湾问题，避免中美直接对抗。在近期内，能够引起中美走向直接对抗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运用一切手段阻止台湾独立，并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同美国的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应该看到，美国目前的对台政策还是以“维持现状”为优先选择，不愿意看到台海局势动荡。这是可为我所用的因素。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共同点的。在阻止台湾独立上，中美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中国对美国的作用又不能期望过高。台湾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还是发展海峡两岸关系，能否实现和平统一，关键在于争取台湾民心。同时，两岸关系发展了，也就消除了中美走向对抗的重要诱因。
<付高义谈台湾问题前景>
问：现在人们都很关注台海两岸的局势，担心会恶化下去。您怎样评估台海局势的前景？
答：台海形势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两岸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台湾对大陆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增强，这有利于推进统一。但是，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是个严峻问题。
中国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止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是对的，否则台湾人更认为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了，对中国更没有认同感了。
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台湾分裂势力搞冒险，挑战现状，大陆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台湾挑战现状，正式宣布独立，大陆方面不应动武。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尽保护台湾的义务。到那时，政府很难顶住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无论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亲台势力在美国影响很大。从50年代开始，台湾就在美国培植、经营亲台势力，很成功。相比之下，大陆这方面的工作差得多。当然，最近有所改善。
如果台湾挑战现状，大陆应同美国协调行动，可在取得美国谅解的前提下，对台湾实行经济制裁，或用什么办法影响台湾的股市，让台湾人感受到来自大陆的压力。但不必直接动用武力。
<谢淑丽谈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如何评估台湾问题的前景？
答：我相信北京的政策是明智的、更务实的。我相信这种政策会继续下去。我认为，同台北展开政治对话更符合北京的利益，只是经济上的往来还不够。就政治对话来说，北京应考虑台湾人民的一些诉求，比如过现在过着的宽裕的生活，重新进入一些国际组织。北京应尊重他们的一些意愿。换句话说，要向他们承诺一些东西。我想进行这样的谈判是可能的。甚至可能达成某种结果。中国可以更灵活一些。
问：中国能否实现和平统一？
答：中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很可能在形式上是很松散的，很可能像欧洲。北京应该认识到，台湾已经拥有“主权”长达半个世纪。他们有政治上“主权”，你们应该与他们的政府打交道，即与中华民国政府打交道。我想应该与之在政治上对话。
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喜欢看到中国和平统一，比如南希·塔克在一篇文章中就谈了这种观点，我不同意她的观点。中国和平统一并未对美国构成主要的安全危险。美国不愿被迫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是危险的。更强大的中国是可能在掌控之中的。美国还是会有足够的安全。可以这样想，中国分裂还是统一会使美国更安全？我认为，中国与台湾实现某种松散形式的统一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统一形式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
问：如果台湾当局挑战两岸现状，搞渐进台独，中国怎样应对？
答：除非别国承认，否则陈水扁宣布台独也没有意义。对护照问题，中国可以感到很放松，不必担心。主权上独立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应着眼于长远考虑，不要担心台湾方面的一点小动作。那样确实会使形势变得更好。我想北京可以给台湾一种很有信誉承诺。坦率地讲，北京应该开启同陈水扁的对话，没有先决条件。“一个中国”，好像是咒语。将之作为先决条件不会有好的影响。北京应该说，让我们对话，无先决条件。
<李侃如谈解决台湾问题新思维>
问：您认为两岸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答：我认为，首先，解决台湾问题要有新思维。
目前海峡两岸都坚持对台湾拥有“绝对主权”，这是使台湾问题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应放弃“绝对主权”的传统观念。美国的联邦与州就分享着各州的主权。联邦总统和州长们在就职时都宣誓要维护他所管辖领土的主权，实际上双方要维护的主权都是相对的。两岸将来也可以分享“中国”和“台湾”的主权。
<付士卓谈发展两岸关系>
问：您认为海峡两岸应该如何避免走向冲突？
答：要缓解两岸政治关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实现三通，互相承认学历等等。
在发展两岸关系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制定新的政策。
<伊维德谈两岸关系发展>
问：您怎样看两岸关系状况及发展前景？
答：就台湾方面讲，陈水扁以极微弱多数胜选，而且公投失败，这会促使他更小心地处理两岸关系及同美国的关系。
美国方面虽然不喜欢陈，但必须接受现实。美国希望台海维持现状，它现在忙于反恐，不愿卷入台海战事。所以美国会继续配合中国大陆压制台独。不过，美仍会表态协防台湾。
中国大陆也不喜欢陈水扁，但也得接受现实。今后应同陈水扁接触、谈判。
台湾方面，无论哪个党上台，都不会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台湾主流民意不认同中国，这是台湾最基本的“岛情”。台湾人有一个观念，凡是台湾没有被大陆统治的时候，都是台湾发展、起步比较快的时候，如日本统治时期和1949年之后。这种民意，有历史的原因，有从李登辉到陈水扁的台独教育的原因，也有大陆方面一些做法的原因。大陆的“武吓”实际上起了疏远台湾民心作用。很多台湾人对“同胞”称谓非常反感。大陆将导弹对准台湾，即对准“同胞”。这是自相矛盾的。
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有新的思维，应摒弃传统的主权观念。欧洲在这方面就比较好。同一民族、文化、语言，可以有不同的主权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不能沿用19、20世纪的思维方式。
