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转轨时期，经过改革，我国新的政府经济规制的基本框架业已初步确立。规制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用事业中的电力、自来水、城市燃气与热力、公共交通城市出租车等；二是垄断行业邮政、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转播、电信、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等；三是对粮食市场的规制等等。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正式的法律法规；二是由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等。规制的方式主要包括价格管制、进入和退出市场管制、投资管制以及质量管制等四个方面。
我国的经济规制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如规制范围太广，但由于缺乏科学性和严格性，致使行政审批泛滥；经济规制中法律短缺、政策泛滥，从而导致政府规制行为的失范；经济规制行为反复无常，充满了不预期性；在规制过程中政府既是规制主体也是规制对象（如国有垄断企业），规制与被规制的角色重叠。等等。
2、社会规制
与经济规制不同，社会规制是政府为了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增进社会福利而对涉及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安全、卫生、健康、环保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行为进行的规制。
3、行政规制行政规制也叫对规制者的规制，是指对政府公务员行为进行的规制。政府公务员在进行各种微观规制时必然会使用其手中的权力，这些权力应当而且也必须受到相应的内部规则的制约，以防止其滥用权力。
（二）微观规制的基本方法
微观规制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命令指示型方法。如价格规制、市场准人规制、反垄断规制、市场退出规制、技术标准规制、以及健康与安全规制等等。第二类是激励型方法，也叫市场诱导型方法。如各种各样的特许制度、投票制度和社会契约制度等。在以上两种方法中，不同国家的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选择，究竟应该侧重于哪一种方法、或采用哪种方法好，不能一概而论或枉加评论。
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只要国家存在，就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是大部分。国家经济安全是每个国家政府经济职能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就更有现实意义。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在转型期间，政府对国家经济安全更应该加以特殊关注。
（一）经济安全的概念
1、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应有重视，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在理论上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解迄今尚存在差异，甚至有些模糊。我们既不能将所有经济问题政治化，又不能将经济安全等同于一般经济问题，否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将产生种种不利影响。
所谓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能够保持在其根本利益不受侵犯条件下正常运行的状态，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国家竞争能力和国家经济体系安全。即国家竞争能力和国家经济体系免受外来干扰、威胁和侵袭的安全程度；第二，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而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和行为。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在理论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对影响国家经济正常发展的种种重大外部风险所做的研究和预测，是国家层面上需要面对的问题。国家通过制定经济安全战略与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中因不可控因素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损失。因此，政府必须为此支付必要的“成本”以免在遭遇重大风险时付出更大代价。公共安全不可能通过市场来解决，它属于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它是一种公共政策，只能由政府来制定；它是一种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总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各国政府责无旁贷的一项重要职能。
2、风险因素的特点
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但风险因素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我们必须把握。第一，积累性。多数风险都有一个量变过程，都是逐步地、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断积累而成。第二，隐蔽性。经济风险因素多数比较隐蔽，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不明显，难以被人发觉。第三，复杂性。经济风险因素往往是由许多问题和矛盾交织而成，复杂程度高。第四，突变性。当风险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借某一偶然事件爆发出来，从而发生质变，这个过程是突发式的，许多经济和社会危机都是这样发生的。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如此，1997年从泰国爆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如此。
（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1、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安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概括起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安全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风险。
(1)资源风险。在资源问题上，一方面我国人均占有量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25%，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另一方面由于粗放型生产方式，使资源浪费现象严重，2004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额的4%，但消耗原油7.4%、原煤31%、铁矿石30%、和钢材27%。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问题日趋严峻，石油、重要矿产、粮食、淡水等资源供应，无不都在考验中国经济安全。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从1993年开始，我国就已经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到2003年，石油年消费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石油进口量连续几年都保持在一亿吨左右。从国家储备方面来看，我国国家石油储备制度很不完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从2005年才开始启动，中国第一批兴建的镇海、大连、黄岛、舟山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即将建成，第二批储备基地建设也在准备中，第一批的四大基地完全建成后，将可储存30天进口量的石油，这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美国158天，日本为161天和德国的127天，我国国家石油储备很低，企业商业库存也只能维持一周左右。因此，目前我国石油需求量的近三分之一依赖国际市场，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巨大。另一方面，我国的石油掌握度低，这主要表现在石油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于中东与非洲，在油产地的探勘权、投资权掌握不多；石油运输多经海运，其中90%非由中国油轮运输（日本90%进口石油由日本油轮运载）；中国石油进口80%又须经由马六甲海峡，对运输线没有任何控制权。石油问题在全球已不是新生问题，但对中国则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崭新问题。2005年5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上指出，中国的石油储备将量力而行，规模大小将根据国家的整体财力，并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状况逐步完善。中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是在国际原油期货价突破50美元／桶、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已使其能源的不间断供应日渐脆弱的背景下正式启动的，预计到2010年前，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才初步建立起来。
