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称雄商界500年，虽然也有外在的因素，如抓住历史机遇以及和政府建立特殊关系，但也与其自身高超的经营谋略与经营手法分不开的。晋商具有精明的生意人独到的的商业眼光和巧妙的经营谋略，比如他们懂得商业信息的重要，知道“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因而随时随地用敏锐的商业嗅觉去捕捉对自己有价值的商机；在资金运用和调度方面，本着“财多善贾”的原则，力图保证资金的充足和灵活调度；采用“薄利多销，加快周转”“产运销结合”“开办赊销”等等灵活的经营模式，以适应变化多端的市场和不同的商业环境；重视质量与品牌建设，以及产品的宣传与推广等等。
此讲中不仅探讨了晋商经营中的成功因素，也对其经营的失误和教训做了总结，相信对今天的商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票号是怎么盈利的？
汇通天下的晋商创立票号，可谓是其在近代商业史上最大的贡献。票号也给晋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票号是怎样盈利的呢？简单地说，票号的收入来源有四个方面：汇费、估色、余平和存放利差。
汇费是山西票号的主要收入之一。
汇费很好理解，就是正常的汇兑业务的收费，一般在1%以上。也就是说，拿来一张汇票，到一个票号里汇兑1000两银子，要花费10两以上的汇费给票号。这个费用也不是固定的，而是随行就市，市面上的银子紧张的时候可能就要加一点，不紧张的时候减一点，但大概是在这样的范围内浮动。
山西票号的汇票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升昌的14个分号共收交汇兑32225204万两白银，汇费收入就达30多万两。以此推算，当时山西票号总共汇兑额在5亿左右，一的汇费总收入就达500万两，这是相当惊人的。
一张小小的汇票，长八寸，横一尺二寸，这样的一张纸片，就能换取成百上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能不说是一个魔术般的奇迹，也因此会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想办法假冒汇票领取白银。所以这里也讲一下当时的技术问题——防伪。
为了防止假冒，票号实行了一套巧妙的防伪方法。当时的造纸及印刷工艺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如水印技术就已在日升昌票号的汇票上加以应用，汇票纸里就隐印了一个“昌”字。
其次，山西票号创造了一套用汉字作代码的保密方法，用来作为汇票签发的时间与银两数额的密押。每个票号的代码是不同的，而且是不断变更的。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作为1年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作为1个月30天的日的代号。
至于银两数字和单位，有的用“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或“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10个字，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染捌玖拾”10个数字，用“国宝流通”4个字，代表“万千百十”4个单位。
这些代码易记易诵，要求每个号中伙计背得滚瓜烂熟，熟练分辨。比如某年六月初四日，某票号签发了一张5400两的汇票，那么券上就会出现这样两行字：“看宝察流”与“取情”。外人看了不知所云，但号内伙计一看即知是“五千四百”与“六月初四”之意。
此外，书写汇票内容的笔迹也能辨别。票号每个分号书写汇票的人都是固定的，字迹要通报所有分号，使大家能辨别他的笔迹，一看字迹就知汇票的真假。如果书写人换了，必须很快通知各分号。中国传统的毛笔字迹很难模仿得完相像，票号就是利用这一特点，达到防止伪造的目的 。
票号汇票，由于有一套严密的保密手段和挂失制度，用假汇票冒领的事件绝少发生，这样就保证了主客双方的利益。而且各票号对汇票管理极为严格，兑付后的汇票立即予以销毁，所以后人没有发现一张使用过的汇票实物。
票号的第二个收入来源是估色。
所谓估色就评估银子的颜色，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使用的白银种类、成色各不相同，票号中人必须熟悉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正确换算。
由于各地白银种类及成色都不同，其折算比例也就有所不同。这个估色，其中就隐藏着猫腻，票号收入银两时总是低估其成色，付银时又高估，获利额度约在千分之五左右。这一高一低，就产生了利润。这一收益在汇兑存放业务中都有，每年估色获利都相当的大。由于山西票商估色获利的作法相当隐蔽，老百姓也不以为怪，默认了这种牟利方式。
票号的第三种收入来源是余平。
