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南北战争
这是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不久的事。新政府的教育部，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的支持下，筹设由中国各地的语言学者所组成的会议--“读音统一会”，目的是奠定民国所使用的标准语基础，规划统一的发音。原本延请了全国八十位有识之士，但实际与会的只有四十四位。这些人的出生地以江苏、浙江两省（即以吴语为母语的地区）占压倒性的多数。
会前，先进行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结果选出的议长是江苏省的吴稚晖（1865-1953），副议长则是河北省的王照（1859-1933）。“江苏、浙江两省的人士太多了，而且吴稚晖还当选了议长。”王照不禁眉头深锁。吴稚晖此刻的心情也不安稳，对他而言，如何扳倒“北军”大将王照，才是最大的问题。“读音统一会”到底能采纳多少自己家乡的方言入“标准语”，成为与会者最关心的事情。开会之前，会场的纷争场面可以想象。
他们先得审定标准的音韵体系。认定有“中国语”，就像认定有“欧洲语”的概念那样，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之大，不是日本的方言所能比的。不久，南北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要不要加入浊音”。
大体而论，古代的中国语是存在着浊音的。现代的北方话已变成清音，所谓的浊音便消失了。但江苏、浙江、湖南、福建等中国东部、南部的方言，还保留着以前的浊音。
议长吴稚晖说：“这是中国人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我们应该遵守。”30还有一位苏州的汪荣宝也说：“南人若无浊音，便过不得日子。”31
王照以“北方话已经以北京官话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理由反对；吴稚晖则用接下来的奇怪理论反驳回去：“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32说完，吴稚晖试唱了一段弋阳腔，以证其浊音字之雄壮33。
在气氛始终险恶的情势下，会议暂时中止。当天晚上，王照召集北方人士排练作战计划。因为会上将采用一人一票、多数表决的方式，他们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于是他们决定提出一省只有一票表决权的方案。
隔日，王照在会上提出此案，苏、浙两省人士为之哗然。苏州的汪荣宝高声说道：“倘若每省一个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34此话传入耳里，王照瞪了汪一眼，问道：“汪先生之言作何解？是否苏浙以外无读书人？”35汪荣宝皱起眉头道：“我的话错了。”36
过了一会儿，汪和邻座的同乡男子用苏州话闲聊起来。王照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碰巧两人聊到“黄包车”（即人力车）的话题，只见王照面色泛红，起身指着汪荣宝大骂：“你骂我王八蛋，我就来揍你这个王八蛋！”37畏惧其怒容的汪荣宝，只好慌慌张张地冲出会场。
在北方话里，“黄包车”发成“hung bo che”的音。汪用苏州话说“黄包车”（wng bi cu）被王照听成是“王八蛋”（wng b dn）之类骂人的话。
王照把对方骂得落荒而逃，而一省一票的投票方式也被采用，最终浊音就被排除在标准语的音韵体系之外了。
寻求共通的文字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清朝末年一样，人们以最强烈的批判态度去观察自己所创造的“汉字”。这种情形肇始于推崇“西学”（即欧洲的各种学问）之人所发出的悲鸣：“只靠汉字的话，是完全跟不上西学的。”
当各方面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时，率先推行的就是语言的革新。察觉“需要设法改革汉字”的清末人，从欧洲人与日本人用少数罗马字母和假名文字来处理高深学问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感受到了使用音标文字的魅力。19世纪90年代进化论思想传入后，“文字也会进化”的言论，更助长了这股理论的发展。
于是，他们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文字。这些文字，有的始终只是构想，有的仅在部分地方付诸使用。好比1901年成书的《官话合声字母》，就在中国北方被使用了十年之久。此“官话字母”的设计者，不是别人，正是王照。吴稚晖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毫不逊色，他在1895年设计出状似豆芽的音标文字--“豆芽字母”。之后他到了法国，在巴黎参加无政府运动。以他为首的中国留学生甚至还主张彻底废除“包含汉字及语言本身”的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Esperanto）。
大同世界的语言学
现在来听听康有为（1858-1927）的想法吧！康有为是清末的学者、政治家，也是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下面让我们来细细翻阅一下他的一本著作--《大同书》。
总的来说，《大同书》巨细靡遗地描绘了宏伟的人类史蓝图。关于将来世界政府的语言事业，康有为的脑海中浮现出以下计划：
首先，地球上的语言和文字必须统一。因此要建造名为“地球万音室”的巨大球形建筑物，也就是一座活生生的语言博物馆，请来各种语言的通晓者在此进行研究和传承。这让人联想起18世纪末法国建筑家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38所构想的“耕地监视者之家”这座球形建筑，同时它也正是太阳系第三颗行星“地球”的象征。康有为的建筑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语言博物馆不只是保管语言的仓库。计划中的下一步，有待于从这些语言里选出发音最易且音色极美者，以建构未来地球上通用语的音韵体系。康有为本人的见解是这样的：来自高纬度地区的语言，或许才是最合适的。为何这样说呢？就像兽类接近地面，其声故浊；鸟类接近天空，其声故清的道理一样--住在赤道附近的人们，语言粗浊近兽类；而靠近极地而居的人们，语言清亮近鸟类。
声音之后是文字--在印欧语系里，一种事物可以有好几个名称，一个名称由数种文字构成，一个文字的发音有好几种；而在汉语里，一种事物只有一个名称，一个名称由一种文字构成，一个字则对应一个音。因此在文字上，中国可以说是胜过印欧数倍--康有为的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却让人联想到17世纪欧洲的知识界所构思的一种“物体、概念和文字互相对应”的“哲学语言”39。
假若制定了这种语言体系，就要再制作这个新地球语和新文字的课本，发给世界上所有的学校。几十年后，地球上人们的语言将会焕然一新。至于过去的语言和文字，就保存在语言博物馆供考古学家研究好了。
提到新文字，或许有人会想起唐代女皇武则天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颁行的“则天文字”。“则天文字”并没有超出我们常玩的汉字游戏范围。而清朝的这次文字变革和以往可不一样，这是一次动摇了汉字存在原理基础的变革运动。这次运动使得文明繁盛的大地产生了空前的人为大地震。
清朝末年诞生的这些文字畸形儿，就像多数畸形儿一样无法长久生存。在彻底看清它们的遗骸后，我们应该让它回到原本的墓穴里。然而，清末的畸形字们还是生下了许多子孙。例如，辅助汉字发声的“注音字母”，就是其后代。“注音字母”由前述的“读音统一会”所制定，其原型可以在清末学者章炳麟（1869-1936）所创制的新文字里寻得。
在听康有为讲述未来理想国的语言政策的同时，让我们顺便汇总一下《大同书》里关于人类未来史的要点。
根据康氏的说法，可谓“苦世界”的现今之世，在历经几个阶段之后，就会发展成“大同世界”。到那时候，贫穷、贵贱、人种、男女等差别，以及国家与家族制度都会被消灭，一切皆由世界政府掌管。人类之间的爱，靠着佛教、儒教而发展成对动物、植物的爱，极乐世界由此形成。接下来，人类会离开地球，飞翔于宇宙空间，迈入“天游”的阶段。此时，就能向天体里的所有生物伸出援手了。
“世间必须改变”，如此坚信不移的近代中国幻想家们，也都相信中国的语言，特别是“汉字”这种东西非彻底变革不行。从清朝末年绵延至今的“汉字的漫长午后”，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永不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