中国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很低，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0%，金刚石、钾盐、铂族金属、铬铁等矿产资源一直严重短缺，大宗矿产资源中的铁、铜、铝等也储量不足，长期依赖进口，2003年开始我国铁矿石等进口量巨增，现在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200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提供的“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指出，今后20年中国对石油、天然气、铜、铝等的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需求缺口分别是石油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钢铁30亿吨、精练铝1亿吨、铜超过5 000万吨。另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45种重要矿产资源中，国内可以保证的有24种，短缺的有10种，严重短缺的有9种，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大宗矿产，如石油、铁、铜、铝、钾等均不能满足需求。尽管不同专家对具体短缺数量的预测不尽一致（实际上也不可能一致），但矿产资源短缺将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一定性认识却是完全相同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重视：许多产品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甚至第一进口大国，我国却不能影响其国际价格。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主要生产者（供应者）和主要消费者（购买者）能够左右甚至决定产品价格，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长期存在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最近两年的全球铁矿石谈判中，“中国需求”不能形成“中国价格”就是明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但耕地资源不足。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育了22%的人口。长期来，我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政策是立足国内，做到数量上的自给自足，粮食进口只是粮食总量平衡下的品种调剂。同时，在粮食库存多的年份出口一些粮食，在粮食库存少的年份则进口一些粮食，每年的粮食自给率一直高于95%，年平均的自给率几乎高达100%。在1990~2003年的14年间，按原粮计算，我国有6年是粮食净进口，有8年是粮食净出口，14年内进出口合计，进口量稍大于出口量，14年内净进口粮食1 674万吨，平均每年净进口120万吨，数量很小，粮食的年平均自给率高达99.5%，做到了国内粮食生产的供需平衡。净进口量最多的是1995年，达到l883万吨，占当年国内粮食生产量的4.0%，该年的粮食自给率也高达96%。
目前国际公认的一个标准是：一国的粮食进口依存度低于5 010，即表明该国实现了粮食自给，进口依存度低于10%，就表明该国粮食供求处于安全状态。按照该标准，中国目前的粮食供求无疑处于安全状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的世界第一大国，就不能简单地按照上述标准看待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01至200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分别为45 264万吨、45 706万吨、43 070万吨、46 947万吨、48 401万吨。2004年的国内粮食总需求为49 250万吨，缺口为2 030万吨，当年进口800多万吨（我国粮食进口受关税配额限制，其余缺口由以前库存解决）。按照需求每年增加1%的预测，2005年的粮食缺口超过1 000万吨。
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耕地逐年减少的趋势难以遏制，工业挤占农业现象也有加剧趋势，特别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中，如果政策不到位或监管不力，耕地被挤占将在所难免。二是自然灾害频繁。我国深受风灾、水灾、旱灾、虫灾、震灾等自然灾害侵害，但受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等限制，我国防灾减灾能力十分有限，农业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年景不好可能就导致农业的大面积、大幅度减产。三是国际市场对我国农业的挑战。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尽管WTO禁止但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补贴）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联合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告，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就是水的危机。
淡水资源短缺是全球性问题，在我国显得更加重要。我国淡水资源贫乏，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居世界第121位，属于13个贫水国之一。另外，我国的淡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南方偏多（占全国的42. 6%）、北方偏少（华北占全国的4. 7%），我国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约占全国的71. 1%，人口约占全国的28. 5%，水资源总量15 000多亿m3，占全国总量的55. 65%，可开发水能资源装机达3.4亿kw，占全国总量的90%，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但西部水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均匀，南多北少，占西部总面积57%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18%，水能资源只占24. 4%。此外，我国水资源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我国的GDP是美国的1/8，但耗水量与美国相当。这就加速了水资源状况的恶化。其他资源可以进口，水资源却难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预计到2010年全国缺水量将达到315亿立方米，其中黄河、淮河、海河流域缺水率将高于5%。水资源短缺不仅直接威胁到农业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就业问题开始显现并逐渐突出。从表6 -1-1中可以看出，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3%左右。但从2001年开始，失业率突然爬高到3. 6%，“十五”期间，基本都维持在4010以上。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登记失业率并未反映出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许多隐性失业并未包括在内，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近5年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累计有1031万人（其中研究生60万人），其中，2005年就达到326万人（其中研究生19万人），对于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目前没有一个权威数据，教育部颁布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的“就业”为70%，如果按照70%就业率（实际上许多高校没有达到）来测算，2005年就将近有10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业；另外，以上失业率也没有反映农村失业情况，据统计，目前尚有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可以肯定，随着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加速，这种转移在未来几年中将呈现加速趋势。关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有种种不同说法，有的认为已经达到7%以上，有甚至提出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2%的警戒线达到14%，等等。这里无需评价哪种说法准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冰山一角，我国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居高不下（目前约1 0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势头不减（每年1 000万人左右）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急需转移（每年有4 000万人）的三面夹击下，每年仅仅解决800到1 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显然是杯水车薪，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