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它一方面暗示我们五言体韵文可能出自一个特定的地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秦汉之际，五言体韵语正是经由某些特定身份的文人之手，由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文体，在上层社会变成一种时尚。以下我们试通过对实例的分析，来描述这一过程。目前能搜罗到的秦汉之际五言韵语，多出自南方楚地。如集中见于《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的一组五言体祝辞，从病方涉及到的病种多为南方潮湿阴冷的环境所致的病理来看，这些病方，应是长期流传于南方的，巫祝用祝由术治病的咒语。（13）兹举数例如下：1《虿2》：（唾）之，喷：“史父产大山，而居□谷下。□□□不而，□□□不而，凤鸟□□□，□□□寻寻，彖（喙）且贯而心。”（下、而鱼部、之部合韵；寻、心属侵部）。2《虿3》：父居蜀，母为凤鸟蓐，母敢上下寻，凤（贯）而心。（蜀、蓐属屋部；寻、心属侵部）。3操柏杵，禹步三，曰：“贲者一襄胡，贲者二襄胡，贲者三襄胡。柏杵臼穿，一母一□，□独有三。贲者种（肿），若以柏杵七，令某□毋一。”4禹步三，曰：“月与日相当，日与月相当。”5以辛巳日古（辜）曰：“贲辛巳日。”三；曰：“天神下干疾，神女倚序听神吾（语），某狐叉非其处所，已！不已斧斩若。”（疾、语、已为韵）6热者，古（辜）曰：“朕诎朕诎，从灶出毋延，黄神且与言。”即三唾之。（《热》）7其祝曰：“浸畜浸畜虫，黄神在灶中。□□远，黄神兴。”（《身疡》）以上7例均出自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专家认为帛书抄写的年代大约在前3世纪末期，至迟不晚于秦汉之际。从其内容和用途来看，这些韵语的病方，是巫祝用祝由术治病的咒语。据《国语·楚语下》及《山海经》之《海内西经》、《大荒西经》相关记载，上古巫医不分，而巫又长于歌舞，以言辞事神。楚地之巫要求更高，“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斋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周礼》祝官掌六祝之辞，以言辞事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故刘师培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上古文学出于巫祝之官。（14）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多为五、七、三、四言混杂之韵语，其中的五言句在音步上与后世五言诗完全相同。帛书出于楚地，楚地巫风盛行，这说明五言体韵语源于，或者至少可以说曾流行于楚地女巫之口。四五言传播途径之一：楚地文士散文汉初楚地文士表现出对五言的偏爱，具体来说，就是在他们的著述中大量地采用五言韵语。这和汉初统治者崇尚楚歌楚舞的风气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五言韵语可能源自楚地的事实。凡探讨五言诗的起源的，无不提到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人们只注意到其中所载五言四句的虞姬《和项王歌》。过去因为错误地认为陆贾《新语》为伪书，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陆贾的《新语》一书中大量集中地使用五言韵语的现象。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罗根泽《诸子考索》、王利器《新语校注》等，可证《新语》之不伪。（15）《汉书》：“陆贾，楚人也……名有口辨。”联系这一史实，来看陆贾对五言韵语的偏爱，就会发现这一现象中蕴含着五言源于楚地的重要本质。《新语》共十二篇，当时口述，以韵语说理，篇篇押韵，句式以四、三、五、七言句杂出，而以五言为主。
为论述方便，兹据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引述其中五言韵语如下：1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道基》）2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成。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道基》）3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谗，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道而德合，仁立而义兴。……上明而下清，君圣而臣忠。……（《术事》）4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甘言之所嘉，□不为其倾。惟尧知其实，仲尼见其情。故干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遭凡王者贵，触乱世者荣。（《辅政》）5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山川出云雨，丘阜生□气。（《无为》）6善恶不相干，贵践不相侮，强弱不相凌。……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导。（《本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文繁不录。《新语》一书篇幅本不算长，全篇差不多都以韵语说理。有五言体、三言体、七言体，还有成相体，句法变化多端，但五言所占比例最高。上引五言例证，从音步构成来看，主要有“二、三型”，“二、一、二型”，“三、二型”，“四、一型”和“一、四型”五种。前三种类型为五言诗的主要音步类型，第四种则常见于辞赋当中。比较而言，以上第一、二种类型出现频率最高，第三种次之，四、五两种最少。这一现象说明，《新语》一书产生的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五言诗产生的语言学基础。《史记·郦生陆贾传赞》云：“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录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以贾为其祖。其赋三篇，今已不存。由此知陆贾不仅为辩士，而且是汉初开风气的赋家。《论衡·书解篇》：“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己。”《文心雕龙·才略》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辨之富矣。”司马迁谓其每奏一篇，帝辄称善。可见其随时论奏，非若后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当时急于论事，动人主听，不暇精择”，犹多口述。故多用楚人习用之韵语。正表现出陆贾作为汉世著名文章家，善于汲取各种旧有艺术形式进行创新的专长。五五言传播途径之二：西汉辞赋陆贾之偏爱五言，已如上述。赋家与五言诗的成立，关系至为密切。有的学者认为，五言诗脱胎于楚辞，（16）似乎也揭示出问题的某些本质，但并无确证。枚乘是五言诗研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乘为赋家，老于文学，其《谏吴王书》用“水非石之钻，渐靡使之然”，以及“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这样的类似于民间谣谚的五言体韵语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那么他借用出于妇女之口的五言诗体，写男女之情，亦在情理当中，也与赋家长于文辞的才能相符。西汉辞赋，尤其是散体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五言句式。