不仅各地白银种类与成色不同，而且称量白银的天平砝码也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就是在一个城市之中，还同时存在不同的砝码种类。这和现在的汇率有些相似，也就是美元兑换欧元的意思，这就给山西票商带来核算支付上的困难，只有标准划一才能解脱困境。
比如1000两上海豆规银等于大德恒本平码银920.1357两，依次推算，9000两豆规银相当本平足银8281.2213两。
聪明的山西票商在这貌似机械的白银折算中发现了一个进财之道，这就是“余平”。即票号自设本平以后，与收款及交款处两相折算，“约长千分之二三”。由于票号经营数额较大，因而“余平”成为票号收入的一项内容。
比如说，上海 1000两等于祁县 92 5.88两，又相当于大德恒票号 920.1357两。如果由祁县向上海汇1000两白银，根据比价，需交给大德恒票号925.88两，而根据大德恒本平，大德恒票号只须向上海汇寄920.1357两。这样余平就出来了，就是925.88减去920.1357等于5.7493两。一般人不大会注意到中间折算的细小差距，票商则乐此不彼。这样的折算颠倒过来同样是票商获利。
同时，异地汇兑有几个时间差，路途越长，时间差越大，即汇款在票号停留时间越长， “腾挪跳纵”利用的余地更大。其天数一般有30～100天不等，扣除实际耗费的很短时间，其余时间的存款利息都归票号所有——圈内行话为“吃空期”。这仅仅是公开的收益，其复杂内情在这里就不详述了。
票号的第四种收入来源是存放利差。
票商经营的另一种重要内容便是存放款业务，这与现代银行经营相类似。票号盈利就在于存放款利息的差额。存款时票号付低利息，放款时则收取较高利息。当时对于票商来说，最大牟利对象是在票号存款的富户。官绅们并不把利息放在心上，只图安全、方便。山西票商为图长远的利益，在放款时也收取较低的利息。
这四种主要的盈利来源，其中以汇费为主，其他三项为辅。但是由于其业务量很大，尤其是在办理官银和军饷业务的时候，动辄就是成百上千万两银子，其中的利润就相当可观了。
“票号于资金宽余时，也经营贷款业务，主要对象为官僚、钱庄、大商人，利息颇高，几与高利贷无异。”
“放款主要是对官银号或钱庄，它的利息按市场银根的松紧而不同，市场银根松大约是六七厘，如果银根紧就要由一分到一分二厘。”
——《清国商业综览》
“以放款论，平遥帮放出之款，多仅六厘，至多亦仅七厘而止，甚且有仅取五厘者；若祁、太两帮，则往往多至一分，平均之数亦七八厘，此其大较也。”——《清裨类钞》
“票号收入之存款，分公款及私款二种，公款由各省会政府机关所存人；私款则为贵族显官之私蓄。其存款时，由票号写立凭折一本，公款不计利息，私款则利息按月计算， 自二三厘至四厘为止。”——《民族杂志》
“票庄庄款之收储，动辄数百万，且多不计息，各庄借此以营生业，而获利息，既本少能获利多，复长袖之善舞，此票庄之所以极盛，非他行之所能及也……以各票号之原本计，每家不过十余万两，即后来获利倍本，每家本钱也不过增至二三十万、三四十万耳。今三年之中，即获利六七十万、二三十万，此何故哉?存款既多，所以获利自广也。自票号信用大增后，勿论官商士庶，积有金钱，皆愿储票庄，冀图保重，上而公款如税项、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而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藏等，无一不存票庄之内，所以每家储款即七八百万、二三百万之多，且公款不要利息，私款虽有利息不过二厘三厘耳。而票庄以此无利息巨款，转放可得八九厘之息，此何如胜利耶!”——《山西票号皮行商务记》
“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
晋商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
晋商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晋商每每开拓市场并进而垄断市场，无一不靠信息灵通。
由于晋商重视行情信息，因而在商业活动中能及时采取经营措施。
为了保证日用百货及时采购，旅蒙商大盛魁跟归化城的供应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王廷相上任以后，又在这方面狠下功夫，极力扩大进货的品种，最大限度满足蒙族人，尤其是上层社会和地方衙门的需要，赚取更多的利润。
大盛魁跟归化城的晋帮商号有着多年交情，在生意上彼此照顾，互惠互利。大盛魁专做外蒙市场的生意，从归化到乌、科两地相距四五千里，没有能力再到全国各地采购自己经销的货物，只能委托来归化卖货的其他商号为它购买。
嘉庆以后，外蒙王公们的生活越来越奢侈，对衣食住行一切日用品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这当然给商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大盛魁做王府生意最多，对王公的口味和嗜好最了解，于是千方百计来提供他们需要的名贵新特商品。
王廷相在任大掌柜之前，多年在总号负责进货事宜，对这一行当非常了解。他的进货原则是：顾主需要什么，商号就该有什么。而别的商号限于资金缺乏，只能做到“有什么卖什么” ，当然是相形见绌。
