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它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元，普及于明清，如今已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叶、咖啡和可可）之一。
湖北是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地区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可以说与三个湖北人的足迹相伴，这三个人就是神农氏、诸葛亮和陆羽。
茶的发现者神农氏。《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遍尝百草的神农氏为掌握草药特性，一天内竟七十二次中毒，最后偶得荼（茶叶）才解毒。
茶的传承者诸葛亮。三国时期诸葛亮用能祛病启智的巴山嘉木茶树，制作一根手杖携带在身，去平定西南少数地区战乱。遗落在西南的手杖逾年之后萌芽，茶树由此生根，茶因而从楚地传往西南地区。
茶文化的开山者陆羽。陆羽，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笃行不倦，访遍神州，写下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茶经》是中华茶文化正式形成的标志，从此，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茶的清香，溢满人间。
公元733年，一个寒风凛冽的秋日清晨，竟陵（今湖北天门）西湖龙盖寺主持智积禅师踏霜于湖渚，见一座小石桥下的芦丛中一群大雁喧集，以翅羽护佑着一名婴儿。婴儿当时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啼哭不止。智积禅师赶紧将这名婴儿收哺于寺中。随后，智积禅师依《易》卦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语，给这个不幸的婴儿取名“陆羽”，字“鸿渐”。这就是被誉为“茶圣”的陆羽坎坷凄凉又极富传奇色彩的身世。陆羽成名后，后人将那座小石桥称为“古雁桥”。
收养陆羽的智积禅师为唐代名僧，唐代宗时曾召智积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他是个饱学之士。
陆羽长大后，智积禅师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习诵佛经，还教他煮茶。陆羽虽然生长在寺庙之中，但他执意不愿削发为僧，终日与古佛青灯黄卷为伴。智积禅师见陆羽桀骜不驯，罚他“扫寺院、洁僧厕、牧牛一百二十蹄”。
陆羽终于受不了这种晨钟暮鼓、念佛诵经的生活，11岁时，他乘人不备，逃出了寺院，到一个戏班子里作了“优伶”。
陆羽虽其貌不扬，而且有口吃的毛病，但他机智过人，诙谐善辩，在戏曲中扮演的丑角幽默风趣，非常受观众的欢迎。
746年，是陆羽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一次演出中，他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的赏识。李齐物为王室后裔，为人正直，因遭李林甫陷害，由河南府长官贬为竟陵太守。李齐物推荐陆羽到竟陵城外火门山（今天门市佛子山）从邹夫子读书，研习儒学。从此，陆羽精研经史，潜心诗赋。
在读书之余，陆羽常到龙尾山（今天门市李场镇与石河镇交界处）采野生茶，为邹夫子煮茗。邹夫子看他爱茶成癖，便请人在火门山南坡凿了一眼井，后人称为“陆子泉”。此井清澈如镜，甘洌醇厚，四季常盈，现在佛子山镇的村民们仍用此泉饮用、灌溉。火门山求学，使陆羽真正开始了学子生涯，这对陆羽后来成为“茶圣”具有重要的意义。
752年，陆羽学成下山。其时李齐物已回京城，陆羽又恰遇由礼部员外郎贬为竟陵司马的崔国辅，崔国辅同样也爱惜人才，与陆羽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他们交游三年，常在一起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崔国辅与陆羽的雅意高谊被传为美谈。