散体赋家本有意于句法的兼容并包，其中的五言运用亦可从侧面推知五言体在其时已很风行。试举其例如下：1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弥节乎江浔。秉意乎南山，望通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七发》）2秋田乎青丘，仿徨乎海外。（《子虚赋》）3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上林赋》）4玉钗挂臣冠，罗袖抚臣衣。（《美人赋》）5罢车马之用，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无德厚之恩。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虚，建翠华之旗，树灵龟之鼓。（《上林赋》）6丹水更其南，紫渊经其北。……骑之所蹂若，人之所蹈籍。（《上林赋》）7立历天之旗，曳捎星之旃。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羽猎赋》）8创道德之囿，宏仁惠之虞。（《校猎赋》）9遵文武之度，复三五之田，反五帝之虞。（《长扬赋》）10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羽猎赋》）11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解嘲》）辞赋中的五言片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往往结构相同，一气铺排。显而易见，这样作只是为增强赋作行文的气势。因而大多数五言句和先秦五言韵语及后世五言诗相比，在音步、节奏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可能是因为赋家的取舍不同所致。赋家对五言体表现力的重视，说明西汉五言诗体已引起文人的充分注意。六五言传播途径之三：楚歌吴世昌先生《五言诗起源于妇女文学》认为，五言诗出于妇女之手。（17）观虞姬、戚夫人等贵族妇女的悲吟（即《别项王歌》、《舂歌》），以五言体来表现对命运的哀叹，可知吴先生所说，至为有理。日本学者冈村繁据此认为五言诗出于楚人，（18）惜未作深入探讨。《别项王歌》、《虞美人歌》，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陆贾《楚汉春秋》佚文。但《楚汉春秋》一书已佚，《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九卷，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卷。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楚汉春秋》在唐代曾遭增窜，并据此怀疑张守节所引《虞美人歌》的真实性。这种说法实为无据。因为《隋书》与《唐书》所著录之《楚汉春秋》虽卷数不同，但在《旧唐书》基础上所修的《新唐书》著录的《楚汉春秋》仍为九卷，不得据卷数不同而遽断其为伪。结合此前的《沧浪歌》等五言楚歌，可见五言为楚歌一体。由此看，汉初已有五言诗，是不容置疑的。传为汉高帝姬所作之《舂歌》（亦名《戚夫人歌》），亦楚人之作，歌云：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莫，常与死为伍。相隔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杂三、五言为体，与上文所引五言韵文相类。据《汉书》所载，汉初以楚地大姓数万户迁长安中，故长安多楚俗。这也是汉初长安地区楚歌流行的重要原因。《汉书·贡禹传》载汉武帝时代俗谚，谚云：“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又《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时民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酷吏尹赏传》载汉代长安中民谣：“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已是完整的五言四句的形式。大约即为楚歌流行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外戚李夫人传》载武帝时期李延年所作的《李夫人歌》，表示从武帝时起，楚歌五言体的流行已经引起宫廷文人的注意，并由此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歌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体式上亦有杂五言体向纯五言体过渡的痕迹。可视为五言向宫廷文人文学的渗透，这是五言进入文人视野的途径中，除汉初文士用五言说理和创作辞赋之外的另一重要途径。明确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七几点结论综合以上所论，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是五言诗起源甚早，至少在春秋战国之交，已经有《逸周书·王佩解》那样的用于说理的五言韵语。
《荀子》中多五言体，喜用这种形式说理；二是马王堆汉墓楚帛书和日书中的五言韵语，说明五言体源于楚地，出于巫祝之口；三是五言经陆贾、枚乘等文人不断使用，通过散文、辞赋及楚歌三种途径，最终由主要用于巫术和说理而转向抒情。这个过程中，汉初长安地区楚声的风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四是汉初完全存在五言诗形成的语言学基础，今存汉初五言诗中除明显出于后世文人假托之作外，均大体可信为西汉时的作品。注释：（1）刘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刊《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又刘著《结网漫录》，学苑出版社1997年6月版。（2）章培恒、刘骏《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刊《复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3）参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刊《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第5期。（4）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5）逯钦立《汉诗别录》，见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0—36页。（6）朱《五言诗起源问题》，《东方杂志》第二十期、第二十三主要论点亦见罗根泽先生《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所引，罗文收《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7）《逸周书》之真伪参半，非全为周代文献，有西周原作，有本出西周而经春秋时人整理者，有作于春秋早期者，亦有春秋中期，乃至于春秋末期者。（8）参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24—126页。（9）《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全文共甲乙丙三篇，均为韵文，本文引自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三章。（10）参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67页。（11）《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释文》，《文物》1977年第8期。（1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13）参马继兴、李学勤《我国发现的最古医方》（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及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0—340页）。（14）参刘师培《文学出于巫官考》（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邓国光《周礼六辞初探》（刊《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15）言《新语》之伪，以《四库提要》影响最大。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针对四库馆臣所举疑点，一一考证，足破其说；后罗根泽《陆贾〈新语〉考证》一文又补充余说，进一步澄清旧说，文见《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王利器作《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搜罗逸文，详加考辨，《新语》之不伪，似可成定论。（16）参伍《谈五言诗》，收吴宏一主编《中国古典文学论文精选丛刊》（诗歌类），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9－70页。（17）参吴世昌《诗词论丛》，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308页。（18）参冈村繁《文心雕龙中的五经和文学美之关系》，日本《中国文学论集》第十三号，1984年12月版。又见《冈村繁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