可是要做到“顾客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有资金进货还不行，还要了解顾客需要什么，同一种东西，顾客又喜欢哪家的产品。王廷相叮嘱售货的人员在做生意的时候留意蒙古人的喜好，并及时地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号内禀报。
大盛魁在草原上有许多流动售货的人员，零销生意遍布牧区，搜集这方面的消息并不困难。但在以前，掌柜们并不太重视，加上进货主要是蒙族人早已预定好的，进货凭老经验和定例。王廷相做了掌柜后，在这方面建立了一套可行的制度：每次分庄掌柜都把畅销的货物列在进货清单上，写信告诉总号，总号根据这些情况，安排进货。
这就比过去的那种做法更进了一步，很多次赚钱的生意都是靠这个方法做成的。别的商号没有王廷相的眼力，只能跟在大盛魁的后面，见大盛魁进什么货就跟着进什么，进货又没有大盛魁快。同一种畅销的货物，早被大盛魁充斥市场，别人还能赚什么钱?所以，大盛魁凭着这种经营方法，在旅蒙贸易中独占鳌头。
商业经营就是如此，一件比较难的事，别人做不到，而你做到了，你就是胜者。哪怕只是超出一点点，最后的结果，可能超出很多。所以做生意，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用心，要琢磨在哪一点上能够超出对手，能够做到对手做不到的事，从而赢得竞争的优势。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顾主的需要也不断变化，所以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物，才能达到购销两旺。
如旅蒙晋商200余年长久不衰，有一条经验就是他们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砖茶，施蒙山西大盛魁商号便自设茶庄进行加工砖茶。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蒙民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的商品，便争相购买。
蒙古牧民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织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帐篷中交易。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在货源组织上有针对性抓住市场需求，不变应万变，灵活机动，方便牧民，所以大盛魁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晋商大量收集商业情报，以此预测行市，垄断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说真是太普遍了。其获利的手段就是囤积居奇，把持行情，贱买贵卖，正如 明人谢肇〖HTXL〗NC46C〖HT〗所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山西 亢某“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人以‘百千’呼之。”一有机会，即将积粟投向市场，以获 取暴利。
道光十四年(1834)，山西寿阳一带秋粮歉收，早已获取这一信息的逐利之商“遂而囤积居奇，致一时之市价腾踊，……借如粟米一囤，朝一商以钱八百买之，夕一商以九百买之，明日一商复以一千买之，辗转选买，愈增愈贵，而莫知所终极。”又如晋商在归化城开的三义号绸缎杂货铺，乾隆三十八年(1773)从新疆购回价银一万两的玉石，贩到苏州售价二三万两，毛利率达60%。清人朱翔清说：山西汾州商人贾义士，凭其雄厚的资本专以放债获利，“往往遍天下。”
曹氏财东、掌柜以雄厚资本为后盾，常常利用社会动荡和青黄不接，低价进，高价出，从中牟取暴利。
民国初年，东北银洋下跌，新币上涨，而天津等地的银洋上涨，新币贬值。曹氏便乘机而入，聚集贩运大量银洋到天津兑换新币。又以天津换到的新币到东北兑换银洋，民国初年一元银洋换三元新币，一元新币又换银洋若干，两日往返一趟，不到半年时间，便获利数十万。
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曹氏便通过关内外烧锅坊、粮栈等商号，借粮给农民。开春放粮，秋后收回，借一斗，利二升，从中大发其财。民国10年，东北食盐紧张，官府、军阀均下令严禁私商倒贩私运，违者严惩。但曹氏利用与官府的关系，通过关内外所投商号，从山东等地低价买进食盐，运到关外高价销售。前后运往关外食盐达一百二十余万斤，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有经验的商家都知道，到一处新环境，不要急于投资，而要首先进行市场调查。
乔贵发在蒙古已干了十多年拉骆驼贩运销售达到的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行已经不适应乔贵发。略有些积蓄的乔贵发开始了对市场、对职业的新的选择，这一次，乔贵发的经营之地选择在萨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