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巩固和扩大民盟的组织、从组织上保证政协路线的实现，二中全会通过了《拟定现况下的组织原则》、《政治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设立巡视团和特派员》等一系列组织决议案。决定本同盟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有绝对遵守本同盟纲领及决议的义务。这样，民盟组织由有党派盟员和无党派盟员的联合体，变成一律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单一性政治团体。这个决定有利于民盟组织的扩大和巩固，有利于民盟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一致，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化瓦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依据这个决议，在民社党退出民盟后，张东荪以个人名义仍然留在民盟，并在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秘书处主任，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在拒绝参加伪国大时，张东荪就强调“民社党不参加‘国大’，对国是的前途是较为有利的，好留个余地转圈。”实际上就是要充当第三种势力，调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冲突，使中国重新走上不民主的道路。民盟二中全会确定的恢复政协路线、实现国内和平的任务，与张东荪所提出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主张相似，也与他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思路一致。所以，二中全会结束后，张东荪便以民盟中央秘书主任的身分，致力于调和国共冲突、恢复政协路线、实现国内和平工作。
为了抗议国民党非法召开伪国民大会，1946年12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撤回延安，但还留董必武在南京，表示和谈仍有个藕断丝连的机会。面对这种态势，张东荪认为和平之门还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作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
张东荪在上海逗留期间，与中共代表保持了较多的接触，曾与董必武就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问题进行过商讨。此时，蒋介石请他到南京去晤面。张君劢闻知张东荪在上海参加民盟二中全会后，也托叶笃以转告张东荪，让他一定要到南京去晋见蒋介石。张东荪认为这是调和国共冲突的一个良机，在与董必武交换意见后便同意了。对此，当时陪同张东荪一起去南京的叶笃义后来回忆说：“张君劢叫他一定到南京去一趟见见蒋介石，因为在伪国大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约张东荪到南京，张东荪推说有病谢绝了，现在到了上海而不到南京去见见蒋，恐怕蒋介石要生气。这次张东荪去南京了，是拉我一同去的。我答应同他到南京，但坚决拒绝同他去见蒋介石。他见过蒋之后，对我说蒋介石曾约他参加蒋政府，他谢绝了。在南京和上海，孙科、雷震、邵力子、孔祥熙等都和张东荪见过面，是在张君劢的招待宴会上见的，这些宴会我都参加了。谈话的大致内容是大家劝张东荪参加政府，张东荪说他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司徒雷登约张东荪和我吃了一次饭，谈话的内容也大致相同。张东荪对司徒雷登说他还要回到燕京大学去教书。司徒雷登最后说，将来时局发展，希望张东荪再来南京。”
对于与蒋会谈的情况，张东荪后来与其孙子交谈时说：蒋和宋请张东荪吃饭，劝张东荪出席“行宪国大”，参加政府。张东荪拒绝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对这人印象实在不好”。对于这次与蒋会谈，张东荪1952年在检讨时说：“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
此时，随着马歇尔的离华，蒋介石坚定了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决心，丝毫没有与中共和谈的诚意，更不会听从张东荪的劝告。张东荪在南京呆了三、四天，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进行了商讨后又回到上海，住在永嘉路集益里8号张澜的寓所中。2月下旬，蒋强迫中共驻北平、南京、上海、重庆的和谈代表撤回延安。3月9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国共关系彻底破裂，最后一线和谈之门也被国民党关闭了。张东荪被迫重回燕京大学教书。
和谈破裂后，为什么张东荪还要调解国共冲突？张东荪解释说：“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宁沪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想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因为破裂的结果，我们早知道国民党并不能得到便宜。几次谈话的结果使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有觉悟，于是我乃认定中国非经过一个最悲惨的时期不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东荪投入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民主运动中。