陆羽20多岁时，出游到河南义阳和巴山峡川，耳闻目睹了蜀地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汉州、眉州的茶叶生产情况，后来又转道宜昌，品尝了峡州茶和蛤蟆泉水。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陆羽随流亡的难民离开故乡，先到江西，756年又到了浙江湖州，拜见皎然。皎然俗姓谢，湖州人，为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之十世孙，他既是诗僧，又是茶僧，陆羽与他一见如故，从此结为至交。同时，陆羽又结识了灵澈、李冶、孟郊、张志和、刘长卿等名僧高士。此间，他一面交游，一面著述，对以往收集到的茶叶种植和加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760年，陆羽结庐于湖州苕溪之滨，开始了他“闭门著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谭宴永日”和“细写《茶经》煮香茗，为留清香驻人间”的隐居生活。为写《茶经》，陆羽曾走遍32个州府，品尝江流泉水，攀登悬崖峭壁，采摘各地名茶，研究茶质优劣，并“时宿野人家”，与茶农为友，向茶农请教。由于陆羽的高尚人品以及对佛学、诗词、书法的造诣，特别是渊博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为他在浙江湖州士官僧俗各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765年，陆羽终于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茶经》初稿完成后，社会名流们争相传抄，广受好评，使得陆羽的声誉日隆。此后，陆羽不断进行修改补充，至780年左右，《茶经》最终定稿。
从游历四方、考察茶事，到闭门谢客、潜心著述，陆羽著《茶经》经过学茶启蒙、鉴泉品茶、江南考察、闭门著书以及修改充实成书几个阶段，历时近30年。
《茶经》共3卷10章，分“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10个方面内容，从茶叶的渊源到种茶、制茶、烹茶之法，以及烹茶器具、名茶产地、品茗之道等，均作了详细的论述。《茶经》是唐代及其以前有关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系统总结，是中国茶文化的里程碑。
《茶经》的贡献还在于它开创了中国茶道。《茶经》中，陆羽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华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理念融入茶事活动之中，突破了饮茶解渴、饮茶保健的生理功能，把茶事活动升华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博大精深的高雅文化――茶道，从而为饮茶开创了的新境界。
陆羽以及《茶经》还大大推动了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一是陆羽的《茶经》使饮茶在中国普及成俗，极大地拓展了茶叶消费。二是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种茶、制茶的科学技术，用以指导茶叶生产。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曾说：“《茶经》是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的第一部完全关于茶叶之书籍，于是在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各有关者俱受其惠。”也就是说，《茶经》普及了种茶、制茶的科学技术，指导了茶叶生产实践，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陆羽《茶经》曾被译为英、法、日等各种文字出版，古今中外对陆羽及其著作都给以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宋代以后，人们尊他为“茶神”、“茶圣”。宋朝著名诗人梅尧臣赞曰：“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评论：“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在茶叶生产、品鉴，乃至茶叶贸易领域中，人们都把陆羽奉为神明，特别是做茶叶生意的人，多用陶瓷做成陆羽像，供在店堂，以期保佑生意发达。