<容安澜谈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评估两岸关系的走势？中美两国应该怎样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合作？
答：关于台湾问题，中美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要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明天北京同意台湾可以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独立状态，美国人和台湾人都会高兴，但那不会发生。所以我的观点是，有些人很愚蠢，相信中华人共和国会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对台政策不应该有变化。在台湾的人不喜欢“一国两制”，他们反对“一国两制”。他们实际上是反对“两制”。陈水扁也把“一国”与“两制”混到一起，说一个国家就是意味着两种制度。所以我认为，北京需要有更大的弹性，在表述一个中国上应考虑新的方式。按现在的说法，只有一个在北京的中央权威，即使台湾拥有充分的自治，也是在北京的权威下面，这不会被台湾人接受。因为在台湾，“台湾人”的认同感在上升，他们不愿意从属于大陆，即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大陆政府。假设明天共产党离去了，有一个民主政府在大陆，我不认为台湾会要在那个权威之下。即使他们能够承认大陆是一大块，台湾是一小块这个事实，他们也不愿从属于它。
关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重要的是，当美国需要确保台湾不采取走向台独的举动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北京不喜欢陈水扁，不信任他，但是如果陈水扁连任，北京可能不得不面对他。不断重复“如果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没有对话”，不会有助于使局势由危险向好的方向转变。
<麦克法夸尔谈解决台湾问题>
问：您认为台湾问题会解决吗？出路在哪里？
答：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所谈论的，北京和台北同意有一个某种大的东西，可叫做“中国”。在大中国里，台湾的“中华民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作为独立的政府是平等的。如果中国同意那样，台湾也许会接受这种观念。
（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改革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而且要走中国自己的民主化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然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确实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中国不能迎合美国的要求，但是完全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积极推进政治改革。中国在民主上的进步，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会产生多重效应。一是有助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一方面有利于弱化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强化自由主义的影响。二是利于改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进而削弱美国政府制定、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的民意基础。三是有利于增强美国的西方盟友和那些实行民主宪政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一旦美国从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出发，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时，这些国家能够同情中国，不参加美国导演的“反华大合唱”。四是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打消“民主统一论”对台湾公众的影响，而且还有助于消除美国以保卫台湾民主为动因的对两岸事务的干预。总之，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会使美国外交中的“推进民主”牌在对华政策中失去效力。
<付高义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美关系>
问：您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会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吗？
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确实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许多美国人，包括决策层，都相信“民主和平论”，赞成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他们也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
问：但是，政治稳定对中国来说更重要，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矛盾。您怎样看？
确实如此。中国的民主化必须是渐进地推进，不能过激。许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越快越好。他们不了解，现今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控制住局势，有能力领导中国。
一些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有关民主的问题时有些偏面。比如对台湾选举的报道，只讲台湾实现了民主，而不讲台湾的黑金政治。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还是很不成熟的。
中国虽然需要渐进地实现民主化，但是目前确实有许多工作可做，在某些方面可以有所突破。比如，可以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搞直选的试点。这样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改变一些美国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
<付士卓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
问：我知道，您对中国政治很有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会影响中美关系吗？中国应该怎么办？
答：中国的民主化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如果实现民主化，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好得多。
还有，中国腐败问题严重，与民主建设有很大关系。
