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谨慎，用人不疑，惜才爱才，是晋商独特的用人风格，才使晋商的一个个商号生意如日中天，财源滚滚。
上面讲到的只是选拔、培训方面，这仅仅是使员工拥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员工的主动性、责任感、归宿感、忠诚心和道德觉悟等，则是要在用人的过程中巩固、升华的。
“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晋商盛衰记》
“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乎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晋商盛衰记》
用人不疑
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事，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才能，还和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有关，所以有时候财东虽然对于人选进行了慎重的选择，但一个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经历很多次失败。
这个时候，财东应该怎样做呢？如果换人，其他人也未必一定成功，因为他们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相反，如果认准眼前的的确是人才，要做的就不是换人，而是让这个人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充满信心地继续做下去。
这就需要晋商用人不疑的领导艺术了。
太谷的曹财东就曾聘用了一位掌柜叫富生峻，并将七万两白银交付给他做本钱，打发其赴沈阳开辟市场。
可是富掌柜在沈阳经营了没几年，不仅没有为东家赚到钱，反而把东家的七万两本银也赔了进去。只得回太谷向东家汇报赔累经过。他一一分析了赔钱的主、客观原因，并申明不是自己不尽职守，实在是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导致亏损，但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表示被东家辞退也是毫无怨言的。
曹财东听了掌柜的汇报，感到他讲的赔钱原因符合实际，因此不但不生气和责怪他，反倒问他：“还敢不敢继续干?”富掌柜蛮有信心地回答：“只要你东家信任，我当然敢干!”于是，曹财东又给他拨付了第二笔资本。
不料几年过后，富生峻又把钱给赔光了。他感到十分惭愧，真想引咎辞职了，可曹财东在听了他的第二次赔钱报告后，仍然感到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对他还是有信心，于是又拿出第三笔本钱，并鼓励他不要灰心，一定要挺起腰杆来干，坚决打入沈阳金融市场!
富掌柜面对曹财东对自己如此高度的信任，感激涕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干成干好，以报答东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否则就没有颜面再见三晋父老!
回到东北后，富掌柜重振旗鼓，整顿人事，在总结前两次赔累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了经营方法，很快就收到明显的效果。没几年，富生峻不仅赢回了前两次亏赔的钱，而且获得了巨额盈利。他用赚来的钱，根据东北盛产高粱的优势，为东家在四平街新开办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成、富盛义四家酿酒后，富生峻钱庄在沈阳也取得了稳固的金融大户的地位。
曹财东用人不疑的作派在晋商中传为美谈，并为许多财东仿效。
从现代经济管理的角度分析，这种做法是财东无限责任制的典型表现，似乎是不足取的。但他们那种识人、用人的眼光，以感情重托使其殚精竭虑以图报效的领导艺术，却是很值得借鉴的。这种充分信任，使经理们确立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行为的准则。可以说，这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它更具有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有效的管理、大胆的授权、良好的双向沟通、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等手段。可以说，晋商的用人艺术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成败。
在曹家做生意，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只要看准你是干才，而且效忠财东，就不惜代价，破格提拔，另加身股，授予经营大权，或派驻大城市，负责经管一个商号或几个商号。
如小商号掌柜张子宽，为人精明，办事颖敏练达。接连办了几件扭亏为盈的买卖，深得曹氏信任，被聘为锦生润票号的首任掌柜兼关外各商号的总当家。又如金德账庄的大掌柜戴世封，管理有方，盈利倍增，曹氏不仅给予最大权力，且每年结账时可以人身股参与分红，所分红利达白银万两。又如秀才出身的高介臣、杨济溥等，能文善写，也被曹氏破例录用为掌柜。
用“自己人”的局限性
成在用人，败在用人，乃千古名言。曾经辉煌无比的日升昌票号，就是因为用人，而导致土崩瓦解，一去不回。
事情发生在1914年阴历9月，号称“天下第一票号”的日升昌北京分号突然倒闭了。资金雄厚、信誉卓著的日升昌票号，为何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地开始走向倒闭呢?
