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说到的学问基底，我提出，王阳明是朱子和陆九渊的综合。王阳明试图克服陆九渊专意德行而放松知识（这是就其理论学说的重心而言，陆九渊的实际治绩则相当优秀），与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而德行的寻求淹没于知识的探求中因而不特别彰显的弊病，意欲将两者融合为一。我在《王阳明致良知中道德和知识的结合》载《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曾说，王阳明虽与陆九渊并称陆王，但王阳明之学并非直承陆九渊，而是从朱子学出发，发觉扞格不通，在数十年孤苦探索中得到的。王阳明对陆学有褒有贬，褒扬的是陆九渊合心与理为一，以立大本、求放心为根本宗旨，意在纠正士人以知识为务而放松心性修养的弊端。陆学以简易直接为特点，为士人的精神追求指出了方向。但陆学的突出缺点在于，他只强调道德的绝对尊崇地位（尊德性），知识作为道德的辅翼，在陆九渊的学说中没有相应的地位。所以，陆学只可作为士子的根本精神方向，不可作全体大用之学；只是书斋中敦品立志的学说，不可作实践中活的智慧。朱熹的学说正相反，他给士人指出了格物致知以求豁然贯通最后尽心知性的道路，但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知识与道德之间不能时时打并为一。不过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有前后侧重点的不同：在龙场之悟确立心学立场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朱熹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指责朱熹析心与理为二，导致道德与知识的断裂。但晚年功夫熟化以后，他认为自己的致良知学说可以笼括朱熹和陆九渊两家，这时他只批评朱熹的格物说“少头脑”，即缺乏道德的统领。在道德的统领下，朱熹的格物说仍不失为锻炼知性、增进知识的有效途径。他认为知识和道德、道问学和尊德性两者应该是统一的精神活动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补益。王阳明一生的实践实际上是一种示范，它指示着一种方向：以道德统领、带动知识，以知识辅翼、促进道德，两者相辅相成，在实践中收合一共进之效。这一观点我一直坚持。这是我的王阳明阐释的一个重点，从中可以看出我之所以说王阳明是朱熹和陆九渊思想的综合的用意所在。
道德和知识的结合问题我始终关注，这里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不同意一些学者所说的，中国学术只是道德伦理学说，其他方面无可观。一些学者看到西方近代以来科技成果的突飞猛进，就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除伦理道德以外的一切学术领域都乏善可陈。我始终认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辉煌的，中国历史上不仅有突出的政治、伦理方面的理论学说，也有辉煌的技术，辉煌的建筑、工艺、制造等，不过它被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成就淹没不见而已。中国逻辑学、知识论的不发达不代表曾经拥有的知识、技艺不发达。当然中国的知识形式、这种知识形式内在的发展潜力等有别于西方和印度。这个问题这里不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只是想把王阳明思想中本有而后来被忽略的一面提揭出来，并且说明这个方面在他的整个生命活动中所发生的作用即够了。
重视道德和知识的结合，在思维上就是重视分析与综合的结合。在《心学论集》的前言中我提到：“在王阳明研究中这一点体现为道德和知识的结合。王阳明是个豪杰式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探索精神。他时时注重道德的统领，又时时以知识充实之、辅翼之。将格物纳入诚意的引领之下，这是致良知的精义，也是他批评心学前辈陆九渊学问粗疏的一个理由。当然这里所谓道德，指精神升华，本领阔大之后的境界，不是一乡善士式的硁硁自守。他说自己的学问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百死千难就是道德和知识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历程。在他这里，道德是规范，知识是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每一个行为都应该有意志锻炼和知识提高两方面的收获。《传习录》中那些义理通透，文辞灵动的思想，他在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特别是擒宸濠、处忠泰之变，平定闽赣、两广农民暴动中表现出的高度的处事智慧，是他的生命的一体两面，也可以说是他注重道德和知识结合所自然有的结果。”这些是我在阳明研究上的一个主要着眼点，所以屡屡提及，不惮重复。
在对熊十力和牟宗三的研究中，我依然强调这一点。在《心学论集》序言中，我说道：“牟宗三在这一点上也至为明显。他早年喜好西方哲学，对知识论和逻辑学下过很大工夫，奠定了他一生的学问基础。在被熊十力的精神方向扭转以后，他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学养运用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创造性阐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思想，以‘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代表的天道性体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根据，以两层存有论为基本架构。他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强探力索’地从事两界的打通，以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不仅上通本体界，亦下开现象界。