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夜总会每晚８点营业到深夜２点，白天里不能睡懒觉，老板早早就把我们吼起来到大堂里做清洁，洗茶具、酒杯。下午，阿明到舞厅调灯光，魏晶擦地板。说起擦地板，老板规定不能用拖把，必须用细软的布条跪着擦。开业前，不准用空调，舞厅空气不流通，大热天，魏晶每次擦完地板，都像个落汤鸡似的瘫在狭窄的五人间寝室里。
一天，干完活，大家一起吃晚饭。魏晶吃了几口便吃不下去啦，叹着气说：“唉，累死人啦……钱真难赚呵。”
阿明对魏晶说：“别太天真，你以为到这里就挖到金娃娃？唉，赚那么点钱，得看老板的脸色。我阿明活了二十多岁，也没像今天这样低三下四。哎，为了生活，得忍着点。”
我嘴太笨，也说了两句，魏晶反而大声哭了起来，她对我说：“阿凌，我没有亲人，没有知心朋友……”没想到，魏晶失声痛哭起来，蓦然扑到我的怀里。
我极力推开她，可她却不断地抽搐着：“昨天晚上……”可她又一直不说昨天晚上怎么了，我隐约觉得发生了什么意外。
阳光夜总会是靠几个在本市唱红了的小歌星出名的。尤其是那个叫罗辉的一出场，就得到大家喝彩。听说这小子长得挺帅，从一所音乐学院来的，歌唱得很棒，舞姿也充满性感，得到不少女孩子的青睐。按常规，夜总会到了１０点，准安排罗辉出场。可这天晚上，罗辉迟迟没到，眼看时间快到，老板急得团团转，又是打传呼，又是打电话，怎么也不见罗辉回话。
场里一片喊声：“罗辉！罗辉！”
老板只好临时安排几个跳舞的女孩子上场应付。
等了一阵，还是不见罗辉的身影，看来今晚会出事，夜总会没法收场。这时，我走到大厅前挂着罗辉形象的海报下，打量着罗辉的长相。也真巧，我发现罗辉的模样和我特别相像。外边催罗辉出场的喊声越来越大，我从门边见老板急得团团转，便走到后台的服装室里，盯着罗辉的那件镶了金丝银线的服装，顿时萌生了连自己都想不到的主意。我壮着胆子穿上了罗辉那套服装，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鼓足劲儿地窜到舞台上。结果，我的出现，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于是，我向来宾来了个深深的鞠躬：“对不起，我来晚了……”
场内响起一片欢呼声：“罗辉，罗辉！”
电子音乐奏起来，那是我十分熟悉的《对你爱不完》，也是罗辉经常唱的。于是，我随着音乐激情地唱了起来：“灯初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一颗心晃呀晃，你我不要太紧张，把自己爱得像太阳。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掌声、呼叫声、口哨声，整个夜总会沸腾了。
我挥洒自如地似乎回到了从前－－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吧，我生来一副好嗓子，上高中时参加全市通俗唱法比赛，多次获过奖，要不我怎敢冒昧以假乱真？也巧，在暗淡的灯光下，谁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
就这样，我扮演着罗辉，一曲接着一曲唱下去一连唱了七八首。最后，我在掌声和鲜花的拥簇下，被突然跳上台的少女拥抱、亲吻……
子夜，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老板十分高兴地对我说：“好呀好呀，阿凌，你可救了我呵！”他端起一杯扎啤给我，同我干杯。
几个同事把我拉到大厅的海报下面，对着罗辉那幅大照片向老板说：“瞧，阿凌真像罗辉。怪不得客人都没认出他咧。”
阿明在一旁凑起热闹来：“阿凌，想不到你有这么一招。你可比罗辉还要牛，你就是我们夜总会的罗辉！”
魏晶对阿明的话儿不予理睬，悻悻地悄悄走开。她对我冒充罗辉似乎有异议。
第二天，罗辉还是没有来，老板派了几个伙计四处寻觅，丧气地回来。老板挺有心计的，他事先请了个化妆师，硬拉我进入化妆室，请化妆师按着罗辉的照片进行包装……第二天、第三天，以致后来几天里，我都扮演着罗辉的角色，月薪从九百元增加到一千多。当然，这待遇跟真罗辉相比就差得太多太多了。魏晶对我说：“你这一招，长了不是法子。老板就是多给你又怎样？反正你不是罗辉，你是你自己。”说真的，别看我在台上红红火火，又是掌声又是喝彩，可心里不是个滋味，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至于钱的问题，我没多想，拿得再多，还不是借别人的名字得到的，我总觉得自己戏弄自己，替他人做嫁衣。总之，我像被套上了枷锁那样难以挣脱羁绊，当我独自静下来时，有说不尽的惆怅。
