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10年秋。
近几年因工作关系和兴趣使然，就佛教问题边阅读，边考察，边思考，积累起一些想法，记述如下。
一、关于释迦牟尼最初悟到的思想
据说，释迦牟尼29岁时出家，35岁时在菩提树下7天7夜获得大彻大悟终成正果，由此开始法轮初转，而后传法45年，足迹遍历印度大半，成为佛教开山之祖。那么，释迦牟尼最初开悟到底悟到的是什么？根据一些材料，他最初所悟得的智慧似可做如下描述。当时，古印度婆罗门教等普遍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人也是神创造的，人的生老病死等痛苦也都是由神决定的。释迦牟尼悟到，这些说法是不对的。世界是因缘合和而成的，人也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聚合而成的，人的生老病死也都是因缘的产物。也就是说，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缘起论，所谓“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正是这个缘起论成为整个佛教理论的基石）。就人的现世遭遇来说，与前世的所为（业，包括身、口、意三业）有关；而且这个现世的所为（业）也对后世发生影响。从一定意义说，世界是自生自灭的，人生是自作自受的。他排除了神创论，悟到了世界的自因论和事物的因果论。也可以说，释迦牟尼是因果关系的发现者，因果关系理论的创造者。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很伟大的创造。而这也就是他最初获得的智慧和觉悟。
关于佛教的几点随想
二、关于佛教的人生哲学
佛教说到底是一种人生哲学。在释迦牟尼看来，似乎人生就是一场苦难。人一生下来就处于苦难之中，有八苦之多（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苦，可以说是人生的本质。而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就是要让人们认识这种苦难的原因，从而摆脱这种苦难（包括摆脱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之苦），归于不生不灭的涅槃。所谓智慧（般若），就是认清人生之苦的原因（八苦之根源在于贪、嗔、痴三毒；在于无明），寻得解脱苦难的路径（断无明），追求置生死苦乐于度外的涅槃。在这里，涅槃（死）是苦难的解脱，是幸福的降临（小乘）。而如果你从根本上参透了生死苦乐，那么你活着也就达到了涅槃，不需要以死的方式去求得涅槃了。这样，世间与涅槃也就没有区别了（大乘龙树中观）。从这个意义说，佛教是教人看透世界、参透人生、看破红尘的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这与道家的出世说似有共同点，与儒家的“存顺没宁”说［张载］亦有相通之处）。我看，还可以概括一点，叫做“看破生死即是佛”。俗人也讲，把什么都看破了、参透了也就是大智慧了，也就成佛了（“世事洞明皆学问”）。
三、关于佛教的理想境界（涅槃）
如果说小乘派（早期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可以理解为个人解脱或个人成佛（“自了汉”——季羡林语），那么大乘派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觉己觉人、渡己渡人、普渡众生了。如果说小乘派主张个人“参透生死即是佛”（虚无绝灭式的涅槃），那么大乘派就是“普渡众生才是佛”（无住涅槃）。从这一点看，大乘派是有点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味道的。要普渡众生，解放全人类，于是就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境界（佛陀），就有了“有一人不离地狱即不成佛”的宏愿（地藏菩萨），就有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行为（观音菩萨）。我以为，这是佛教中最积极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佛教宽阔胸怀的表现，也是人类无私博爱的表现。这个思想无疑是伟大的。为此，就需要布施（学雷锋、做好事、多奉献，勿为善小而不为），就需要持戒（自我约束，严于律己，勿为恶小而为之），就需要忍辱（忍辱负重，不嗔不贪，不要名利，不怕误解），就需要精进（勇猛精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无前），就需要禅定（时时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提升自己的德行。“吾日三省吾身”——孔子），就需要智慧（透过现象看清本质，透过偶然发现必然，把握规律获得自由，用大智慧“得大自在”）——这是佛教讲的六度。这个渡己渡人，利己利他的理想境界（价值取向），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相互贯通之处，值得认真研究。
四、关于佛教的“二谛”说
在佛教看来，由于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合和的产物，原因时时在变，结果也时时在变。因此，根本不存在常住的能够主宰自己的实体（这是佛教的“无我论”，“我”指实体），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的现象（色），而现象都是无常的，都是空，都是无，即所谓“色即是空”。佛教的“二谛说”是分析世俗见解和佛教见解区别的有关认识论的理论。大致是讲：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世俗人认为是“有”（世谛、俗谛），而佛教认为是“空”（真谛）。在这个二分法的基础上，佛教在与反对者的辩难中又进一步引申，认为单纯地执着“有”或“空”都是不对的，应该是不落空有，不着痕迹，达到“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当然，不少佛学家对这个“空”和“有”进行了重重的否定，越搞越玄（如智顗、吉藏）。其实，对事物的分析到第三层次（算是事不过三吧）也就可以说清楚了。因为事物的发展以及对事物的认识的发展，都可以描述为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而这个三段式的过程是可以无穷地进行下去的。“有”说的是事物的一重属性，“空”说的是事物的另一重属性或相反的属性，而“亦有亦空”、“非有非空”说的是前两者之合（把“亦有亦空”说成是第三层，把“非有非空”说成是第四层，甚至继续做否定式升级，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庞朴）。