其实，陆羽的才华远不囿于一业，他博学多能，兼工诗词、音韵、书法、演艺、史学、地理等多门。陆羽以他高尚的人品和丰富的茶学知识名震朝野，朝廷曾两次召见拟任，陆羽都婉辞圣命。晚年陆羽，依然是四处品泉问茶，乐此不疲。他曾写有一首《六羡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者，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表达了他对功名利禄的淡薄和对家乡至深至诚的热爱。
804年，在一个“柴门对雪开”的日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逝世于湖州，享年71岁。
湖州是陆羽的第二故乡，陆羽一生中的黄金时间是在湖州度过的。湖州人民历来敬崇陆羽，喜爱陆羽，先后成立了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修复了有关陆羽的建筑遗址，举行陆羽诞辰纪念大会等，对推动陆羽茶文化的研究和茶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故乡的人民在“雁羽覆婴”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单孔石桥，名雁桥，以示对陆羽永远的纪念，这便是“古雁桥”的来历。天门还修建了陆羽茶文化园等纪念性建筑，成立了天门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有关陆羽茶文化的学术文化活动正蓬勃展开。
湖北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也有层峦叠嶂的高山险谷。山地是湖北主要的地貌形态，鄂东大别山、鄂西武陵山及宜昌三峡、鄂西北秦巴山、鄂南幕阜山和鄂中大洪山这“五座茶山”，天然聚集了湖北发展茶产业的优势资源。
北宋词人赵磻老有“世上渊明酒，人间陆羽茶”的名句，自陆羽开辟中国茶事新气象以后，中国茶文化发展风生水起，尤其是作为“茶圣”故里的湖北，其历史与茶史一脉相承，茶事连绵不绝，蔚为壮观，堪称中国茶叶的一方重镇。
19世纪前后，湖北茶叶开始输出俄国、英国。汉口是当时闻名世界的东方茶港，也是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茶马古道源头。
19世纪80年代，汉口茶市兴盛到达顶峰，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汉口茶叶出口占据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各国前来装载茶叶的商船，在汉口江面上络绎不绝。汉口作为“东方茶港”，前后兴盛200余载。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19世纪中下叶，“汉口为中国内地之一大茶叶口岸，茶叶市场至六十年之久”；“汉口茶市素为中国茶市之冠”。而汉口之所以有“东方茶港”之美誉，与羊楼洞砖茶的兴盛密不可分。
中国是丝绸古国，也是茶叶故乡。人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一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它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中国的文明享誉天下。但是，许多人却不知道：历史上还有一条“茶叶之路”，是纵驰南北的商贸古道。这条在清代臻于繁盛的茶叶商道的起点就在湖北境内的羊楼洞，终点是俄国，中介是汉口。