快到一个月，最叫我伤脑筋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那是一个上午，魏晶急火火撞来告诉我，说一家电视台要来采访“罗辉”。
为躲避麻烦，我住到小旅馆去，对老板称自己生病了。这一躲就是好几天。
一天，魏晶来看我，我问她上次提到那个夜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十分羞愧地说：“那天晚上，老板单独找到我谈话，他说我长得很漂亮，应该在夜总会里陪酒，那样可以多赚些钱。我当时不答应，说那些客人太杂，有的动手动脚，我受不了那种下流的事情……”
我问他：“老板当时怎么说呢？”
魏晶低下头支支吾吾地说：“老板说这有什么要紧，不要把男女之间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谁想到，他趁我不防备一下子把我紧紧搂住……”
“这老混蛋他！”我气急败坏地攥着拳头。
“当时好在我把他推倒，跑脱了……”
我对她说，看来这老板是个色狼，往后多加小心。
十天后，我回到夜总会，才知道魏晶出事了。
老板早就想在魏晶身上打主意，要她当“三陪”，魏晶怎么也不干。可老板缠着她，说这是有意关照她，给她多赚钱的机会。后来，她同阿明商量，阿明说：“老板不就是叫你陪人家喝喝酒吗？只要不陪人家出去，保住贞节，其他都好说。”
魏晶叹气道：“唉，咱握在老板的手心里，要是不依，不晓得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上次那个小朱没依着他，就被开除了。”
阿明说：“这么吧，你先干几天再说，要是顺当的话，同老板签合同。你说呢？”
于是，魏晶就忍着性子，当上陪酒女郎。一个星期过后，来了几个财大气粗的大款，喝得醉醺醺的。正好是魏晶作陪，她想溜，却被大款们缠得紧紧，又是搂又是抱，无法脱身。到了深夜，他们在酒吧间里鬼哭狼嚎地唱起卡拉ＯＫ。老板进来，见魏晶很不耐烦，就把她拉到一旁，要她必须陪到底，因为这几个人是市里头面人物看重的大款，千万不能得罪，不然“阳光”会砸在他们手中。老板还对她说，今晚要给她加时费。
午夜时分，一个三十出头的家伙，硬把魏晶紧紧拽出去，拉进了轿车，消失在黑夜中。
阿明闻讯追出来，朝小轿车呼喊，轿车已无影无踪。地上只有魏晶失落的那条红纱巾……
第二天上午，魏晶回到阳光夜总会。阿明就知道她遭噩运。魏晶放声大哭。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无法去安慰魏晶。阿明怨恨自己没能保护魏晶，他敲着自己的头骂着：“我不是人，不配当他的好哥哥。这可怎么办呀？”
我大声说：“到法院告那坏蛋！”
正在这当儿，老板闻声走来，吼了起来：“你们敢告状？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你们知不知道，人家是谁？”
“管他是太上皇，咱得靠法律！”我也向老板吼着。
老板指着我骂道：“你算什么？小小打工仔，想翻天？别管闲事，你唱你的歌，会有你的好处。要是胡闹，小心你们的饭碗！”
第二天，我和阿明悄悄叫上几个打工仔，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没想到，律师质问我：魏晶既然是三陪女郎，这种事，不能立案。如果要上诉，应该由当事人亲自起诉，拿出事实来，证明人家确是施暴，法院才会受理。你们几个人只能是旁观者，最多提供人证，不能代替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如果不按程序办，搞不好对方会向你们反诉，那样你们这几个打工仔能吃得消吗？
告状的事被搁下来了。
魏晶从此拒绝陪酒，做起了粗活。
一天，老板对我说，和我订合同，我说，你要我干，得用我自己的名字，正大光明。老板说，用你的真名可以，你得预交两万块押金，等你真的闯出来了，我把一半押金还给你，不然的话，我这“阳光”会砸在你身上，怎么办？
我同老板没谈成。那天晚上，我作最后一场演唱，那是我重新演绎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掌声潮水般地响起。也正是那时，有流氓来找魏晶的麻烦。阿明早已盯上那家伙，他不考虑后果，把灯光熄灭，朝那家伙冲去，猛地一拳，把那家伙打倒在地。当时，几个保镖将阿明乱拳打得昏死过去。
我在舞台灯光熄灭时便感到事态不妙，立即跑到后台通知魏晶，拉着她从后门朝外跑。
阿明被打成重伤，大家把他送到医院。我们十几个打工仔和打工妹临时凑钱，帮阿明交了押金。一周过去了，阿明终于清醒了，我买了鲜花和食品去看阿明。医生问我，阿明的医疗费谁出？我看医生递给我的医疗费账单，一万多，阿明是无法支付的。我只好悄悄帮他交了。医生对我说，阿明的体质好，恢复快，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
