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河商人是用“足”行走于崇山峻岭之间运送货物的英雄好汉的话，那么，黄河筏子客则是在水上，确切地说是行走在黄河的激流险滩之上的大胆勇士。他们用水上交通运输工具——黄河筏子，谱写出了一部部敢于同大自然英勇搏击的壮阔历史。
《后汉书》曾记载了古代匈奴人“乘马革渡河”和护羌校尉邓之川在青海贵德“缝革囊为船”载兵渡河的情景。宋《武经部要》一书中说：“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空，束于腋，以人浮以渡。”《唐书·东女国传》中记载：“用牛皮为船以渡”；《宋史·王延德传》曰：“以牛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可见，在我国古代就已有以牛、羊皮革囊为渡河工具的悠久历史。昔日的黄河筏子主要运行在河州北乡40里的莲花古渡至兰州、包绥等地。黄河在这一带的地理地貌极其艰险复杂，河道多曲折狭窄，暗礁险滩密集，因而有“狼舌头（地名）舐上水，筏客子遇见了鬼”的民谚。在如此险恶地带搞水上运输，若不熟识水性，没有与惊涛骇浪作殊死搏斗的勇气、胆魄和经验，那是万万不行的。
旧时，在正常情况下，每只皮筏子每年要从事二至三次数千公里的长途水运，途中由经验丰富、驾技精良的水手护送，才有把握安全到达目的地。
牛、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将屠宰的牛、羊倒挂起来，小心翼翼地用利刃慢慢将皮、肉小心剥离成完整的牛、羊皮袋子，尔后灌入适当的温水，放置一两天，然后用脚使劲地踩、踢、揉，三五天后毛皮脱离，将毛退净便成了原皮胎。再把牛、羊臀部及后腿半截末梢部位切掉，在周围以尖刀钻出等距离的小孔眼，用竹竿削成尖竹签，钻出圆孔，从中连贯在一起，用细麻绳在集中点处，以棱形扎结实，直至不漏气，这叫做“大头”。头部扎紧处为“小头”，此时仅留两前腿，灌入清油、食盐、水，扎住一只腿，留另一只腿吹气，吹满后再扎紧，以大头在上，悬挂晾晒，随时翻转，使油盐水浸透整只皮胎。五六十天后，牛、羊皮胎经油润发后变成透明褐黄色，便成了可以联筏的皮胎。这一过程叫腌制，即将生皮袋做成熟皮袋，使之柔软、坚实。一件皮胎多则可用四五年，少则二三年。
皮袋联成筏子时，大的筏子要先把皮袋排列成四行（每行30只），用粗绳子绑在横杆上，上面再加上顺杆，绑紧绑牢，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船体，在其前后绑上桨桩，把桨套在浆桩上。桨长约一丈二三，直径一尺，松木制成，形似大刀，它无疑是操纵筏子的“方向盘”。
每只大筏上至少有六名水手操纵，前三人、后三人。前三人中，当中掌舵者称“把事”，另二人叫“贴桨”，后三人称“叶子”。同筏人都得听“把事”指挥，如有数只筏子同时运行时，还设有一个拿事，专门负责指挥全盘。
1936年6月，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曾搭乘皮筏，从兰州抵达中卫。在《中国西北角》一书中，他对黄河筏运及水手作了生动而详实地记叙：
大峡（指桑叶子）两岸，山势比向阳峡陡峻得多。河面有时非常的窄逼，水急而常有巨滩与近乎直角的转道。……最危险者为“焦牛把子”，河水直冲一石崖尖上，皮筏必须对石崖放去，同时又须于未接触的一刹那，转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际，其间不能容发。筏上水手与搭客，至此皆屏息静待，以待命运之降临！筏上首领则站立筏上高处，全力注视水纹，一面发出各种非内行不易听懂之命令，指挥前后之水手……
范先生的描写可谓精彩生动，引人入胜，使我们能够从中窥到回族筏子客面对激流险滩时的雄心胆略。旧时对于做“水上生意”的筏客们而言，更有猛于自然险礁的种种剥削欺压，诸如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黑暗腐败官府的敲诈勒索，官差以及筏主们的剥削，还会随时随地面临着土匪路霸的抢劫，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成为受苦最多、受压最重的阶层。
在风平浪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伴着黄河上那“哗啦啦”的桨声、涛声，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唱一曲故乡的“河州花儿”：
站在筏子上扳桨哩，
羊毛（哈）往包头送哩；
远路上有我的扯心哩，
谁人（哈）打听者问哩。
芥子花开开打黄伞，
胡麻花开开是宝蓝；
筏子上的阿哥（哈）讨平安，
回来了尕妹（哈）照管。
……
来到现在的黄河上游，我们仍能有幸亲眼目睹到古老的黄河筏子顺水漂流的情形，聆听到筏子客们那悠扬高亢的“花儿”声。不过那酸楚的唱词早已变得轻松欢快多了，羊皮筏子的功能也早已由过去的转运货物而成为供中外游客在黄河观光旅游的古老交通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