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一天,张东荪入城就医,途遇与他遭遇相似的梁漱溟,也是面带病容。数年不见,骤然相视,同病相怜,自是感慨万千。张东荪回家便忍不住作诗曰:“病中一笑忽相逢,雅量休将早熟同;独剖拙书融孔氏,谁翻芜史梦田丰;空花佛魔原平列,奇迹人天岂互从;车走雷声何可语,归来杂念似云峰。”
当他读到《梁启超近著》第1集上那篇《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时,他又不胜感慨,挥毫:“寒夜千披旧赐书,乱丝谁可共爬梳?激风料定千波涌,邀局输由一子疏。昔日徒忧今日事,何方能按此方图?独怜隔界难通语,欲问先生笑我无?”
1960年左右,张东荪回忆起以前曾经有人两度以北京大学校长向自己游说,一是抗战时在日寇监狱,一是1949年初在石家庄时。1952年批判张东荪时,又有人诬称他“以不得部长为憾”。张东荪一生不图功名,自然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此时乃填一词《贺新郎》,以记述此事,表明自己的清高的志向。其中有云:“但扪方寸,算天涯知我者,莫须置问。在世是非依势转,死后屡翻更紊。已惯看剧场打诨,岂谓枭鸾从古判,只掉头一啸余何恨,惟两耳,欠全顺。故吾未益今吾损,任吹唇名牛名马,自来无愠。俗眼视人皆类己,安敢吠尧同论。”
张东荪自留学日本起,便接触和研究西方哲学,此后数十年中,他对西方哲学各家各派哲学思想有了深刻的了解和体认。从他1930年到燕京大学讲授西方哲学史到脱离教坛,也有20年的历史。晚年的张东荪,有见于佛学义理可以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尝试用诗这种简单明了的形式表达西方哲学史上各哲学家的思想。于是,他反复思考,终于写出了50首“哲学诗”。对于写作的动机和内容,他在序文中说:“因念讲授西洋哲学史垂二十年,今老废困居,一灯回忆,不无可记。盖佛家义谛之入诗者,由来久矣,独西方哲理迄今阙如,有之请自哙始。爰取其说,一鳞半爪,稍加私评得五十首。始悟诗适于言情言景,而艰于言理,诚不免有削足适履之诮也”。
这些“哲学诗”,基本上是一位哲人一首诗,也有二个人合为一首,或一个学派一首的。希腊哲学家主要有: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近代哲学家有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等等,现代哲学家有叔本华、尼采、詹姆士、杜威、柏格森、怀特海、萨特等等。张东荪的“哲学诗”,不仅将哲学家的思想要点概括出来,而且叙述了该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或者讲了自己对该哲学家的评价。如关于泰勒斯:“万物虽殊倘一源,同从水出可复还;斯人翻到诸行底,引得千夫更汲泉。”关于柏拉图:“以理为型万物模,智人执柄世方苏;公妻共产何堪问,岛上稚君未可扶。”关于洛克:“心如白板印痕留,有产方能有自由;法订人权出天赋,泰西奉此似传邮。”关于康德:“虚式时空限感官,便知外物异其源;自家立法成通则,学派重开一纪元。”关于杜威:“逻辑只应作探求,心由群造旧争休;育才留得遗风在,此土何人视若仇。”关于罗素:“乾坤虚构事居先,曾向中邦亦进言;一度北游真巨眼,多年膜拜此君贤。”
用诗的形式概括哲学家的观点并作评价,这的确是一种尝试。这些“哲学诗”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后评估,但它的确反映了张东荪自己晚年对于这些西方哲学巨子们的观点,对研究张东荪的学术思想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1965年12月,是张东荪八十寿辰。此时,与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举办的六十寿辰的隆重场面相比,直若天壤之别。张东荪的门前早已冷清,亲朋好友也难得来走动。对此,张东荪早已习惯了。1964年,为祝贺生日,他为自己填了一阕《沁园春·预作明年八十自寿词》,将自己80年的人生历程作了简单回顾:
“弹指光阴,八旬将届,愧此昂藏。
叹早年失怙,壮年游学,晚年锢党,几(独)阅炎凉。
虏狱刑还,围城劝解,应笑书生不自量。
休回首,似泥中曳尾,亦曰荒唐。
彷徨,更异寻常。
问何事洪炉冶我狂!