过了两天，我到医院接阿明。我走进５号病房，阿明的病床换了新床单被褥，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很显然，阿明走了……
那几天，我惊慌失措地找遍了火车站、公共汽车站，都没见到魏晶和阿明的身影……
打工生活，使我十分厌烦，我终于离开这个城市。第二年，我报名参军，到了银装素裹的西藏。
部队附近的自然村太穷，不少小孩辍学。部队主动承担乡办小学的扶贫。
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五，上音乐课，我教孩子们唱《鲁冰花》。我唱得入神，孩子们学得认真，歌声飘出教室，仿佛飘着雨点的天空里明亮了许多。窗外，树影婆娑，树荫下似乎有一个身影在移动着。我不经意地朝窗外看去，发现一个披雨衣的人站在窗下，一双大眼睛紧紧盯着我。不久，下课的铃声响了。我刚走出教室，有人呼唤我的名字。我循着声音方向望去……
她脱下雨衣，那鲜红的纱巾依然在她胸前飘着。
啊，是魏晶！
我情不自禁地朝她那边跑去，紧紧握手，我们相互打量着，激动得说不出话儿来。她说，她是从电视台的节目中发现我的镜头，就按电视台提供的地址，专程来找我的。说着，她朝车那边挥挥手。卡车开过来，开车的就是阿明。
于是，我们仨拥抱在一起，眼眶里不约而同地都闪着泪花。我发现魏晶胸前戴着某电子工程专科学校的校徽，而阿明豪爽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某乡镇砖厂的厂长头衔，真为他们高兴。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以往那些伤心事。
魏晶说她和阿明在电视里发现我们部队给这里建立了希望小学，她和阿明商量，无论如何一定要来看看我。他们俩还用自己的积蓄，买了这车书，表达他俩对希望工程的爱心。
后来几天，我们一同朝圣了雪山，亲近了草原。在通往珠峰大本营的山口，魏晶取下自己鲜红的纱巾系在了一个嘴里衔着格桑花的藏族少女脖子上。魏晶和那少女挨得紧紧的，我为她拍摄了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
我们都把青春留在了西藏。
二十三岁的春天
都说，西藏的春天是迟到的开放在四月的桃花，它不易开在人们的脸上。在春天，孤独的人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对一个二十三岁的士兵而言，这样的春天总像锋利的刀狠狠地将我的心，割成季节的碎片。
“二十三岁的春天就这么过去了，可我却始终没看见春天的脸！”
推开门，不变的仍是永恒的山。与春绝缘的荒芜像风一般从灵魂深处压过，升腾的欲望和多年设计的春的模式，一而再地被岁月留下的冷暖注解得杳无声息。时光漠视着飞翔的翅膀，有一种忽然被特殊年代推向世俗、迷惘、还有绝望的惶恐之感。就在这时，我眼里出现了一个人影，他唱着恢宏沉郁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向我走来，身影越来越清晰，像是站在无边商业洪水的中央为苦难助兴，又在为自己命名：荒流。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透明的烛光酒杯，斟满一杯给我，然后，用冷静的语气对我说：“我们都是春天的守望者，干下它吧！”
事实上，荒流比我大两岁，他是习惯了不再恋春的那种人。当然，我们的相识自然要提到雪域大地一个孕育诗人的部落－－林芝。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热”那阵，从这个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的地方便走出了大批军旅诗人。后来，他们多数从林芝这块富有灵性的土壤里走了出去，走在雪域无尽的远路上，走向北京，走向中国，告诉世界：我从西藏林芝来！在荒流脱下军装从商养文那年，我正好从四川一个产盐的地方赶赴他所服役过的军营。于是，岁月和兵器简单地操练，以至电子钟神速地指向１９９８年冬季的某一天，在《西藏文学》编辑部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引介下，我们就认识了。
于是，便读他的诗。在那些历史与政治一脉相承的重量级辞藻或句子面前，我掂出了他诗歌的分量。一首《青藏高原》像一支粗粝的烟呛得我满眼流泪。但我还是强忍着把它吸了下去。尔后，我问他：为何现在还要躺在历史的肩膀上哭泣：
“剑在这里锈蚀
枪在这里锈蚀
和平年代战争在这里锈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