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无神论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溯到孔子。孔子不绝对地否认鬼神，但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人文主义者。他对待鬼神的态度大致有三：一曰存而不论。即“子不语乱力怪神”。二曰敬而远之。即“敬鬼神而远之”。三曰神道设教。即认为神道有其社会功能，可以借以教化民众提高道德，甚至可以借以规劝君主。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待神怪之事，不一定真正信其有，但是是比较理性的，也是比较谨慎的。牟先生对于孔子对鬼神的态度，起了个名字，叫“温和的”态度。对于说不清楚的事情他避免直接去说，但也不去激烈反对；对于社会已经存在的鬼神祭祀习俗，也不去否定，而是要人们遵守之、尊重之、尊敬之；而且主张承认、运用它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由此，虽然不能说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说他对待有神和无神问题均持以温和的态度，应当与实际不远，至少是在这个问题上开了温和主义的先河。当然，这种温和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等思想，都有很深的渊源。从这个角度看，温和的无神论还真有点中国特色呢。牟先生认为，如果无神论者是温和的，有神论者也是温和的，谁也不搞极端主义，大家都能够宽容一些，世界也就有望和谐了。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285页。又见：卓新平、唐晓峰主编：《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对宗教的态度问题。牟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对宗教最宽容的社会。他列举的理由：一是我们不是旧无神论，不采取反宗教的立场；我们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了解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其合理性和长期性，只要社会异化现象存在，宗教也将存在。二是共产党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包括尊重群众选择信仰的神圣权利。“从这两点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对宗教最为宽容的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坚定的维护者，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和人民性。”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在其他地方，他还补充了其他一些理由。比如，“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维护人民大众的权益，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人民选择信仰最为自由的时代，应是人民心情舒畅、精神生活最为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应是对宗教最为宽容的主义，因为它尊重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不会干涉人民选择信仰的权利”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比如，“唯物主义当然不赞成宗教教义，但为什么不能与宗教徒在信仰上互相尊重，而一定要与宗教为敌呢？用无神论去取代劳动群众的宗教信仰，不仅在实践上做不到，而且在理论上也不正确，因为它违背社会主义者尊重群众信仰自由选择的权利和信仰宽容的精神”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比如，在任何社会，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神论者也仍然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不管这个人是正式宗教的信仰者，还是各种各样民间宗教的信仰者。因为真正的彻底的无神论者是需要有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支撑的，而具有系统的哲学世界观的人总是极少数。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作为群众大多数的有神论者温和一些呢？比如，“社会主义者应牢固树立文化权利平等的观念，从这样的平等观出发，他一定会尊重别人的信仰，他不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是强迫就不是社会主义”卓新平、唐晓峰主编：《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比如，牟先生还认为，列宁给共产党人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的口号，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没有去改造信教群众世界观的任务。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为人民谋幸福，把社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文明推到很高的理想境地。至于信仰问题让大家自由选择，只要爱国守法就可以了”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总之，在牟先生看来，“我们是无神论政党，但我们不是战斗无神论者，我们的无神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我们的无神论是真正了解宗教存在、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反对用简单的办法来取消宗教的”卓新平、唐晓峰主编：《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温和的无神论者。“温和的无神论者一方面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方面又能对其他健康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心存敬意，表示应有的尊重”；“温和的无神论者既不是信仰主义者，又超出了反宗教的立场，能够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客观的评价，把宗教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温和的无神论者不把无神和有神的矛盾提到首位，不制造两者之间的对立，相反，还要推动两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互相理解，进一步去推动所有文明之间的对话”。“温和的无神论者的心灵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和器量狭小的”，“他还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成功不能建立在宗教有神论普遍被无神论所取代的预设上，因此这项事业不能单靠无神论者来推动，还要团结广大宗教群众共同奋斗”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5页。。
四、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几点理解
说到这里，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牟先生给出的答案有三点：
其一，宗教的根源和本质。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可以归结为自然、社会、认识和心理四个方面的因素，这四个根源表明，宗教的产生是复杂的，宗教的存在也是长期的，它不单单是科学落后（属于认识根源）和阶级斗争（属于社会根源的一部分）的产物。比如，命运问题、生死问题就超出了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恐怕是伴随人类始终的问题。因此，宗教的长期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可以存而不论的问题。而恩格斯的这句话则可以认为是最接近宗教定义的表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活反映论和社会异化论。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
其二，与宗教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宗教的根源在尘世，出路也在尘世。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26页。这就表明，宗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而解决宗教问题的出路也只能在现实中寻找。马克思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164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给自己确定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为人类谋幸福，通过改变社会在人间建立起幸福的天堂，而大可不必向宗教开战，向信教群众开战，向本不存在的神灵开战。
其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是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也能够适应经济基础，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更加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且其传统性、继承性很强，不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马上改变。我们也不能对它做这种期望。但是，“宗教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它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不仅是它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而且还可以成为它的上层建筑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页。从这里，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上相适应，我们应当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也就是江泽民1993年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就宗教本身来说，它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调整，与任何社会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它不能积极地与它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它就不能生存更不能发展。尤其是世界几大宗教，在长期的生存中经历了一二千年，已经取得了与各种社会相适应的经验。与社会相适应，给信众以方便，就是宗教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自己也要取积极适应的态度。二是政府既然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消灭宗教，就必然要承认它的存在，尊重它的存在，而且还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引导宗教与自己的社会相适应，尽可能地抑制它的消极作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也不应例外。这应是聪明政府的睿智行为。可喜的是我们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个论断是我们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说的新话，可以说是我们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牟先生还建议：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大共识前提下，我们的宗教工作应该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看重它的消极影响向看重它的积极影响转变，从关注抑制它的消极作用到关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转变(这个意思是我直接听牟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尚未查到文字出处)。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建议，对于我们的宗教工作总体上会一个突破性进展，应当积极研究，积极实行。
此外，牟先生还总结了我们长期以来在宗教方面的三个误区。一是过于强调宗教作为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二是过于强调宗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过于强调宗教与科学、与进步的对立。牟钟鉴：《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7页。认识这三个误区显然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认识，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效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努力。
总之，读牟先生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再认识方面的文稿，使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论述有了更加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也使我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更深入了一步。推而广之，也使我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新观点的更加深入了。而牟先生关于宗教的认识又是走在社会最前面的，他的许多观点既是拨乱反正的，又是推陈出新的，读来深受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