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渐渐就有人对马万礼说，老马我的信你单独放好，不要叫别人看到。平日信件都是摊在一张桌子上，任由人翻检的。老马听了这话有些不懂，但还是按要求把那人的信件放进抽屉。接着又有不少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老马也都一一照办。至于汇款单，几乎人人都要求保密，不要被别人看到。老马就渐渐明白了一点什么。二十年前，大家可没这些讲究，好像也没啥要保密的。现在不同了，似乎人人都把自己裹了一层，自己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让外人掺和。其实老马早就感到了这种变化。只是以前不明显。以前所有的信件汇款单都是只经过老马的手，而且都由老马直接送到办公室，送到每一个人手上，保密度相对大得多。现在不让送了，信件邮件汇款单都摊在那里，像办展览，谁来了都要翻一遍。于是就有许多人要求保密。老马不怕麻烦，而且很乐意接受这种委托，因为这说明大家还是信任他的。一个人被人信任并且是受这么多人信任，是个不容易的事。
文化局加上歌舞团，上上下下二三百人，就是一个小社会，而且是个非常活跃非常有能量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又和大社会联系着，由此演绎的故事抵得上一个三千人的工厂。其间马万礼的收发室就是他们沟通大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从来来往往的信件中，老马能够猜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以及他们的亲密程度，还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状况。比如文艺处的老梁是个电影评论家，就老有电影厂、电视剧部给他来信，还经常收到报纸、杂志的一些汇款单，当然数量都不大。比如人事处的老周是个孝子，和老家山东就常有书信往来，除此就几乎没有别的交往。会计室的老倪发信多往纪检部门。苏盛的信件往来都在省委机关之间。汪局长是个画家，书画界交往就很频繁，和日本、香港也有通信。崔局长管基建后勤，常有工程队什么的来信。文局长是一把手，人也文质彬彬，待人也和气，和外界联络极少，几乎没什么信。文局长老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据说夫妻关系长期不好。这大半年常有一个女孩子来信。老马能分辨出男人和女人笔迹的不同，甚至能分辨出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子笔迹的不同。
女孩子给文局长的信每星期都有，有时两天一封，落款地址不断变化，一时南京，一时上海，一时北京，一时西安。但老马一眼就认出是同一个人写的，而且都是从西安发出的，因为有邮戳为证。另外，还有一些神神秘秘的信件，没有落款，只有“内详”字样，还有的写上“亲拆”。歌舞团的书信最多，情况也复杂得多。别看歌舞团本身演出不多，演员个人大都没有闲着，有的外出走穴，有的参加电视剧拍摄，有的去大酒店或娱乐场所临时表演，个个忙得气喘吁吁。演员信件多，汇款单也多，几如雪片般飞来，有的几百块，有的几千块，一次寄来几万块的也有。这么多年，老马经手的汇款单无数，从未出过差错。至于信件，神秘也罢，不神秘也罢，老马从不向人说起，守口如瓶，甚至也不向本人卖人情，仿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老马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但有时老马又想，那些需要保密的信件寄到家不是更保险吗?但老马渐渐又明白了，那些需要对同事保密的信件，对老婆或丈夫更要保密。汇款单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不比从前了，夫妻之间特别是年轻夫妻之间，互相都藏着一点什么。
今天的邮件特别多，老马匆匆忙忙分拣着，随手把那些嘱咐过要保密的信件汇款单藏进抽屉里，那感觉像在做贼。又有文局长一封信。还是那个女孩子的，这回是从本市发出的。这几天一天一封信，好像有点急。老马把信拿在手里，似乎要掂掂它的分量，他在想要不要把文局长这封信也单独藏好。凭直觉，他认为这封信是应该单独收好的，就是苏盛也不宜让他看到。但文局长没有发话，没发话就不能自作聪明。老马犹豫着又把文局长的信放下了，藏在一大堆信件的底下。刚放好苏主任就来了。苏主任进来了就翻信，老马说苏主任今天没你的信，苏盛说知道。还是继续翻。
老马知道有崔局长一封信，有汪局长两封信，他是要捎上去的，就没再说什么。但他的眼始终看着他的手在那里翻，崔局长和汪局长的信都让他找到了，已经拿在手里，还在慢条斯理地往下翻，把每一封信都看得很仔细。不知怎么，老马有点紧张起来，照这样翻下去，文局长的信终会被他发现的。他真的不希望这封信落在他手里，虽然他并不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苏主任好像感到了他焦灼的目光，忽然转过脸说你老盯着我干什么?老马吓得一激灵，忙把头转向一旁，装作整理报纸的样子，余光却仍然瞄着。文局长的信终于被他抓在手里了!在苏盛把文局长的信抓到手里的一刹那，老马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苏盛刚走，歌舞团的小皮就来了。小皮是歌舞团跳集体舞的，日常生活中在单位也是个一般角色。但小皮又是个爱面子的人，抽烟都是大中华，穿衣服都是名牌，尽管有人说那都是冒牌货。他平日信不多，也很少有外头邀请演出。但小皮一直对人说他出外演出并不少，都是一些比较有品位的娱乐场所，他说咱拍不了电视，去歌舞厅表演一下总可以吧。去年被警察当成强奸犯误抓放回来以后，心里就一直窝火，却又非常自卑，因为歌舞厅也不太请他了。但他的汇款单却一点儿没少，有时比过去还多。他是文化局加歌舞团唯一张扬自己每星期都有汇款单的人。每次汇款单来了，他好像都知道，到老马那里取过夹汇款单的夹子看着，却并不急着领走，仍交给老马说先放你这里，我出去办点别的事。老马说你先取走不好吗？小皮就说我怕丢了。那张汇款单常在老马那里放二三天，当然很多人都会看到。等小皮来领取汇款单时，常常只剩这一张了。今天又有一张小皮的汇款单，是四百元，和以往差不多。也是看了看又走了。老马就摇摇头。
一天下来，老马的收发室人来人往，信件邮包汇款单也大多取走。临下班时，老马把剩下的锁好，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喘一口气。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今天特别累。
老马走出收发室时，他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的，不想文局长正从楼梯口下来。老马看见文局长就站住了，他看见文局长冲他招了招手。老马站在那里，心里有点自责，他觉得没把那封信处理好。他希望文局长给他说点什么，因为他相信文局长明天还会有一封信。文局长走到老马跟前站住了，文局长的神情有点局促，有点慌张，还有点羞愧。他不安地看着老马，终于说话了：“老马，明天——”老马立刻接口说：“明天我把你的信单独放好，下班时你来取。”老马说完，转过身逃也似的走了。他怕看到文局长尴尬的神态。他相信他已经说出了文局长想说的话，何必叫人家为难呢。老马推着自行车出了文化局大门时还在想，明天得找小皮谈谈，因为只有他知道，小皮的汇款单都是小皮自己寄的，几百块钱寄了领，领了寄，何必呢?人值钱不值钱不在这上头。他喜欢文局长，也喜欢小皮，他觉得这两个人都怪可怜的。
《上海文学》2000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