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中共中央于江西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全会之后，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在贯彻会议精神时，军队重点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反对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且层层都要联系实际，级级都要有典型代表。
在传达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过程中，六十六军与各师均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分别扩大到团和营。在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主要批判了一九六师师长张一波体罚战士的军阀主义，一九七师政委（记不清姓名了）的个人主义，一九七师副师长黄敬茹、军后勤部供应处处长、军需处长（姓名不详）的教条主义。在一九八师师党委扩大会上，除黄敬茹副师长继续检讨外，增加了我的军阀主义和师教导营营长王文宾的教条主义两个典型代表。我之所以成为军阀主义的代表，主要是平时管理部队太严，完全按条令条例办事，无论干部战士，熄灯号一响，必须熄灯睡觉。饭后返回必须二人成列、三人成行。平时绝对不准随地吐痰，如发现，要求用手绢一点一点擦干净。枪要擦得明、利、亮，不能有半点灰尘。脾气一来，不分场合，张口骂人、训人，因此得罪了一些同志，伤了一些同志的感情。但我始终不承认这就是军阀主义，我识字不多，不会写，也不写检查，每次发言的稿子，均由干部处长赵志义代写。由于屡屡不能过关，为此肖新槐军长还找我谈了一次话。肖军长语重心长地说：“平时的坏脾气！看，今天倒霉了吧！运动嘛，就这样，好好检讨，过了关就完事。”就这样，又检讨了两次，会议结束时勉强过关。
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嘴上说不是军阀主义，但思想上还是受到很大触动，最起码认识到“热情高但脾气急、火气大，不是好的工作方法，搞不好有时会把自己搞得很被动”。我决心认真吸取这次教训，在大会上进行深刻检讨。这是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检讨。事情就是这样，对于自我教育来说，有时教训比经验还要深刻。经过这件事，我似乎成熟、进步了很多，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