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刘安国带着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在卫、海、靖三县交界处劫富济贫，虽说飘忽不定，却也悠闲自在、无人敢惹，后来见形势有所缓和，便又搬回老家校尉川居住。
1935年8月，牛化东派张洪儒来到校尉川刘安国家，向他传达了带领游击队迎接长征红军的命令。刘安国随即找来队员张治堂、儿子刘进忠和几位骨干队员，作过介绍后说：“这位张同志是来和我们联系，去固原迎接红军的。”大家一听是迎接红军，一个个兴奋异常，都争着要去。刘安国和张洪儒一商量，决定派张治堂、刘进忠、李太平、沈家娃、孟货郎共五人，由张洪儒带领，晚上动身朝固原方向行进。
国民党当地政府得知红军大部队要经过海原、固原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各关隘卡口的军警和民团严加防守，缉拿行迹可疑之人。张洪儒一行六人白天不敢走就躲在山沟里休息，到晚上则翻山绕道，躲过关隘卡口匆匆赶路。一天晚上，当游击队来到固原杨老庄的时候，就见军警和民团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守得铁桶似的，根本过不去，只得绕道前行。一行人在天快亮时走到了马莲窝子，碰上了红军先头侦察部队——由李队长率领的骑兵队。张洪儒给李队长说明情况后，李队长热情地留大家住了下来，并主动帮他们和首长们联系。
第二天，李队长和张洪儒研究后说：“领导同志正在研究作战方案，情况都知道了，你们不必等了。为了争取时间，尽快赶回去，告诉刘安国在兴堡子川做好迎接红军大部队到来的准备，特别是要做好调查土豪、发动群众、设立粮台、草店的工作，把地理、交通弄清楚。同时要广泛动员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扩大你们的游击武装力量。红军大部队大约在9月中旬就能到达兴堡子川。”
游击队接受了任务，回到兴堡子川向刘安国作了汇报。刘安国当即决定以张治堂、刘进忠、高占魁、李太平、沈家娃、孟货郎几个人为核心，秘密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游击队，扩大队伍，并商量出要向哪些土豪地主征集粮食，预计能搞到多少粮食、草料，以及行动路线等，紧锣密鼓地做着迎接红军到来的各项准备工作。
农历八月十四日夜间，红军骑兵队李队长来到兴堡子川，对刘安国和游击队员说：红军大部队马上就要过来了，你们要积极行动，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在李队长的组织下，游击队决定从当日起公开活动，向群众宣传迎接红军的到来。游击队经过秘密摸底，开列了七个大户的土豪名单，有拓寨的吴家、北疙瘩的万家、谢家寨的张家等，向他们征集需要的粮草、肉食等。当时兴堡子川一带的土豪闻听红军要来的消息，早已逃往别处隐匿起来，一道川里都悄悄流传着红军红头发红眼睛，共人家房共人家地共人家骡马牲畜，尤其是共人家婆娘女娃的危言，吓得家家户户关门闭户。由于反动流言的误导，给筹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土豪的粮食一时弄不到手，急得刘安国火烧火燎。正在这时，一名外出打探消息的游击队员带回了好消息：原来他在与土豪家中的长工们闲聊时得知，吴大户家有一粮窖，窖上盖了三尺厚的土，上面还能种庄稼，隐蔽性很强，因此难找。得知这一消息，可把游击队员们高兴坏了，当即拿锹带筐地来到田里挖出了吴家的粮食。游击队以此为突破口，对其他土豪的藏粮也作了调查寻找，终于汇集了不少小麦、糜子等，分点集中，给红军配发。
不久，红军大部队便源源不断地由西向东开来，有的脚步不停地一路东进，有的则留下来在兴堡子川稍作休息，补充粮食弹药。红军政治部设在兴堡子川西十里处的郝家集，负责协调各方事宜。李队长领着张洪儒、刘安国、张治堂去政治部，见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和军团宣传部长黄镇同志。张洪儒把刘安国等人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向首长们作了汇报。程子华政委高兴地说：“你们带领游击队打土豪、筹粮草，立了大功，党感谢你们。以后你们的工作全部由张洪儒同志负责，一切事情由老张安排。”从此，张、刘二人开始不断扩大游击队的规模，队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编为三个队。总负责人张洪儒，队长刘安国。政治部还颁发了战旗。游击队员在郝家集接受了红军指战员半月之久的立正稍息、向右转向左转等基本操练之后，才开始持枪训练。在进行军事操练的同时，红军还给游击队员灌输了穷人翻身闹革命的新思想，使游击队初步具备了组织纪律性。
