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的一天，北京军区第一工区领导率各团负责同志和机关人员，于二连附近中蒙边界勘察地形，突然接到工区作战值班室电话，让我于次日18时前到二十一军政治部报到，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至于什么任务，没有通知。于是我停止勘察，迅速乘车返回集宁，当夜登上了开往大同的火车。次日晨，火车到达大同，六十一师管理科长在车站迎接。到达师部后，副参谋长刘正昌在招待所迎候我，并一同进早餐。上午，由刘副参谋长陪同，我乘苏式嘎斯-69车参观了大同煤矿的“万人坑”。午饭，六十一师政委孙长兴设宴招待。一见面，孙政委很高兴地对我说：“刘参谋长，恭喜你啊！上级要重用你了。”我问：“何种任务？”他也说不清楚。午饭后，稍事休息，我即登上了开往太原的火车。黄昏时分，火车到达太原市，军政治主任梁济民与干部处长在火车站迎接我。一时间，更使我摸不着头脑了。
第三天上午，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在办公室和我谈话。他说：“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你到兰州军区作战部工作，任副部长。这个职务很重要，你是从五个候选人中筛选出来的，我们都感到很荣幸。你从工兵五团到我们一工区任参谋长，一年多来，工作做得不错，为工区和工程建设付出了很多努力，也作出了很多成绩，我代表一工区领导、代表军首长谢谢你。你不必到北京军区办手续了，北京军区已将手续送到军里，你可以由太原出发，直接去兰州报到，一个星期内到任。”
职务岗位变化之大，时间之紧迫，距离之遥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我带上调动手续,即匆匆忙忙赶往天津，马上收拾行装，与家属孩子一起，经北京到达集宁。当胡炜军长找我谈话之后，即通知了一工区。我到达后，工区已做好了欢送准备。那时节，干部调动很正常，交接与欢送都很简单，召开了一个由附近单位领导参加的茶话会，叙叙旧，说些鼓励的话，中午会餐也没有大吃大喝的习惯，在平时生活的基础上，加个炒鸡蛋，烧一道红烧肉，喝点当地酒，热闹一阵儿就结束了。我收拾好自己的背包和生活用品，下午即登上了开往兰州的火车。除值班首长外，工区在家的领导和司政后的同志都到车站送行。我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从此结束了在华北工作的历史。
列车到达兰州后，兰州军区副参谋长王德润及作战部的同志们在车站等候。我们离开车站直赴军区第一招待所，住东楼三楼。次日，王副
参谋长来到我的房间说：“刘副部长，很对不起，不能让你休息了，后天就得启程率军区学习组赴华北参观见学国防施工。”还没进军区大院，还不知道作战部的门向何处开，即展开了工作。后来才知道，这次工作调动是军委加强兰州军区战备工作而决定的。同时，还有工兵部部长马成山，由南京军区调任。很快，又由沈阳军区为兰州军区组建了一工区，济南军区组建了二工区，北京军区组建了三工区。从领导到机关，从部队到施工机械，全套人马一并前往，从行进间直接入大山和戈壁，投入到紧张的战备施工之中。现在回想起来，军人和老百姓的区别在哪里？我想就在这一点：军人有特殊的职责，特别的使命，同样也有独特的作为，所以它又是光荣的、神圣的、不可多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