在他看来，形上道体必须由形下经验来开显，形下经验必须有形上本体作指导。如果以《才性与玄理》中的话语来说明，圣人之浑一代表宇宙本体，哲学家之慎思明辨代表经验界的具体多样性，则哲学家可以拆穿圣人之浑一，通过辨示展现其生命的丰富。而圣人则可以显示宇宙本体之全体性与真理性。两者各有封限。哲学家易陷入智及不能仁守，圣人易陷入本体性之封闭而不能展现为具体之多样性。两者兼顾而不偏，人的生命含蕴才能全部彰显。他处处强调道德的形上学，而又处处充满慎思明辨精神。牟宗三正是兼顾到此两者，才能在阐发中国哲学时，有如此之精义、如此之成就。”在我看来，牟宗三的思想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就在于他对乃师熊十力《新唯识论》之量论部分始终未能写出，因而对本体论的阐发只在“乾元性海”中打转感觉有虚歉不足，因而自觉地担荷这一使命，用早年所得于西方哲学、逻辑学的训练，在对中国哲学的阐释中，将本体论之宏远和知识论之缜密结合起来，展示了他这两方面的学养。知性的缜密、周到与深刻自始至终是他思考与撰述中所表现出的特质。
以上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之路的一个简单剖白，希望能对读者读我写的东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前我的学思领域重点在王船山经学思想方面。希望能在既有基础上，融会新知，开拓出新的境地。
附录二 王阳明致良知中道德和知识的结合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在立德立功立言几方面都达到高度成就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学说的完成形式“致良知”概括了他一生各个阶段的其他重要命题。致良知包含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这就是，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辅翼，在实践中实现两者的同步发展，内以完成儒家要求的人格修养，外以建立经世济民的功业。王阳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实践的良知学或良知的智慧学。
一、王阳明与朱熹的分歧
朱熹的修养功夫继承了程颐，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为纲领，涵养贯心之动静、已发未发。就涵养与致知的关系说，致知前的涵养是为了使致知主体获得廓然大公的心理状态，防止先入之见和气禀物欲的侵害。致知后的涵养是为了使格物所得之理经过咀嚼、涵咏、体味成为价值理性的资养。在朱熹这里，涵养与进学、居敬与穷理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二者交相发明。朱熹说：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答徐元敏》，《朱子文集》卷三十八)
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朱子语类》卷九)
就是说，穷理越多，心的遮蔽就越少，性理在心中的显现就越充分，从而道德理性就越是深厚。而道德理性又反过来规范、润饰知识理性，对知识理性的活动起促进作用。虽然朱熹反复强调居敬穷理是同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但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修养功夫中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是断成两截的，二者间存在着疏离。王阳明在龙场之悟后对朱熹的功夫途径有一质疑：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
按朱熹的说法，格物越多则积理越厚，心地越明，所以，学者应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补大学格物传》)。但遍格天下之物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考索具体事物所得的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具体事物的知识并非直接等同于天理，如果缺乏对二者作投射、类比、化约的自觉和能力，将会造成格物与诚意之间的断裂。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并非有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埋头格物而与身心修养无关涉这种状况是可能的。这里王阳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宋明理学这一道德形上学来说非常尖锐的问题：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是什么关系？在统一的精神活动中，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各扮演什么角色，二者怎样互相作用？这是宋明理学的大问题，也是人的存在的大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人的精神活动的分类和这些门类之间协同工作的功能和过程。
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即已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西方由于基督教对世俗的管摄无孔不入，道德教育和宗教信仰密切关联，以及自古希腊就奠定基础后来发展至不可动摇的理性传统，知识得到长期尊崇，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作为两个并行的精神门类延续下来，各自的发展有清楚而严整的线索。而中国自始就是道德和知识密切关联着的。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始终把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理想人格的首务，而知识作为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起着辅翼道德修养、护持价值理想、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所以就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关联程度来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紧密。