据当时的权威报纸《大公报》分析，政治上的变故，使票号业经营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的打击；而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用人不当。
该号的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可是梁为人公正朴实，对于东家的建议不是惟命是从，因而不得东家的欢心，梁无耐就辞职不干了。由于梁在号中一直被大家推崇，他一走，就导致人心涣散。
恰好这个时候有个叫赵邦彦的经理，因为票号的生意不好请假回了老家，代理人侯垣也携带伙友账簿逃了回去。这样，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人在票号里，使经营了200多年的日升昌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直至关门大吉。
究其原因，是由于用错了人。一个好的经理，不仅要平时能为商家创造出显著的效益，还能保证商家安度危机，稳健发展。对于职业经理人，不仅要有经营才干，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两者缺一不可。
可是日升昌却犯了用人的大忌。首先，选聘赵邦彦这样一个不敢负责，遇难即退，既无才干又无美德的人，在面临危机之时去充任至为重要的北京分号经理，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一大失误。
其次，在极不称职的赵邦彦“托病回晋，一去不归”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再派一位“资格甚浅”的侯垣接替。正由于侯垣 “资格甚浅”才冒然牵涉到了一起由于担保而起的纠纷案，成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最直接的原因。同样，这位侯垣与赵邦彦一样，遇难不是设法周旋，寻求解决的良方，而同样是一逃了之。这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第二大失误。
那么，在连连用人失误、危及整个票号生存的危急关头，郭斗南作为“总领号事”的总经理，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郭斗南见事不好收场，也找了个托词，逃避得无影无踪，甚至有人说他是投井自杀了。这些谣言无疑造成了一种恐慌，其他各个分号都如惊弓之鸟，人心涣散。在这样的残败局面下，日升昌的命运已无可挽回。
其实用人失误的根子在东家李五典身上。他明知梁怀文“为人公正朴实”，“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论资格应居正”，却弃梁怀文不重用，而让郭斗南做总经理。显然，在对票号经营和发展有决定影响的总经理聘任上，东家李五典有私心。他仅仅看到了郭斗南会以违号规提款讨自己欢心，对于他的无能和道德缺失没有应有的预防和制止，以致造成票号内“人心为之瓦解”的严重后果。在“今当急难”之际“纷然若鸟兽散”的，正是那些平时会讨“东家之欢心”，为东家违犯号规提供方便，更为自己违犯号规设置掩护的人。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用人当用那些“公正朴实”之人，“素为大家所推崇”之人，知恩图报、“心不自安”之人，决不能用背信弃义、违背良心的人。
如果东家李五典在总经理聘任上，能量才选用，出于公心，让梁怀文做总经理，那日升昌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梁怀文是一位正直有才干的人，他做总经理，就不会重用赵邦彦、侯垣之流，那么来自北京分号的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帅才，自古缺少。国家如此，企业也如此。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企业。老板鼠目寸光，企业岂能大展宏图?老板深谋远虑，企业怎能不陷入衰败?