五、关于佛教的无神论和有神论
从最初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反对是神创造了世界和人这一点看，早期佛教的确是无神论的，或者说具有无神论的因素。至少在小乘派时期还保留着这些因素。这一点在许多大师级的著作或言论中都有涉及（季羡林、楼宇烈等。我本人曾于199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厦门大学对面的南普陀寺听到一个经师讲课，题目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听众多为厦门大学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就明确讲到释迦牟尼是人不是神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主张烧香和跪拜。他主要讲佛教中的人性论和辩证法要比其他宗教高明）。但是，后来的佛教逐渐演化成有神论的（把释迦牟尼神化）甚至是多神论的（还引入了释迦牟尼以外的其他神）。佛教从无神论的智慧信仰走向有神论的神灵信仰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与季羡林讲的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这个规律就是：宗教发展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即要顺应社会潮流，迎合群众心理，不断走向简易。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宗教或教派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显然，群众对神灵崇拜的心理要比对真理信奉的愿望简单也有力得多，认为用神灵保生存求发展也比用真理快速有效得多。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进步，但却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防止衰落甚至覆灭的谋略。权宜之计成为既定方式，恐怕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途径甚或是一个规律，尽管这可能是无可奈何之事。比如，佛教为了避免在印度的衰落而与它曾经激烈反对过的婆罗门教的神灵结合，为了争夺群众占领地盘而与藏地的苯教神灵结合，为了在中国内地站稳脚跟而与民间的信仰结合等等，恐怕都是这一演化过程中符合规律的产物（当然，佛教中国化——禅宗的产生也是这一规律特别是争取群众、走向简易规律作用的结果）。
六、关于禅宗和人间佛教问题
中国的禅宗以及晚出的“人间佛教”说，对传统佛教是进行了很大改造甚至是革命性改造的。这种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把闭门思过、修身养性的宗教变成了无需打坐、顿悟解脱的宗教，把远避红尘、脱离尘世的玄虚宗教变成了吃喝拉撒、日常生活的人间宗教，得出的结论就是修行就在人间，觉悟即可成佛。这就大大降低了进入西天的门槛，给老百姓信仰佛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果能把这个方向、趋势引导到建立和谐社会的道路当然也是不错的前景。就是说，如果把“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诸恶莫做，诸善奉行”，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作为佛教提倡的箴言，使信众们能够遵从或向往，也还是非常有益的。所谓禅宗，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让好人对做善事、做好事可以成佛有信心（人人可以成佛），让恶人对改恶从善有信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敦促心心向佛、人人向善，而且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而促使整个人类向善的方向提升。所谓人间宗教，就是一方面让出家人以人世为怀，关心尘世兴衰，关心民众苦乐，关心人间冷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一方面让世俗人不觉得佛界虚无缥缈、高不可攀、遥远得很，从而对佛教产生敬而远之的疏离感，而是有一种佛就在我身边，我就在佛身边；佛在看着我，我也可以成佛的亲切感。简单说，我们是否可以从“人间佛教”出发，把玄妙的佛教变成在群众身边的、为人民服务的佛教？这能否成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条途径？
七、关于中国人的佛教崇拜心理问题
在中国民众中，烧香拜佛的不少，有钱人捐款修庙的也不少，但绝大多数不是作为宗教的虔诚的信仰者出现的，而是作为神灵的企求者出现的。也就是说，拜佛者绝大多数不是为来世祈福，而是为今世求利而来的。“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者如此，平时常烧香者也是如此。总之，烧香拜佛是为了让佛保佑自己，给自己（最多兼及家庭）赐下健康、长寿、、爱情、幸福、财富、官爵等等。总之，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无利不起早”，是有所求而来。当然，如果由此走向积德行善，以求有好的果报，也无可厚非，甚至是很大的好事。但如果只是以烧香拜佛、布施修庙来对佛行贿，就有点那个了。问题是这种人恐怕不在少数。我认为，对中国老百姓求佛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应该了解，应该研究，应该引导。否则，只能是使寺庙的好利者（现实中此种人不在少数）有所得而已。我认为，佛教应该针对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因势利导，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