由于俄国商人是清代汉口市场上购销茶叶的最大客户，因此由汉口通往俄国的茶叶商路便成为汉口市场商品流通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通而观之，汉口茶叶销往俄国的商路包括水路和陆路，计有五条路线：
第一条，由汉口装船运抵天津，再由陆路经恰克图运至西伯利亚；
第二条，由汉口沿长江运至上海，再经海路运往海参崴；
第三条，由汉口溯汉水而上运抵樊城，在樊城起货后转装大车运往张家口，然后运抵恰克图；
第四条，由汉口装船，途经地中海运抵敖德萨；
第五条，由汉口经汉水运至老河口，卸船之后运往河南赊旗镇，再途经山西的潞安府、沁州、太原府直至大同之西南部，最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和俄国。
就第五条线路而言，为了方便北方地区的骆驼运载，茶叶在起运离开汉口之前，不用内衬铅皮的木箱，而是用垫有厚纸和树叶的竹篓。这种传统的包装方式，使人想起清代诗人查慎行描写汉口市场的诗句：“黄蒲包官盐，青箬笼苦茗。”
在很大程度上，羊楼洞茶区的形成与发展是历代边茶贸易持续增长的结果。元明时期受边茶贸易影响，湖北茶区的重心向鄂南转移。当时，蒲圻（今赤壁）、咸宁、崇阳、通山、通城等地所产老青茶均运至羊楼洞，加工制作成帽盒茶，然后销往蒙古、新疆及俄国西伯利亚一带。制作帽盒茶的缘由，是为了降低成本、减少长距离贩运的损耗。其制法为：先将茶叶筛选干净，然后水蒸加热，经踩制，使之成圆柱状。此种帽盒茶就是青砖茶之前身。每盒重七斤十一两至八斤（十六两为一斤）不等，每三盒为一串。山西茶商垄断了帽盒茶的制办，人称盒茶帮。该帮商人每年谷雨前来到羊楼洞，秋收后才返还家乡。清康熙年间，边茶贸易受到官方鼓励，进一步刺激了羊楼洞茶业的发展。清乾隆年间，旅蒙商巨头――大盛魁开设“三玉川”和“巨盛川”两大茶庄，将茶叶作为自己经营的头号大宗商品，并深入两湖地区进行大规模采制。这两大茶庄均在羊楼洞设点，专制边销帽盒茶，年产量近80万斤。以三玉川为例，其总部设在山西祁县，每年派人到两湖地区办茶，在汉口设有处理运茶、收款等事宜的常驻机构。由于三玉川的产品供不应求，以故羊楼洞青砖茶均用“川”字作为商业标志。在蒙古及西北地区的牧民中，无需开口，只要伸开手掌，按一下中指，然后滑向无名指、小指，便知道是“川”字招牌的羊楼洞砖茶。清道光咸丰年间，广东茶商也跻身羊楼洞，采制红茶出口。汉口开埠前，羊楼洞制办红茶的茶号多达50余家，年产量10万箱（每箱25公斤），约5万担。另有10余家专营边销茶的制茶工场。清咸丰末年，经过技术改良，羊楼洞开始制作真正意义上的青砖茶。青砖茶主要销往蒙古。米砖茶的制作稍晚，迨至俄商在汉口设立砖茶之后。米砖茶主要销往俄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小的羊楼洞因出口业务繁忙，急需劳动人手，居民竟多达3万人。茶商设庄的范围也不限羊楼洞一隅，而是以此为基点，东至通山100余里，南至通城90里，西自临湘80里，北至咸宁100余里。因业务性质不同，茶庄概有包茶庄和砖茶庄之别。包茶庄将收购之老青茶，经发酵、筛切等工艺，制成半成品，用布袋包装，售与砖茶制造者。经营包茶庄的商人多为当地人，本小力薄，以故多向汉口茶栈或钱庄贷款，其包茶也由茶栈之手售与砖茶厂。砖茶庄则完全不同，设庄者全都是财大气粗的山西茶商，茶叶收购到制作全部自行完成。羊楼洞砖茶在汉口市场汇集后，最后运抵张家口、包头转销。经张家口转销者，称东口货；经包头转销者，称西口货。东西口的货物规格不同：东口货以二七砖（即每箱27块）、三八砖为主，每箱重量大体相同，约92斤；西口货以三九砖、二四砖为主，每箱重约133斤。京汉铁路通车后，羊楼洞砖茶改由独轮车运至赵李桥，再由火车运抵张家口、包头，然后通过汽车或骆驼运往蒙古等地。当时，销往俄国的砖茶主要在俄蒙边境城市恰克图交易，由山西商人一手把持。
应该说，清末民初，湖北地区的茶叶生产当以蒲圻县（今赤壁市）之羊楼洞（一作峒）最为著名。民国《蒲圻县乡土志》称：“羊楼洞为我国著名茶市之一，茶叶产附近临[湘]、崇[阳]等县，而以洞产为最优。……洞市茶业，近言之为乡民生活之资藉，远言之为对外贸易之要品，其关系不可谓不重大。”《艮思堂诗集》所录竹枝词对羊楼洞茶叶的商品生产有生动的描述：
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
残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