然而，张东荪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和国共冲突的努力。1947年7月，美国派魏德迈来华“调查”中国情况。张东立即发表了《为中国问题忠告美国》一文，批评美国单方面支持国民党，反对硬要拉中国来作反苏基地，认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只有一条光明的路：就是“马歇尔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所定的那条莫斯科三次外长的共同声明。内容包括三点：一是立即停止内战，二是组织联合政府；三是不干涉中国内政。”随后，他又从北平南下，奔走与南京与上海之间，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呼吁，并在南京会见了魏德迈、司徒雷登，提出调和国共冲突、恢复政协路线的建议和忠告。随后，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在民盟总部邀他的随员司布劳司会谈，主张美国应该使用压力迫蒋下野，使战争早停，恢复谈判，并且希望美国不要与中共对立。但张东荪等人的意见并没有起到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魏德迈回国后，美国却决定继续扩大对国民党的援助，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至此，张东荪调解国共关系的希望彻底破灭。
民社党被民盟开除出盟，而张东荪却仍是民社党中央常委，并且是民盟秘书主任。民社党内部便有人提出开除张东荪民社党党籍。张君劢开始时以“利用张东荪为该党与中共间之桥梁”为借口没有同意，但在徐傅霖等人的压力下，张君劢以张东荪、叶笃义等违反党纪，遂召开中常会，决议停止他们的党权，实际上已等于变相开除。张东荪等人拒不接受民社党停止党权之处分，也不声明脱党，同时表示将另组“独立民主社会党”，以与对抗。张东荪与梁秋水、胡海门等人从北平致函自己在上海民社党总部的代表刘景尧，并转致汪世铭、孙宝刚、郭虞裳等，指出：“张君劢背信弃义，卖党求荣，弟等决另行组织独立民社党，希兄等加入共襄盛举，并已约请伍宪子、李大明两兄取一致行动，以资对抗”。但由于伍宪子对张东荪等提议另组独立民主社会党事表示不满，他致函梁秋水，责其不可轻举妄动，一切应有详密计划，并促梁即行到沪，共策进行。组织“独立民主社会党”的计划未成事实，民社党内的纠纷也一度平静。
然而，1947年春，民社党因为参加国民党政府问题又产生了分歧，导致了民社党内部第二次分裂。据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活动情况的报告称：“改组政府声浪，日益增高，为参加政府问题，该党内部的纠纷，又应时而起。最初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张东荪等仍坚决反对参加，张君劢等则在原则上决定参加。而张君劢所领导下之各首要份子，虽对参加政府的原则表示同意，但对参加的限度，又有不同的见解，张君劢主张参加政府四民意机关：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促进会。后又修改为参加到国府委员会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会，不主持部务。对于参加政府采渐进政策。”孙宝刚、叶笃义、卢广声、汪世铭等人，支持张东荪的观点，主张必待政府实施政协各项决议后，再行参加。而蒋匀田等人，则主张立即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国府委员会、行政院、各部会以及地方政权等等。张东荪派胡海门、梁秋水代表北方民社党党员南下，劝说张君劢。双方经过商讨，虽然胡海门的态度略有改变，但梁秋水仍坚决主张不参加改组后的政府。最后，张君劢以民社党中常会主席资格，决定参加政府，并于1947年4月16日与国民党、青年党签定三党共同施政纲领，提交了参加政府的民社党人员名单，其中有伍宪子、胡海门、徐傅霖、蒋匀田、李大明等。
然而，伍宪子表示在党内纠纷未决前不愿就职，徐傅霖不愿做空头国府委员，李大明滞美不回，而孙宝刚、沙彦楷、卢广声、汪世铭、汤住心等，因参加政府未被提名，借口张君劢独裁及所提参加政府名单未经中常会通过，公开加以否认。坚决主张参加政府的蒋匀田也不甘示弱，声言孙宝刚等人违反党纪，应予开除党籍。孙宝刚则请张君劢摒弃宵小（指蒋匀田），纠纷越来越大。在北平的梁秋水与在香港的伍宪子先后到沪负责调解。因双方坚持成见，终致破裂。
1947年5月21日和22日，民社党反对派在上海礼查饭店，召开所谓“党务革新会议”，有党员90余人出席，决定组织“革新委员会”。选举梁秋水、万武、卢广声、汪世铭、伍宪子、李大明、孙宝刚、金良本、左林风、卢泽之、罗坚白、姚永劢、徐善祥等15人为委员。当场募集经费5000余万，并通过宣言，（棧┱啪绞芟“В鸭核酵迹ㄖ坡⒍希咽庞诠耍唬ǘ┱倏泶蠡幔焯止チ斓颊叽砦螅龆ń窈蠓秸胗胝尾呗裕⑶宄衬谧ǘ戏肿樱唬ㄈ┮院蠓补赜谡啪蕉缘持磺芯俅耄耆粲谄渌叫卸τ善涓鋈烁涸稹Ｕ啪蕉运锉Ω盏热说墓隽押投宰约旱募ち夜セ鳎⒓凑箍椿鳌?月28日，民社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组织委员会（即中央委员会），通过“信任张君劢主席案”，并议决开除孙宝刚、沙彦楷、汪世铭、卢广声四人党籍，决定于7月25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面对民社党内部分裂的公开化，张东荪虽不赞同革新派诸人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分裂，但还是站在革新派一边，支持其活动。革新派为了与张君劢筹备的民社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对抗，希望张东荪出面领导。张东荪深知自己是不适合党派生活的人，所以，他虽支持革新派，但拒绝领导革新派。