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的第一号角色西门庆——书中常称“西门大官人”，是个名声很不好的人物。以前常被批为“流氓、恶霸、市侩”，等等，后来由研究者立起另一评价为“中国十六、七世纪的新兴资产者”。前批是从道德角度，后评是从社会经济角度，因而曾经争议过一阵子。近来听说有某地为当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苦于名声不响，又实在找不到“名闻遐迩”者，于是力争西门庆的“籍贯”、“地望”，好让这位当年小说中的“大官人”为“家乡”招财进宝，至于道德的好坏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西门庆的这些批判和评价，反映出不同层次的看法，不同的时代的观点。
“西门大官人”其实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既有特殊意义（个性）、又有一般意义（共性）的人物，无论人们怎样去评价《金瓶梅词话》的创作特色，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然主义的，都旨在说明作品和西门庆这个人物具有很深刻的真实性和很广泛的现实性。西门庆从继承父业做生药买卖开始，由于极善经营又勾通官员，巴结权贵，在地方上颇有名气与霸气，加上意外升官得职，而且做的是地方上极具权势的“从五品”、“五品”、“提刑”长官，所以官场亨通，商场受益，官商互动，权利双收。他风流倜傥，极善博得妇女的好感，家中一妻五妾，又占仆妇丫环，常去妓院窠子，约与二十几位妇女有性关系。他还有一伙“兄弟”，常在一起吃喝嫖赌。西门庆的一生三十多年，虽有一些坎坷，但总的来说一路顺利，春风得意。若不是自己纵欲过度，西门庆一生会做更大的生意、更高的官员。纵欲使他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自己的人生如日中天之时倒在为自己挖好的坟墓里。
在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承当了封建社会的掘墓人角色。中国社会没有这样的过程。如果说西门庆是一种新兴的资产者，那我们可以发现，他与中国传统王权相处得十分和谐。他在自己的财富消费和积累过程中，为了解决王权对自己的威慑，常用大量的财富去巴结官员和利用官员，至于仕途本不是他的主动作为，而是意外收获。当官之后，也从未去想过要更高的官位和更多的权力，甚至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竟然走漏官场信息，让主子们好不尴尬，更不要说会组织什么力量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哪天将皇帝老儿取而代之。他真正想要做并努力去做好的就是现有的身份和蔡京的“干儿子”。这“干儿子”太形象地表现出明中晚期新兴资产者与传统王权的关系了。“干儿子”用厚礼孝敬“干老子”，“干老子”对“干儿子”非常关照，相处就是一家子。如果西门庆不是自己纵欲而死，他会在王权专制的统治下过得很好，会有更大的发展。西门庆并没有牺牲在新兴资产者与王权斗争的过程中，这是缺憾；而是死在自己纵欲的床上，这是必然。无独有偶，与《金瓶梅词话》成书时间差不多，明末小说家江盈科有一篇寓言小说，后来被马南邨（邓拓）先生用进他的《燕山夜话》中，取题为“一个鸡蛋的家当”：有一市民，十分贫穷，朝不谋夕。有一天，他拾得一个鸡蛋，高兴地告诉他的妻子：“我有家当了。”妻子问家当何在。他拿起鸡蛋给她看，说道：“我拿这个鸡蛋，趁邻居的母鸡孵小鸡时放进去，等到小鸡出来，从中挑一只小母鸡。小母鸡可以生蛋，一个月就有十五只小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拿到市场上换得到十两银子。我用这十两银子买五头小母牛，母牛生小牛，三年可得二十五头牛。牛又生牛，再过三年，是一百五十头牛，可卖三百两银子。我又用这笔钱去放债，三年之内可收回五百两银子。”此人越说越得意，竟顺口说出富起来后打算娶一房妾。这下激起妻子的“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这位极善盘算的市民可称得上精明的从商者。他坚持了以钱生钱的原则，而且尽可能地以投机取巧和自己的勤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他的理想是为了自己享受不该有的欲望，结果实现不了。这就不仅把当时从商者致富的终极目标暴露无遗，更是把当时资产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此市民与西门庆的所思、所欲、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从商者、资产者以追求个人无穷欲望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目标，结果却以悲剧告结。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面对着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由于传统理性压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现实，更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而膨胀了的欲望发泄的现实，传统的伦理秩序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正在失去曾有过的约束人心、人行的巨大力量。小说中有大量的道德说教，特别是以西门庆为批判对象的道德说教，这些说教当然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是通俗的、大众的，也有一些是落后的、消极的。
所谓的时代特征，就是作者的道德说教既不可能以宋代理学作为标准，也不可能照搬明代官方理学的文本，采用的是民众层次的理学、民间宗教和人们所能接受的关于生命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辩证说法，反贪酒、贪色、贪财，使气以节欲，节欲以保身，以达到生命与欲望的和谐。这些道德说教，特别是以西门庆作为现身说法的道德说教，大都又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作为自己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金瓶梅词话》中的道德说教思想基础中的哲学命题作为一种经历了长时期积累的文化思考，对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启迪价值。《金瓶梅词话》成为传世杰作，不仅在于它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世情作了真实的反映，不仅在于它对当时新兴的资产者作了十分真实的描写，也在于它以小说的方式讨论了一种对人自身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难题，在于它对这个难题的解释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它的说教目的不仅在于维系或弥补或重建被经济社会冲击了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也在于关注人，关注人自身的命运。所以，这部作品才会具有超越时空的美学魅力和哲学内涵。