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
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
（原注：每岁，西客于羊楼司、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芙蓉山，在西乡。）
六水三山却少田，生涯强半在西川。
锦宫城里花如许，知误春闺几少年。
史家称：“蒲圻乡市向分六镇，石坑、汀泗、新店、车埠、泉口、黄龙是也，而羊楼峒无与焉。今则峒市商业，骎骎焉驾各镇上。”羊楼洞“附近多产名茶，故茶市以此为集中。其利赖吾蒲者，即以学捐论，旺岁岁入常万余金。近则受俄乱影响，茶市不振。想秩序渐复，当有复兴之望也”。据日本人正川正一的调查，其全盛期从事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劳动者及商贾多达51万人。厘税银98万余两，学捐钱1万余串。青茶年产量19余万斤，红茶520余万斤，粉红茶110余万斤。黑茶生货，外商每年购置2600余万斤，运抵汉口镇，再运往海外市场。砖茶，西商（山陕商人）每年购置1700余万斤。因此，羊楼洞堪称中国著名茶业市镇。同治《崇阳县志》载：
龙泉山产茶味美，见《方舆要览》。今四山俱种，山民藉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贮用竹篓。稍粗者，入甑蒸软，用稍细之叶洒面，压成茶砖，贮以竹箱，出西北口外卖之，名黑茶。道光季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内，包锡皮，往外洋卖之，名红茶。箱皆用印锡，以嘉名茶。出山则香，俗呼离乡草。凡出茶者为园户，寓商者为茶行。邑茶引，旧四十八两。同治初，加六两零三分二厘五丝，茶非有加于旧也。自海客入山，城乡茶市牙侩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成雨。食指既多，加以贩客搬运，茶来米去，以致市中百物一切昂贵，而居民坐困。至于乞丐无赖、奸民盗贼溷迹其中，为害益不可胜言矣。
可见，生产者（园户）与销售者（茶行）有明确分工，市场管理者（牙侩）大量涌现，茶叶专业市镇形成，这是专业化生产在达到相当规模后的必然结果。在商品生产及流通的各环节，各种专业人员有着极为细致的分工，有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工等，男女混杂，人数众多，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茶业大军。如木工所制红茶箱板，“以枫木分板为之，工厂则鄢发章、万春和为最著”。砖茶机器，“其柱架及下压机皆以极大栗木为之。模器多用枫木（如匣斗之类），每副四百件，料费约需千五六百金”。以竹工为例，茶叶的大规模出产刺激了茶区的竹器编制业。如茶箱，“羊楼洞、羊楼司之砖茶，皆以箱盛之。除洋商运汉制造外，山西商则完全在本镇包装，岁需茶箱甚巨。其收篾自制者固多，来自柘坪及大小港者亦复不少”。簸盘，“红茶行起样发拣，需用甚夥，制造皆本洞篾行及峡山人”。再如筛，“红茶庄用最广，有一、二、三、四筛，及粗雨、中雨、小雨、芽雨、复芽雨、铁沙、生末、尘末等名目，制造者亦以峡山人为多”。另如铸造业之铅罐，“红茶箱内层以薄铅皮裹之，名曰铅罐。罐重四斤。丙辰，铅价大涨，减为三斤七两。洞市彭松柏、邓永发实专其业”。茶业的发达，同时促成了牙行的兴盛，“以行为业者谓之牙人。牙人必领牙贴，领贴营业须指定地段、货物。蒲圻物产殷富，商贩云集，需用经纪人颇多，而牙行以兴”。蒲圻除了麻行、花行、纸行、米行、鱼行、山货水果行、猪行、牛马行外，格外引人注目者当推茶行、车行、船行这三行。史载：“羊楼洞、羊楼司并有茶行。茶箱陆运用车，故洞有车行。水运始张家嘴，至新店过载，故该二处有船行。”羊楼洞茶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客商冒充牙行，以行欺诈，故其狡黠之恶名昭然于史籍。所谓“牙行利在分取用钱，尽人所知。其朋充顶替，则行商通弊，而弊之甚者莫如茶业。晋、粤诸商每岁入山办茶，虽各有行户，然皆自行品论价格、经理收支，从无经纪人之设置，而行户徒拥虚名。自被此名，而茶商之大秤、短平，及苛待男女劳动者与一切悖于良善风俗之行为，皆藉茶牙名义以行之矣”。
