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撰写意图
《〈道德经〉意释致用》是本人对老子《道德经》的阐释和发挥。本书主要为企业家而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企业在其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特别突出的是民营企业。今日的民营企业与20多年前相比层次有了很大提高。如果说20多年前的民营企业是民兵游击队，那么今天已经开始向正规军转化了。
由民兵游击队上升为正规军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除硬件设施升级（如厂房扩大、设备更新、人员增加资金增加）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撰********决议，就是意识到，要思想建军、文化建军、主义建军。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先进的精神文化作为灵魂。建军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一个企业的经营方向、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向心力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理念基础上的。而文化理念的形成又需要学习大量的包括哲学知识在内的人文知识。如今，民营企业家们为振兴中华勃发出了冲天的干劲，他们是社会构成中的精英。为了尽快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正规军的统帅，大量企业家涌入了高等学校，听课、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
但是，他们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不可能像学者那样整天埋首于书堆，咬文嚼字。他们的读书特点是：第一，更多地接触被智慧化的知识，而不是单纯的认知性知识，求的是渔，而不满足于鱼；第二，要使书本知识尽量与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相感应，即在读书的同时，更加深刻地读懂自己。基于这些情况，本书在撰写方式上追求适合从事实际工作的企业家们读书的特点：（1）解读义理。文字概念的诠释考证不是重点，甚至领悟智慧之后可以忘掉文字概念。务求使读者迅速领悟老子的智慧。（2）把读者的头脑当做智慧的火种加以点燃，而不是当做填充知识的容器。尽可能打开读者的心灵天窗，激活他们的智慧，使之向高层次升华。
二 理解《道德经》的方法
本人理解《道德经》的方法来自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
第一，我心为本。
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受难，“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1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本人也把《道德经》视为我心固有之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诚如阳明先生所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全集》卷2，《语录二·答罗整庵少宰书》，76页。）德国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强调，研究哲学史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唤起当下的自我苏醒。雅斯贝尔斯非常强调要以自己的尝试，去跟哲学家们一同体验真正的哲学。他说：对传统的权威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服从它。“我们的使命是，以自己的经验通过传统发现自我并在传统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因此，一旦历史唤醒了我，它就变成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映象中，我可以观察自己，我自己在思考什么？”（李雪涛：《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代译序），14页，见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总之，研究前人是为了发现自我，深刻地领悟自我的现状。一旦脱离我的是非，我的生活，对前人的认识就毫无意义。《道德经》内容玄奥艰深，语言晦涩模糊，令后人难以读通。老子绝非成心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其处境艰难、思维方式超前、古今语言差别以及图书资料散失资料保留不完整所致。所以，想穷尽《道德经》之文义，恐遥遥无期。再有，《道德经》的注本有几千种，想找到一个统一的定本几无可能。为了尽快让《道德经中的智慧为企业发展发挥作用，姑先认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老子，老子与我“同此心”、“同此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来理解《道德经》，也就是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老子身上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合理经营的根。李雪涛先生引用了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的一句话“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同上书，15页。）我们的企业家也应该用我注老子的方法来领会老子。第二，“知行合一”。阳明先生认为，知离不开行。“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王阳明全集》卷2，《语录二·答顾东桥书》，45页。）阳明先生所云“良知”类似佛教禅宗于日用间体认佛性。禅宗认为，“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上皆是道场”，以至有驴鸣狗叫拉屎撒尿皆有“西来大意”之说。阳明也赋诗：“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阳明全集》卷20，《外集二·别诸生》，791页。）。“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王阳明全集》卷20，《外集二·答人问道》，791页。）。有一属官，心慕阳明心学，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答：“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王阳明全集》卷3，《语录三》，94～95页。）“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王阳明全集》卷5，《文录二·答路宾阳》，192页。）。“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王阳明全集》卷4，《文录一·答徐成之》，145页。）。同理，老子所说的“道”也须能在生活中整体地领悟。本人以为，必须用生活介入的方法领会《道德经》脱离社会生活，整日埋首于书斋，《道德经》永远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对于从事实际经营的企业家来说，若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入研读，则《道德经》很快会成为展示其内心“良知”的“为我之物”。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向听众郑重声明“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看学人自传，窥世纪风雨》，载南方报业网，20050207。）梁先生岂能不是学问中人！但梁先生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谈论学术的人他的学术著作颇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欢迎。本人岂敢仰视梁漱溟先生！然而在这里也斗胆模仿梁先生带着关心社会问题的心态解读《道德经》，以为这样才有助于企业家读懂《道德经》。三 关于老子的“道”老子思想的核心就是“道”。“道”究竟是什么？几千年了，谁也说不清楚。老子本人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既然不能单独说清，笔者只好通过能够接触到的要素来照射它，争取投射出它的影像。