“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而不得东家之欢心，梁无耐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之股东(应为经理)有赵邦彦者，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代理人为侯垣(侯资格甚浅，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合盛之执事人逃匿无踪，检察厅屡向侯垣索人，如无被保人即将保人押起等语。侯外遭检察厅之逼迫，内受各债主之追索)遂私携带伙友账簿逃归。有此三种近因，二百余年之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矣。”
“讵意该号中之正经理郭斗南见事不祥，托辞觅取，逃避无踪，故外间有郭已投井之谣传……此处之各执事人，更纷然若鸟兽散矣。”
“其副经理梁怀文已经辞号年余，闻此消息知东家李五典等破产在即，无人出来料理，心不自安，乃挺身而出，自谓年已六旬，久蒙东家豢养，今当急难，若袖手旁观，良心何在，乃随同冀体敬等四人投往县中，来京料理债务之。”
——《大公报》
其实晋商的用人制度本身，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那么欲成天下之事，就当用天下之才。市场者，无限之领域也，欲做天下之大市场，就当用天下之大商才。任何用人的条条框框限制，都不利于做成大市场，因为真正的大市场，是不能设置任何“贸易壁垒”的。
晋商、徽商等区域性大商帮的商贸活动范围是以国内市场为主，有限地涉足国际市场的，应该也算在做大市场了。“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无徽不成镇”，“无宁不成市”，指的正是这些大商帮广阔的商贸空间。
而按照做大市场的要求，必须也要有相适应的大人才，即商帮用人范围，也应像他们的市场那样广阔，不应人为地划地为牢，把比“自己人”更优秀的商才拒之门外，丧失了人才优势。而人才优势，是市场优势的前提。
纵观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鲁商、秦商、赣商、闽商、川商等大商帮的用人，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用人观是很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在这些商帮里，“自己人”总是最受到重用的。可以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打仗兄弟伙，上阵父子兵”这些旧官场只用“自己人”的传统，在商帮用人中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只用“自己人”，就把那些比“自己人”更优秀、更众多的“外人”排斥在外了。一个家族，无论历史如何悠久、人才辈出，也难以有比“外人”更多的人才。何况，“自己人”之间的内讧比与“外人”的争斗更触目惊心，造成的伤害也更深、更难以弥合。晋商在用人上，比徽商前进了一步，就是“用乡不用亲”，把用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同村、邻乡、邻县，乃至山西全境。
晋商的长处在于：“总揽号事”的总经理几乎全聘用“外人”充任，东家“自东自掌”者不多。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成功分离，避免了徽商那样全由家族的“自己人”把持一切的弊端，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号运作的高效和防止腐败的产生。“东家出资，伙计出力”的东伙制经营管理模式，无疑是晋商辉煌的一大保证，也是晋商的一大贡献。尤其是明确规定不用“三爷”(少爷、舅爷、老爷)，“东家不得干涉号事”，为商号聘用的“外人”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了宽松的、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在那个到处都已习惯用“自己人”的时代，已是非常难得。
但山西以外的“外人”，晋商是不用的，因为不像“用乡”那样知根知底。“用乡”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乡亲”固然知根知底，但是有才干的“乡亲”与“乡”以外的“外人”相比，毕竟还是太少了。何况“乡亲”与“乡亲”在习俗和思维上比较相近，容易在商号内形成“一致”，这就很少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路子出现，当然不容易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
因此，晋商“用乡”比徽商只用家族的人有所进步，但局限仍旧很大。始终没有形成人才优势，也是晋商和徽商走向衰败的一大原因。
历揽古今多少事，成在用人、败在用人。战国时，秦用商鞅、李斯、吕不韦这样的“客卿”治国安邦，把人才优势转换成了军事、政治优势，才有一统天下之伟业；唐朝“胡风”盛，京师长安“胡人”多达二十多万，占百万人口的五分之一强，“胡人”，经商、游历，还能入朝为官，盛唐之盛，无疑有“胡人”之功。而清初，只重用满人，汉人全被排斥在中枢之外，所以清朝上下多奴才，少人才，后来不得不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才有“中兴”之局。
可见，用人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用最广大区域里的人才，用最有用的人才，就能成就最辉煌的伟业。
上海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小镇，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东方的大都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上海汇聚了大半个中国的人才和财富；美国以其独特的文化强势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领导世界”的地步的一大主因。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用人都不应有限制。人才和科学一样是无国界的，那种只用“自己人”的习惯已越来越落伍了。天下一家，全球一体化，外面的世界全是“外人”、关起门来只认“自己人”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各国通商，必须学习语言文字，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亦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亦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通洋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较之携账而逃又高一筹乎！”
——《同舟忠告》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李宏龄给平遥总号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