我理解中国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但是中国在民主建设上也应有新的步子。比如说，差额选举在1987年开始实行，到现在15年过去了，没有什么进步。“十六大”搞预选制，很让人不理解，预选的功能是什么？
（三）抑制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影响。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已经引起了一些美国战略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的对华战略调整。作为中国方面来讲，首先是在制定对美政策、处理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时，尽量避免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言词、呼声的影响。由于那些鼓噪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往往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帜，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容易迷惑人，容易引起那些只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但不了解国际事务的普通公众的呼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的极端言论又得到很好的发表阵地。所以，对互联网上的言论，对普通公众的呼声，要进行科学的甄别。更为重要的是要努力抑制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影响。要通过国家所掌控的宣传、舆论工具，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大力宣传科学的国际观，宣传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宣传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宣传中国要走和平崛起道路的理念，要让国人清楚，和平崛起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选择，也是必然选择，为此，中国必须同美国搞好关系，那些同美国针锋相对搞对抗的思想和言论，是误国害民的；二是要让国人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和两面性，美国虽然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但同希特勒德国、军事主义的日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美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上，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上，还是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
（四）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从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来看，成功者往往都是那些在初兴阶段避免与现存大国发生冲突的国家。美国虽然在紧盯着那些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在当今的“一超多强”格局中，美国眼中不只是一个国家。在“多强”中，中国的发展势头较好，所以更应该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主要体现在那些不易引起美国担忧的领域。
单纯从实力政治的角度讲，当今世界的战略格局很像一个山林，里面住着各种野兽，其中有一只老虎是山中王，那些小狼因惧怕老虎显得都比较老实，老虎也以这种虎威下的和平而自鸣得意；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时有个莽汉想当打虎英雄，向老虎发起挑战，会是什么情景和结局：一种可能是小狼们为了讨好老虎而攻击莽汉，结果是莽汉被小狼和老虎一起吃掉。一种可能是小狼们静观其变，见机行事：如果老虎占优势，小狼出来助虎；如果莽汉占优势，小狼们助莽汉；如果老虎和莽汉两败俱伤，小狼们就将两者都吃掉。可见，挑战山中王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胜算的概率远小于失败的概率。这种丛林法则恐怕是以往想通过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大国均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实力政治的角度看，“一超多强”格局很像是中国人喜欢玩的麻将牌局。这种牌局与两军对垒的桥牌不同，它是各为一方，互为对手。各方的目标都是使自己尽快和牌。为此，任何一个玩家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各家打出来的牌，即借重各方的力量；同时又要尽量防止别家吃牌或碰牌，因为别家和牌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和的机会，别家的赢就是自家的输。在防范别家时，最重要的是防庄家，因为庄家和牌，其他三家要输双倍；而庄家在防范时，也不能只防一家，而是同时关注其他三家，这三家都有可能破坏自己和牌的机会。在当今大国关系中，各国的核心目标都是在确保基本安全的基础上，尽快发展自己，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防范其他大国对自己利益的损害。而在发展自己上，其他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可借重的合作者。这就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伙伴关系，各方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争中求合作，合作又不排除竞争。
<麦克尔·史文谈中国新外交>
问：我发现许多美国学者在讨论中国的新外交，他们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外交上有许多新的做法。您怎样评价它？
答：关于中国新外交，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只是策略性的变化，基本方针仍是邓小平在80年代确立的。如果是重大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有很大的理由相信，中国在像不扩散、解决地区问题、不反对美国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事情上将更加合作。在这三个关键问题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感到更乐观，你会看到中国威胁论更少有人支持。中国在不扩散、地区稳定和美国在亚洲存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具体政策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五）加强中美两国思想库的交流。要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促使美国的战略家一道，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消极的破坏性作用。中美两国的战略家、政治家如何经营中美关系，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也会产生重要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建构”作用。如何减少磨擦、避免冲突、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培育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抑制、排除消极因素，是两国战略家所共同面临的任务。