“没手手”张永盛见红军势大，“香山游击队”吃香，便也跑来要参加游击队。刘安国虽嘴上说欢迎，并任命张永盛担任了小队长，但心里明白：“没手手”来投游击队，就好比“吕布拜干爹”，吃谁的饭砸谁的锅，既然当初能背叛冯建忠，今后也就能出卖刘安国。想到这，刘安国便委咐游击队员徐福堂秘密监视“没手手”，并寻机除掉他。
一天晚上，“没手手”酒瘾发作，独自喝了一会，感觉没滋寡味的，便提着酒囊来找徐福堂。徐福堂一听正中下怀，嘴里却说：“部队有规定，不让喝酒，这可是犯纪律的事。”“没手手”骂骂咧咧地说：“狗屁纪律，尽往人脖子上挽笼头，一点自由都没有，惹急了爷给他来个猪八戒摔耙子——不侍候这个猴了。”徐福堂见“没手手”越嚷嚷声越高，赶忙拿出酒陪着喝了起来，连哄带灌，一会儿工夫，“没手手”就软成了一摊泥。徐福堂连叫了几声，见“没手手”跟死猪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便将“没手手”背到一个壕沟里，用刀对着脖子一抹，“没手手”便稀里糊涂见了阎王。徐福堂用脚蹬倒土崖，遮埋了“没手手”的尸首，确信不漏痕迹了，才回来向刘安国作了汇报。第二天，刘安国便以“开了小差”为由将“没手手”除名了事。
游击队为了迎接红军的到来，从兴堡子川向西到白疙瘩、唐庄一线约五十华里的地带，沿途设起了粮店、草台。路两旁村庄的墙壁上都刷写了“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活捉马鸿逵，打到宁夏去！”“打日本，救中国！”“打土豪，救穷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拉夫抓丁”“反对苛捐杂税”等大字标语。游击队还在红军经过的地方设立了茶水供应点，供红军解渴休息。
由于过境红军人数众多，而山区的碾磨数量又有限，粮食加工一时供应不及，为了应急，只好简单地去掉粮食麸皮即行发放，甚至还有将小麦直接发给红军战士，就地煮熟食用的。这时的红军虽经过长时间行军打仗，衣衫褴褛，缺乏弹药，但士气高昂，精神状态很好，对暂时的艰苦生活毫不介意，对胜利则充满着信心。这些都给刘安国和游击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迎接红军到来的同时，张洪儒传达上级的行动部署：北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袭取中卫县城，进而向东挺进。当前要准备渡河工具和了解敌方军事部署。
游击队长刘安国接到任务后，立即派队员赵国治到中卫县城探听敌军防御情况，并在中卫宣和、永康两堡收集绑皮筏用的木棒，为扎羊皮筏准备原料。
皮筏又叫“浑脱”，最初叫“浮囊”，是西北古老而简易的水上交通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中，已将浮囊列为济水工具，书云：“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空，缚于肋下，可以渡也。”由此看来，“浑脱”是指剥皮的方法。一般宰羊都是从腹部剖开剥皮，而浑脱则要求必须浑全地退下羊皮，以保持皮张的完整无损。由于这种羊皮是专用来制作泅渡用的浮囊，所以，人们又把浮囊改称为“浑脱”。后来，人们干脆把用“浑脱”组成的皮筏也称作了“浑脱”。
羊皮筏的制作有着其独特的方法：一种是宰羊后，割去羊头，将骨肉、内脏一一由颈口取出，然后将掏空的羊皮用水浸泡三四天，待有异臭味时，捞出暴晒一日。这时，毛根朽败，极易脱落，只需将毛拔净、皮洗净，灌入半斤食盐、半斤胡麻油和少许水，继续置于烈日下暴晒四五天，待外皮呈红褐色，油质已浸润透，皮囊即制成。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制作方法。另一种方法很简单：宰羊后，在羊后腿交裆处剖口，然后将皮由屁股向头完整脱出。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不从颈口取骨肉，就不用小心翼翼地分解骨头。缺点是后裆处开口大，排水量略有减少。皮囊制成后，将前颈、后裆及其他三条腿开口处均扎紧，从留下的一条前腿末端的小口处用嘴吹气，气灌满后，将开口扎紧，便完成了充气的程序。这时就该制木排了。木排的大小因皮筏的大小而异。一般小型渡筏（排子）有纵木六根，横木约二十根，纵横均匀排列。最边上的两根纵木稍粗，并凿小孔二十个。各横木的两端，均楔入小孔中，并铆紧。纵木长七尺许，粗约五厘米；横木长四尺多，粗三厘米。整个木排还要在纵横相交处用小绳系紧，使其不至松脱。木排扎好后，开始组筏：将十四只羊皮囊的腹部贴向木排一面，按五、四、五之数，分作前、中、后三列置于木排上，并用绳系紧，这样，一具完整的羊皮筏就制成了。
牛皮筏的制作与羊皮筏大同小异，只是皮囊不充气，而填以轻泡货物，有的还填进干草，俗称“草筏”。
皮囊经烈日暴晒容易龟裂，因此筏工一般每隔二十天左右就用胡麻油灌一次，以防龟裂漏气。
按照这种方法，刘安国带领游击队员和数十名群众在老筏工的指导下，每天宰杀山羊，褪下囫囵浑脱制作羊皮筏，羊肉则由军民同食。整个兴堡子川到处是一派过年般的欢腾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