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
【导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周公姬旦家族受封于鲁，周王室将祭司、史官等王室官员赐予鲁国，以为褒奖。春秋之世，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日渐崩坏，王室仅仅维持“共主”名义。但就身份而言，各国诸侯的史官依旧是周王室官员， 与诸侯保持对等的独立地位。此外，在周宗法政治之中，官职往往由贵族家族世袭继承，史官之官位亦不例外。诸侯和贵族的反叛渐渐瓦解了宗法政治，可是史官制度平时并不见重于争权夺利的政治，故而幸运地在内乱之中得以保全。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官，犹如在内乱之中坚持古典宗法秩序的孤岛。史官既然为周王室官员，在情感上自然亲近王室，厌恶飞扬跋扈的诸侯和贵族。这种态度使其超然于诸侯国内部的政治纠纷，并且在撰写历史时，留下了保守、固执却相当可信的记载。
春秋中期，齐国权臣崔杼专擅国政，拥立齐庄公。齐庄公后来迷恋崔杼的妻子，并与之私通。崔杼得知后，恼羞成怒。他迫使妻子将齐庄公诱入家中，庄公中计，被崔杼布置的伏兵杀死。齐国太史就此事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位固执的太史遂被崔杼处死。太史的弟弟接替了太史官位，照旧直书其事，同样遇害。但是太史的第二位弟弟继承官位后，依然坚持如实记载。崔杼对此无可奈何，唯有听之任之。
历史超然于政治，本是一种宗法政治的残余。经过战国、秦代的变革，君主****对宗法政治的胜利早已毋庸置疑。但晚至汉代，古代史官制度的遗产依然可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官位，以及编撰古代和当代历史的理想。司马迁借此完成的《史记》，可谓周秦历史撰述的余音。从此以后，朝廷发现这种宗法秩序的残余是君主****政治的一个伤口，朝廷自此渐渐对编撰官方历史有了兴趣。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北五十里。河山之阳：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乡射：古代的射礼。邹：今山东邹县，县内有峄山。］；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汉家之封：指汉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０年行封禅典礼。］，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 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祖。王季：周文王之父。公刘：周的始祖。后稷：公刘的曾祖，相传为尧的稷官。］。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获麟：相传鲁哀公十四年，猎获一只麒麟，孔子绝笔不再写《春秋》。］，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缀集。石室金匮：国家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天历始改：汉初沿用秦历，至此改用夏历。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武帝也建明堂，宣布新历法。诸神受纪：颁布历法，意味着所有神道都有了祭祀时间，受到祭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人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纪：秩序。］，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意谓《春秋》文字有数万，义例有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其实”至此：意谓他们的本心都以为是件好事，但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去做，以致不能避免舆论的指责。］。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犯：侵犯，指为君者被臣下侵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垂空文”至此：意谓流传下空洞的说教用来裁断礼义，把它当成一种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作《易·八卦》。尧舜之盛， 《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 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 “受命于”至此：意谓受命于天，德泽流布，无所止界。穆清：指上天。罔极：无止境。］，海外殊俗，重译款塞［ “海外”至此：意谓海外不同风俗习惯的国家，通过几次翻译，前来叩关求见。］，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 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累绁：拘系犯人的绳索，此处指监狱。］。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身毁不用矣：司马迁为写史记，忍辱受腐刑，故有此言。］。”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深惟：深思。隐约：意义隐微，文字简约。］，欲遂其志之思也。……”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麟止：汉武帝曾获得白麟， 《史记》仿《春秋》，上起黄帝， 止于获麟。］，自黄帝始。
【延伸阅读】
《报任安书》及任安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少家贫，为大将军卫青门客。后来得到卫青的荐举，被选为郎中，迁为益州刺史。朝中发生巫蛊案时，武帝的宠臣江充借机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发兵反抗，诛杀江充等人。武帝得知太子起兵后，命令丞相率军镇压。太子假托诏书赦免囚徒，宣布武帝病危，奸臣作乱，自己奉命讨伐。两军在长安交战数日，死数万人。太子战败逃亡，在河南自杀。太子生母卫皇后受此牵连，自杀。
太子起兵时，任安是京城禁卫军将领。他接到了太子命其发兵的命令，但是按兵不动。叛乱平息后，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 “怀诈， 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写信向时任武帝近侍官的司马迁求助，请他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报任安书》回复。《报任安书》虽是回信，却是司马迁的言志之作。
司马迁在信首提及自己先前为李陵说情，因此获罪于武帝。其时司马迁必须在死刑和腐刑之间两者择一，他选择了后者，保全了生命但是遭受了奇耻大辱。司马迁自述宁愿舍生取义而死，但遭此横祸时， 《史记》已经开始写作，尚未完稿。因为耻于默默无闻而死，司马迁选择忍辱含垢，苟且偷生。自己忍受耻辱完成《史记》后，要将其藏之于名山，传给同道中人，流传于世间，从而补偿自己前番所受的侮辱。不难发现，《报任安书》与《史记》中司马迁的自述前后相洽，但是前者的情绪更加激愤，也更加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