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锻炼道德理性、教人成圣成贤的学问。但宋明理学的修养途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主张在具体事物的探究中体悟宇宙根本法则。加上中国古代突出的务实精神，轻视纯理论的讲求，所以宋明理学家一般在肯定道德的优先地位的情况下都重视知识对于增进道德的作用。如程朱学派认为，格物穷理是知天理的必要条件，“积习既多，脱然自有贯通处”(《朱子语类》卷十八)。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但他并非一概反对读书穷理，而是强调读书穷理必须与提高道德修养相关联，否则有“借寇兵、资盗粮”之虞。所以朱陆之争只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何者优先的问题，二者都反对将知识与道德截然割裂。
王阳明与朱熹的分歧首先在于，王阳明发现了朱熹的为学之方并非知识和道德时时相关的，朱熹的考索物理和知天理之间有一断裂。因为从物理到天理实际上是一种投射，它是把对宇宙根本之理的觉解经过诠释投射到具体物理之上，使具体物理有了价值的性质。这一转换从逻辑思维上说是一种类比，一种化约，一种想象，它代表主体对他眼前的景物与整个宇宙的关系的体验。这一点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支柱，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的“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与自家生意一般”，程颢的“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等，皆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但从物理到天理的投射和转换与主体的精神修养程度、对事物的体验和知识积累中参与这种类比和化约的能力有关，初学者没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和知识素养，也就很难有这样的自觉和识度。王阳明少年时格竹的失败，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关系很早就成了王阳明一个萦回不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牵系终身的。他一生的每一项重要活动都可以说与这个问题有关。只不过他把道德理性的树立和纯化看做是最根本因而也是最困难的，处处强调在诚意正心上用功，但知识理性作为道德理性不可或缺的辅翼，始终与道德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致良知学说中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
王阳明是豪雄式人物，他不把自己限制在当时大多数由科举出身的官吏惯常采取的道路上，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活动。他的一生波澜壮阔，精进不已。这对他的思想学说起了极大的诱导、促进作用。他的重大实践活动都可以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些活动的成功必然是他超人胆识的结果，在这些活动中他的知识理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每一活动作为他圣贤之路上的人格锻炼，都是道德理性的升进。王阳明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可以分作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水岭是致良知说的正式提出。前一阶段可以看做他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向成熟学说致良知趋进的过程、良知概念包容愈益深广的过程；后一个阶段，可以看做他学问熟化以后将良知推致于外的过程。前一个阶段，以道德理性的树立与纯化为主要任务，以知识为增进道德的辅助；后一阶段，以在具体事上贯彻合目的与合规律为一的原则为主要任务，以道德带动知识。严格说这两个阶段不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学问趋向、整体面貌上的不同侧重、不同风格而已。这种不同可以看做由学问、境界的不同造诣而有的不同表现。
王阳明前期确以道德理性的纯化为主要用功方向，所以他多讲“心外无理”。王阴明与弟子徐爱关于孝之理与尽孝的具体做法二者间关系的讨论很能说明王阳明这一时期的学说重点：
爱问：“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传习录》上)
诚孝的心即孝之理，真正的孝不离主体的心而有。而达到诚孝的心在于去掉私欲。这去私欲而求诚孝之心，就是“头脑”，就是全部功夫的关键。有了诚孝的心，自然能发为孝的行为。每一去除私欲的行为都是对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双重锻炼。知识理性是道德理性的表现，道德理性是知识理性的主宰。王阳明认为，道德理性的纯化要比知识理性的提高困难得多，前者是质的飞跃，后者是量的积累；道德理性是安身立命事，要与人的根性中盘踞难去的许多东西斗争，而知识理性只涉及知识能力的高低、知识积累的多寡，道德理性须在与人自己的感性欲望的搏斗中增进，故须大勇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