喜今方抛却,耗神理窟,早曾毁弃,憎命文章。
去日空过,来朝且乐,有酒聊浇铁石肠。
知衰矣,顾天留老眼,犹见和祥。”
张东荪不知道、当然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在万里之外,他的老友张君劢没有忘记他的八十寿辰,默默作词遥祝。
早在1948年,当张东荪写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后,曾表示以后要写一部自传。当时他说:“我自辛亥革命之前一年起,即直接间接多多少少与所有几件政治上的大事都有关系。虽未直接干政治,却亦从未离远。我要把这些经过作一个回忆录,即等于自传,命名为《我与政治》。但现在还未写,即写也尚未到发表之时。因为我愿意将来到一个适当时候,即退出现实政治上的一切关系,绝口不再谈象本书上这些问题。到那时即发表此文,以为结束活动的一个纪念!”1952年他真的退出现实政治活动后,按理应该着手撰写自传。但经历了1952年巨大刺激的张东荪,显然已经对此不感兴趣,所以迟迟没有动笔。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张东荪决定撰写回忆录《我与政治》。此前,他在作长诗《三叹事》时已经表示:“胡为今述之,自传补断片”,说明写作该诗、回忆旧事,是为撰写《我与政治》作基础的。据当时常伴在张东荪身边的张饴慈介绍,张东荪撰写自传,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他不想因为这部自传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到“文革”爆发时,他已经写出了《我与政治》的《序》和部分手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东荪敏感地意识到不仅国家的灾难到了,而且个人的厄运也降临了。当他见到过去中共的一大批老干部都被打倒后,便将自己晚年所写的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政治》、一部快完成的小说手稿及诗词集《草间人语》都烧掉了。但他写《自传》的消息还是为人所知,并很快被抄了家。抄家者对张东荪家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搜查,并将张东荪保存的手稿、字画及晚年所写的文字统统抄走。抄完家后,有一摞张东荪所写的诗词因裹在几张旧《人民日报》中,没有被抄走,张东荪的夫人吴绍鸿立即将它烧掉。
1968年1月,突然有一些人来到张家,将张东荪和他的长子、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宗炳一起带走。此时,张东荪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为什么还要逮捕他?可能与当时揭发批判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徐冰有关。这似乎可以从叶笃义的被捕与审讯内容中看出些端倪。
1968年1月初,中央统战部有人到民盟找叶笃义调查材料,除了调查张东荪与蒋介石、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外,还反复询问了张东荪在北平与军调部中共方面的人接头的情况,并问有没有关于徐冰的事情。4月上旬,同一批人逼叶笃义写下“张东荪是一个美国特务,我在解放前曾长期为他服务,因此我通张东荪也是一种特务关系”。接着连续五次审问叶笃义,告诉说:“张东荪已经逮捕入狱,对你进行了揭发。从你同张东荪的关系来看,他对你的揭发当被认为是有分量的。”4月26日,叶笃义正式被捕,押到秦城监狱。经过反复的审讯,8月24日,叶笃义被迫招认:“承认了我同徐冰之间的特务关系是张东荪介绍的;我把徐冰提供的情报转报给司徒雷登和张东荪;我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特务线。”最后写为“张东荪把我的政治身分告诉了徐冰,接头后我和徐冰发生了特务关系。”
张东荪被捕后的情况现在还无从知晓,但从叶笃义在狱中的审问情况看,张东荪的被捕显然主要是由于徐冰案件的牵连,是有人想让张东荪和叶笃义等人揭发徐冰做“特务”的黑材料。
张东荪父子被捕后不久,他的次子、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他的三子张宗颖夫妇都先后自杀身亡。张东荪一家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浩劫与灾难。在很长时间内,张东荪的家人不知他们父子的下落。但张东荪的夫人吴绍鸿女士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努力。直到1972年12月,她终于打听到张东荪父子被关在秦城监狱。当吴绍鸿与张宗炳夫人刘拙如女士一起去探望时,只见到了张宗炳,而没有见到张东荪。此时,张宗炳因无法忍受孤独的监狱生活,精神已经失常,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根本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她们两人伤心而回。后来,张东荪的家人了解到张东荪父子被捕后,并没有关在一起,张东荪一直关在北京复兴医院,一面审问,一面治病,生活上也没有受太多的苦。1973年3月,吴氏终于在复兴医院见面。张东荪神态自若、情绪平静,见到吴绍鸿后,内疚地说:“你受苦了。”考虑到张东荪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看守人员经过批准,同意他的家人经常来医院看望他,并轮流负责他的生活起居。一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对峙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终于得到缓和。当家人告诉他这一消息时,张东荪竟激动不已,喃喃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似乎仍然坚持自己不同意“一边倒”的立场。
1973年6月2日晚11时,张东荪因病不治,逝世于北京第六医院,终年88岁。
一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颇有影响的人物,终于走完了他漫长而复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