1947年暑假，张东荪再次由北平南下上海，为在国内实现和平而努力，同时参加民社党革新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7年8月15日，民社党革新委员会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上海逸园饭店开幕，出席国内代表40名，海外代表25名，由伍宪子任临时主席。他首先作了开幕词，称：“民社党之分裂，系因政治路线不同，并非私人意见之争”。然后由张东荪以民社党顾问资格发言，希望革新派“应把握政治路线，不能见异思迁，投机取巧，”强调：“此时代之诱惑性大，犹须注意，党员应对党尽义务，而不能希望由党而猎取地位，应避免党内有派，此乃政党扩大常有之病象，应慎之于始创立民主作风”。接着会议推选伍宪子、张东荪、梁秋水、万武、孙宝刚、汪世铭、卢广声、唐才质等9人为主席团，金良本、王屏正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并决定分组审查委员名单。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75名，中央监察委员35名，并互选伍宪子、张东荪、沙彦楷、汪世铭、孙宝刚、卢广声、李大明等15人为中央常委，伍宪子为主席，沙彦楷为副主席。
大会通过了民社党革新派的所谓《党章》、《政纲》和张东荪、孙宝毅、梁秋水等人起草的大会《宣言》，其主要内容为：（1）张君劢被左右三数利欲熏心之徒所劫持，违背党的宗旨与路线，不承认张君劢所领导之民社党；（2）希望和平早日实现，争取人权之保障反对以战争为藉口作反民主之措施；（3）应对目前无限制膨胀之通货及不合理之国营管制等有所修正，根据社会主义之原则，保障最近限度之安全生活；（4）对于美苏两大壁垒之纷争，应抱无所袒依之态度，作美、苏之桥梁，俾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些主张，基本上体现了张东荪“中间路线”的思想。
民社党革新派成立后，张东荪便与民盟联系，希望革新派加入民盟，以扩大民主势力。但由于革新派内部纷争不断，立场不稳，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现。“民社党革新派加入民盟事，曾由张东荪将加入条件秘密交与章伯钧。章氏当与罗隆基提出讨论，章伯钧认为革新派对民盟有利，而罗隆基则认为革新派之产生非为与张君劢之政治意见不同而分裂，是因争权不均而分裂，革新派思想不稳，恐难与民盟合作，故对章之意见当即表示不赞成，于是革新派加入民盟之议乃暂作罢论。”尽管张东荪未能将革新派拉入民盟，但他极力使它变为反对国民党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政党。他曾致函在香港的负责革新派的伍宪子说：民社党革新派目前时局应采取的方针为：（1）坚定民主立场；（2）确保中间路线政策；（3）如政府须要该派参政时，则须坚持政府应尽量容纳各党派人士为条件。
但革新派内部对于时局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常委卢广声主张该党加入民盟最力之一人，伍宪子则态度保守，在其主编的《人道周刊》上，批评中共及民盟。同时，孙宝刚、孙宝毅等与张东荪、卢广声、汪世铭等人主张也不同，从而导致了革新派内部纠纷不断，没有可能形成一股民主运动的强大势力。
折衷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早在1932年张东荪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时，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就初步形成了折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在国际上调和英美与苏联关系、在国内调和国共两党冲突，走一条“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张东荪后来曾解释说：“这个思想的最初发端是我们所提出的所谓修正的民主主义，所谓修正的民主主义亦正是指那个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相配合的而言，这样思想的提出乃是在九一八的第二年”。这个思想，可以调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使两者“因为有了这样的中间性制度而渐化为淡薄，或最后致于消灭，亦未可知”。抗战爆发后，张东荪更坚定了这种信念，“把国际方面的外交与国内方面的政制冶于一炉以求解决”，形成了在中国建立“中间性的政制”的思想。他曾秘密到汉口，希望向国共两党陈述，但并未实现。后来写成文章，寄到重庆《再生》杂志社，希望公诸于世，但也未实现。
政协会议是一次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在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政协决议基本上反映了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第三种势力的政治要求。政协决议的签订，使张东荪如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国有希望走上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政协会议后不久，张东荪便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条理化，于1946年5月，公开讲演《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将自己调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走中间路线的思想公诸于众，正式提出了“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