茶叶的专业化生产使大量劳动力脱离粮食种植业而食用商品粮，所谓“南亩不禾者去其半矣，货殖之家，他植之亩，竟浮亩数矣”。邻近通城县之粮食多销往羊楼洞，“通城米销洞市者多，茶次之”。羊楼洞茶区也食用湖南米，“湘鄂向本湖广省，蒲圻与临湘尤近，湘人商于新店、羊楼洞者甚众，茶销洞市，谷米及石炭多由水路销新店”。这一现象导致茶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粮食的商品流通，加强了区域经济的互补性，并刺激市场粮价上涨，影响及于其他商品。茶叶生产专业市镇的商品输出，对市场消费的拉动力可谓不小，刺激了外来商品的输入，形成商品对流的循环圈。
羊楼洞之茶庄规模，可从民国文献窥其大概。据称：“洞市茶庄，多高厅大厦，如拣厂、筛厂至能容千人及数百人不等，光线充满，最便作事，且烟囱林立，恍睹武汉气象焉。”
羊楼洞茶区之运输工具，以木舟为主，小轮船次之。“蒲圻河道虽远，然水浅地狭，惟民船之小者可以运载货物，往来武汉、荆沙各处，而轮船不能行驶也。其通轮者，惟新店、汀泗、神山三道。”如新店河，“十里马蹄湖，十五里黄盖湖，三十里岛口出江，水道较深。本地艑子多为运载麻捆之用，其输送茶箱者，类皆外来之小驳鸦艄及满江红等船，然载重行缓，且时虞不测。洋商如阜昌、新泰、顺丰各家，皆制有飞鸿、飞电等小轮，以为拖运之用”。
由于砖茶的独特性，几成为羊楼洞茶业的象征，地位尤显特别，“洞市茶砖，为吾蒲商业特色，其制造之方法、运销之场所、产额之多寡、税赋之重轻、本息之厚薄，内容极为繁复，鲜有能道其详者”。时人雷大同在《莼报》刊发专论，对羊楼洞砖茶之资本、地点、名称、手续、器具、重量、产税额、运道、销场、利息等表述甚详，所记多为清末民初之史迹，概如下示：
资本：俄商，银六百万两以上。英商，银四百万两以上。华商，银三百万两以上。
地点：正货羊楼洞，次货出羊楼司、柏墩，下货出聂市，即在以上四地制造。洋商制砖地在汉口。附说：本国惟上开四地出产茶砖，砖面皆印有“洞庄”二字，故蒙、俄人只知有羊楼洞，不知其他之三市也。
名称：三六砖，四五，二七，三九，二四，六四。
手续：一购集茶叶，二发酵，三筛，四拣，五裁断，六风扇，七秤，八蒸，九装入模器，施压力以固其体质，一时半，十及十一包裹及装箱。
器具：秤，筐，盘，模器，炉三，蒸汽锅六，水箱五，木质下压器，或蒸汽下压机。
重量：三六砖，每箱重九十二斤四两，片重二斤九两。四五，每箱重百一十五斤五两，片重三斤九两。二七，每箱重九十四斤半，片重三斤半。三九，每箱重百三十六斤半，片重三斤半。二四，每箱重百三十二斤，片重五斤半。六四，每箱重六十四斤，片重一斤。
产税额：茶砖，岁约三十五万箱以上。洋商运汉制造者，岁约一万三千吨。每百斤正税库平银一钱五分，产税八分四厘，附加二成。
运道：自洞八里至粤汉铁路之赵李桥站，运武昌，渡江，由京汉、京张、京缓[绥]铁道联运，可直达丰镇，摩托车或运自丰镇至库伦，由库运销俄属西伯利亚一带，电报、邮政皆通。
销场：张家口，齐齐哈尔，锦州，丰镇，归化，绥远，库伦，恰克图，西伯利亚。利息。至低约四分，至高约一倍以上。附说：茶砖在库伦市面可当钱币交易货物，如在口外换马匹及皮毛，其利尤厚。
为了振兴羊楼洞茶业，清末就在此地设有茶业试验场，由湖北劝业道委派专员办理。其事为：“先立有茶业学堂，招致附近园户子弟研究培植、制造各新法，并租地数亩，植茶无算，实行改良种制。置场长一人，会计、技士各一，工徒四名，岁支经费二千四百余串。”无奈时局维艰，改良不易。尽管有学者指出，清末羊楼洞精茶工场，已达到“机械以前的工具与手工业劳动的大型制造业阶段”。然而，直到民国初年，羊楼洞制茶业并未出现机械化的近代工场。加之其后俄国革命爆发，风云变幻，羊楼洞茶业遂趋于衰微。今日，走在羊楼洞古商道的清冷石板路上，虽不见运茶商队的踪影，但那些年复一年经车轮反复辗过而落下的凹痕，却勾起人们对往昔无限的遐思。
如今，承袭中国古代茶文化的流风余韵，湖北茶叶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茶园总面积仅次于云南、四川，位居第三位；产量仅次于福建、云南、四川，位居第四位；产值仅次于福建、浙江，位居第三位；规模效益居中部六省第一位。
喜看今日荆楚大地之上，茶事鼎盛，茶香醉人。荆楚茶事得如此气派，我们当更加铭记“茶圣”陆羽的开山之功。
（刘玉堂张硕杜七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