第一，关于“道”的层次。第一章：“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受庞朴先生的启发，我以为 “道”与 “有”和“无”的关系如下：“鸡三足”，鸡有两只有形的足，有形足的背后还有一只支配有形足的无形的足。“道”就是无形的足，“有”和“无”就是两只有形的足。无形的足通过有形的足来表现、来实现。《周易》中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也是如此。阴阳之间的无数组合体现和实现了太极。“道”也通过“有”和“无”的无数组合来体现和实现。当然，“有”和“无”与阴和阳含义不同阴和阳是表现太极既柔缓又刚健的两种属性；“有”和“无”是表现“道”既确定又不确定的两种属性。阴和阳的无数组合表现了太极构成的复杂性；“有”和“无”表现了“道”变化的多端性。
第二，关于“道”的含义。“道”究竟是什么？老子虽然称不可说，但是，现代人凭借现代的知识结构仍多少可以做出一定的解读。《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列举了 “美”和 “恶”、“善”和 “不善”等对立面的纵向转化和“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等等对立面的横向构成之后，有的《道德经》版本来了一个总的概括：“恒也。”许多版本没有“恒也”，但笔者以为，即便书本上没有，从语气和意思上看，“恒也”还是包括在其中的。“恒”表明所有前面的要素，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构，都进入一个稳定的模式，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恒”是对“道”的形容，表示“道”具有整体性和稳定性。那么“道”是什么呢？笔者理解它就是把事物内部各要素整合成一个统一体的机制。机制就是机制，除了机制之外，“道”再没有其他任何规定性。要素有形，机制无形。没有机制的要素犹如游离于整体之外的孤魂野鬼，无任何生命力可言，不具有存在意义。
第三，关于“道”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是指整体。“道生一”是指“道”将宇宙纳入统一的机制，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宇宙被激活了；“一生二”是指有了整体，才有了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各个部分；“二生三”是指有生命力的各个部分组合出具体的活生生的统一体；“三生万物”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统一体把无数具体事物纳入其中，从而激活了无数具体事物。《道德经》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是指无数具体事物由整体性（“有”）来激活；“有生于无”指整体性的生命力起源于无形的机制——“道”。由上可见“道”生万物就是“道”激活万物。
第四，关于“道”与万物的关系。
首先，“道”不能脱离具体事物。《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咲之。不咲不足以为道。” “咲”即笑“下士”为何大笑之？因为生活在基层社会的“下士”闻“道”后发现，“道”就在老百姓的琐碎的生活中很平凡。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不要脱离百姓对生活的追求而另外有自己的追求。《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狭”，狎也，不严肃也。老子提醒统治者不要对百姓的生存不严肃，不要厌烦百姓的日常生活。
其次，“道”不能拘泥于某一个具体事物。《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蘥。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天地的运行机制就是“道”，永恒的“道”需要借助具体的万物来实现。但每一物存在时间短暂，“道”须在不断地弃取具体物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存续。如同祭祀神灵必须不断更新祭品，才能保证总是用新鲜祭品取悦于神灵。这像是过河拆桥，不符合世俗的所说的“仁”，故称其“不仁”。圣人对百姓亦然。不能把自己的爱陷溺在某些百姓的身上，为了实现更大更根本的爱，需要牺牲一时一处之爱。这就对某些百姓表现出“不仁”。天地之间如同大风箱，气体不断进出，什么都没留下，但又什么都被吸纳过。
第五，关于“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都不如“道”，因为天、地、人都取法于自身之外的某一物，不立足于自身的本性。而“道”则是取法于“自然”。“道法自然”是何意？《道德经》第五十四章：“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推行好的治理方法要因顺不同层面各自的自然，即根据个人的情况对待个人，根据家族的情况对待家族，根据一乡的情况对待一乡，根据一侯国的情况对待一侯国，根据天下的情况对待天下。我怎么知道整个天下能够治理到这样好的程度呢？就是因为使用了这种方法。所谓“道法自然”就是因顺事物自身的本性来改造事物。《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许多人把这段话仅仅理解成谋略，其实它要说明的是一种哲学，一个事物在其内含的生命力充分发挥完之前是不会灭亡的。人们应顺其规律，按其本性，让每一个事物先释放完能量，再走向灭亡。这是“法自然”。所以“道”比天、地、人层次高。老子的“无为”、“无事”“好静”并非真的不做事，而是不违反事物的本性和规律。
四 关于语言的运用
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一个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像伟大的天才那样思考，而像普通人那样说话，假如作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一般来说他都将获益匪浅作者应当深入浅出地表述其非凡的思想。”“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说话常常更容易理解，也更加清晰明快，而受教育越少的人，他的作品越令人费解”（《叔本华论说文集》，325、3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杨伯峻：《孟子译注》，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荀子说：“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荀子·正名》）。阳明点化“良知”也不用高深玄奥的语言。他说：“圣人之行，初不远于人情”（《王阳明全集》卷5，《文录二·答刘内重》，197页。）。“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阳明全集》卷3，《语录三》，107页。）有一次，几个学生会试归来，途中向群众讲学，群众有信有不信阳明批评他们：“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王阳明全集》卷3，《语录三》，116页。）。阳明当然不是要降低讲学水平迁就听众，而是强调针对“愚夫愚妇”要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
一些学者有一个错误的念头，仿佛用语越晦涩、别人越听不懂，他的思想就越深刻、学术水平就越高。但在叔本华等大师看来，这样的学者或者是成心卖弄，或者是自己对所说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懂。只要是真懂就一定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方面，梁漱溟、冯友兰、高亨、王力等大师、大学者堪称楷模本人不敢望其项背，但对其仰慕之至，刻意追求。
2006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