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这一论断未免过激。客观来讲，元朝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迂回曲折罢了，但是与庞大的农业文明激烈交锋中，不可能不受影响。恰当地形容蒙元的汉化问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与此很有关联。
德裔学者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了“征服王朝论”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夏商周开始，历代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民众社会稳定和幸福生活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皇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他古文明，包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是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这样的政权思维模式在从蒙元时代开始，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的践踏。
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
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
比如，蒙古统治者将草原分封之制推广到汉地。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后，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强暴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他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仍然习惯于按照草原传统观念，将中原的封地封户视作自己的私产。
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
至元三年（1266年），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推行“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也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
蒙元汉化迟滞还有另外一个信仰原因。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所以对汉文化接受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缓慢和迟滞。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帝王们进行传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经典思想丝毫不差的让帝王们理解，又要小心地察言观色，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清人赵翼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一语点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的本质。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就是当时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实现象。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立他为“皇太子”，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要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地协调与吸收，就注定了他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地被历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
7、帝国的败笔：民族歧视
蒙元最不得人心的要属它的民族歧视政策，这也是导致其灭亡的一大根源，元末的反抗运动直接因为此。
其实，搞民族歧视，已经是开恩了，之前蒙古对待其他民族都像对待党项族一样，以屠杀为快。攻汴京（开封）时，大将速不台向皇帝建议：“金人抗拒持久，应该屠城。”这是蒙元统治者的不成文的规定。耶律楚材反对说：“我们打仗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何用？！能工巧匠，厚藏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京城也就是一个废墟了，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了。”他还建议皇上说：“如果均平确定中原的税赋，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正是出于纳税的考虑，蒙元统治者才不再实行民族灭绝。
继民族灭绝之后，蒙古人采用等级制度。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其中又分为两部分，一是与成吉思汗皇族同出于尼伦的蒙古人；二是被称为迭儿勒勤的蒙古人。
第二等为色目人。据陶宗仪的《辍耕录》卷1
《氏族》记载，色目人中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31种。《元典章》卷49《刑部·女直作贼刺字》也有记载：“大德八年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辍耕录》记载汉人有8种，即：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所谓汉人，在元朝有两种含义：一是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是指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是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的地区。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即元朝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的各族人民。他们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实际上，汉人、南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成分，蒙古统治者为了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其分为汉人和南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
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各约100万，“汉人”约1000万，南人约6000万。四等人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居于统治地位，享有特殊利益的是蒙古人。色目人中的上层分子次之，他们是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汉人属第三等，也只是那些投靠蒙古统治者，为其笼络和利用的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仅高于南人而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与南人同处于被严重压制的地位。
铁木真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元朝时期也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刑部·诸杀》）。
蒙古人之所以轻视汉人，是因为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色目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
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和南人的不公平，从他们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元初，国家的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上层分子担任，因此科举考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初年，一些汉人官员不断建议实行科举取士，但是朝廷总是议而不决。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方才正式实行科举取士，这时距离元朝建立已经四十余年了。元朝统治者最终实行科举取士，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从而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
元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各级考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分开考。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四种人都考试策问一道，但是前两种人仅限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和南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在考试内容上，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汉人、南人的题目比较难。蒙古人以右为上。发榜时，蒙古人、色目人列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称为“左榜”。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考试，取中后授予的官职可以提高一等。在录取名额上，四种人的录取名额虽然数目相同，但从人口比例上差距相当悬殊。以致有人叹曰：“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箭，临老犹儒冠！”（陈高《感兴诗》）
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实行多方面的防范和控制。《元史》中有记载：“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掌枢密院实权的知枢密院事及同知枢密院事，终元之世，无一汉人担任。御史大夫这一权力也从未落入汉族地主官僚之手。至正六年拜为御史大夫的汉人贺惟一也是在赐予蒙古姓、改其名后，才担任此职的。1309年，朝廷重申：“诸王分地内的各州县，凡改换蒙古姓名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就能当达鲁花赤的做法，今后一律禁止。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若蒙古人中无此种人才，可从色目人中选用。”1316年，朝廷又规定：“凡汉人当了达鲁花赤一职者，一经发现，追回任命书，此人永不叙用。”而条件艰苦，气候恶劣，蒙古人不愿去和不敢去赴任达鲁花赤一职时，才让汉人去充当。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具有某种程度的好感，但也曾经批评忽必烈，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出的地方政府长官多为蒙古人，尚有许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
（达鲁花赤：为所在地方、军队和衙的最大监治长官。蒙古语音译，意为镇守者。蒙古贵族征服许多其他民族和国家，无力单独统治，便委付当地统治阶级治理，而派达鲁花赤监临，位于当地官员之上，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以保障蒙古大汗和贵族的统治。）
汉人长时期的忍气吞声，并不是他们因为逆来顺受，而是源于元朝统治者的军事震慑。早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于诸要冲之地，设兵镇戍。
尤其在大元末期，为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禁止汉人持有兵器；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统统没收；民间各庙宇****神用的鞭、筒、枪、刀、弓箭、锣鼓、斧、钺等物，也都在被禁用之列；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严以禁用。至元五年规定：私藏全副铠甲者处死；不成副的铠甲，私藏者杖五十七；私藏枪或刀弩者够十件之数的处死；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