美国对华战略之所以一直存在着“遏制”成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缺乏战略上的信任，而促使这种战略猜疑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美两国思想库之间缺少应有的交流。加强思想库之间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对华政策接触派的立场，扩大它们对美国公众和决策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弱化遏制派的立场，缩小它们的影响。
<基欧汉谈中美战略互信>
问：您认为，中美之间是否是缺少战略互信？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头看美苏之间的关系，一点战略互信也没有，直到80年代中期。没人相信任何人。美中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敌对的东西，我指的是军队。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确信他们在政治上控制着军队。记得1992或1993年的事件吗？苏联打下韩国的飞机。它从美国飞往韩国。那是个愚蠢的行动。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够真正对军队实行政治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两国军队互相认知也是非常可能的。
问：两国军方互信，会促进双边关系吗？
答：会帮助朝那个方向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在70年代曾在海上有过一些偶发事件。双方在海上离得非常近，并且都试图获取对方的情报。假设有一方攻击另一方，想看看对方的反应，那可能非常危险。对公共关系，最成功的是以色列。中国应当看看以色列。为什么以色列对美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并不只是犹太教国家的缘故。我并不赞成以色列的政策，但我非常赞成犹太教国家。以色列的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它将自己变成了民主国家。
<易明谈中美战略互信>
问：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两国有战略互信，因为有苏联因素。现在即使两国有反恐合作，但没有战略互信。您怎样看？
答：我认为，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理由。过去，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缺乏透明度。那是最大的理由。我还认为，国防部依赖五角大楼不穿制服的人，这些人相信中国威胁。所以这是真正的理由，为什么两国军事关系没有取得它应该取得的那么大进步。但是我认为，对那一点的指责是互相的。原因部分在于美国的现任领导，部分在于中国不愿把它的大门打开得向美国的那样宽。克林顿政府为此受到许多批评。所以，两国战略互信需要时间去发展。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不发展战略互信。为什么不应该发展。甚至我们在太空开发上也可以有合作。
总的来看，中国在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是把它变成对手，从而成为中国崛起的阻力，还是把它变成合作者，从而成为中国崛起的助力，这是对民族智慧的考验。从美国现行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来看，在某些方面，如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国防现代化，它已经成为阻力；但是在某些方面，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付非传性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安全，它则是助力。中国要做的是，尽可能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抑制美国的阻力作用，同时通过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助力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一场中美之间的大博弈、大竞争、大较量迟早要到来。人们关注的是这场世纪大博弈会以什么方式进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从主观上讲，中美双方都不愿意出现两败俱伤的结局。但是，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经没有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零和游戏。要么是双输的负和游戏，要么是双赢的正和游戏。中美博弈，能否取得双赢结局，关键看双方采取什么样的博弈方式。如果以美国战略界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青睐的方式，肯定不会有双赢结局。但是，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战略思维在美国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可能增大,甚至有可能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到那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发生明显逆转，美国朝野会在各方面打压中国，甚至寻衅滋事。如果中国与之针锋相对，肯定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如果避其锋芒，巧于周旋，必要时忍辱负重，以待转机，就有可能峰回路转。即使是必要的斗争，也要留有余地，不使关系破裂。要坚信中美关系总会有柳暗花明之时。因为世界很大，矛盾很多；而中美之间合作的潜力也很大，共同利益也很多。
美国人喜欢拳击，美国外交在某些方面也像拳击。这是拥有实力、依靠实力的国家常有的风格。如果一个较弱的对手，以拳击对拳击，不会占到什么便宜。幸好，中国人喜欢打太极拳，而太极的特点是以柔克刚，柔中有刚；当对方的拳头打来时，不是与之迎头相对，而是退避三分，甚至还要巧借对方所发出的力量，顺水推舟，以求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同时消磨对方的锐气，耗其气力；待对方气力竭尽时，再抓住对方的破绽，攻而克之。中国古人不仅创造了太极，而且还积累了许多珍贵的战略思想，更提供了很多体现大智慧的典故，如韩信忍胯下之辱，刘备和曹操煮酒论英雄。这些文化遗产足可以滋润当今中国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头脑，使之在这场中美大博弈中有优异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