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地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哲学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与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山地河流、海洋极地之间符合自然规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精神的人与欲望的人之间合乎规律的生存与发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属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员，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欲望摧残的金刚之身，人的肉体的形成、成长、死亡，是自然的规律。人不仅生命有涯，而且肉体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欲望则是意识活动，不仅无涯，而且会不断膨胀。以有限的自然生命之体去追逐无限的欲望追求，必然超越肉体承受的极限导致肉体的崩溃。若要阻止这种崩溃，就必须把无限的欲望追求限制为有限的欲望实现。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体承受限度的欲求行为，实现良好的健康生存。
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规律性。尤其是在一种束缚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的时代行将结束，而新的伦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时，人的欲望在财富与权力的支持下，很有可能而且在某些人身上会无忌无惮地喷涌出来，人与自然和谐的命题就更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四百年前的明代社会，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深刻的认识，但是人自身对欲望节制的思想却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提出来的问题和对人们的告诫，正是在阐释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尽管书中的节欲观带有浓厚的传统道德色彩，但节欲并不是禁欲，道德说教不等于扼杀人的天性。我们不否认明清时期以官方理学为武器的道德说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束缚，具有压抑人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弊病，但是针对一个在金钱、权力和肉欲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时代，不能把人应有的自我约束和社会应有的理性都看作是“封建的枷锁”。
批西门庆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蚀官吏，得财枉法，还是属于表层次的道德批判，深层次的批判在于他的自毁，他那难以抑制的纵欲在破坏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给他那百十粒春药丸颇具象征意义，如同他以肉体生命为赌注的筹码，也如同他的肉体所能承受的限量，以纵欲来消耗自己生命限量的赌博，每一次肉体与精神的快感实质上都是损耗与失败，用去一粒春药，就是失去一个筹码，减去一个定量；春药用得越快，失去也就越快，最后必然药尽命丧。从王六儿家回来，纵欲已极、酒醉已深的西门庆被人送进潘金莲的房间，实际上就是被送进了道德裁判所。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饥渴的性欲，不顾一切，竟然把剩下的几粒药丸像倒豆子一样灌进西门庆嘴里，就是给他作了死刑终审。作者为了强调人体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也是为了起到道德说教的作用，对西门庆临死时的惨状作了突出的渲染，十分令人恐惧，这是全书十分重要的情节。有意思的是，潘金莲是西门庆“偷”来的，是西门庆的“宠妇”之一，也是小说道德说教批判的重点对象。然而，潘金莲又是西门庆纵欲而亡的“死刑”执行者，西门庆由频繁纵欲到最后“被纵欲”的潘金莲房间也就成了“道德裁判所”了。看起来挺滑稽幽默，实质上很严肃深刻，西门大官人是自己葬送了自己。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西门庆之死是不是恶报和这种恶报是革命还是保守，是进步还是退步，也不是西门庆得的是什么病，而是认识并肯定西门庆的死对生命与欲望关系作出的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前前后后，在西门庆、东门庆、南门庆、北门庆身上都是合乎事物普遍规律性的，也就具有了普遍和积极意义。
把《金瓶梅词话》对西门庆形象塑造的意义再向前引申一步：强调享受生活的权利，是现代观念，以此观念去批判中世纪西方的禁欲主义和东方的以维系天命纲常为目的的明代禁欲理学是对的、进步的。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享受生活的权利也并不等于无节制的纵欲。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对生命的珍重。因此，我们在批判明代理学对人的正当生活欲求无情遏制时，不能把人的纵欲行为说成是积极的、进步的、合理的，否则，就等于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了我们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解放，褒扬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于颂扬嫖娼宿妓和一夫多妻等等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的行为，否则，悖论的价值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新的文学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个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不利于人自身合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发展。
再进一步说，权力、金钱、地位、势力都不能成为所有者无限制地去追逐或放纵自己欲望的权利和条件，否则，这些本来应该有益于社会的东西就会异化成毁灭纵欲者自身同时也祸害社会的毒药和利剑。拥有权力、金钱、地位和势力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东西既可能成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也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应该有更自觉的自制力，为此也就应该有更为崇高的信仰和精神追求。从因果报应来说，西门庆，还有所有同样下场的同类人物，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是报应。但从社会发展来说，他们的结局让人遗憾，是一种历史力量的毁灭。也许西门庆在这块土地上生下来就是一个欲种，他所有的信仰除了金钱和女色，没有别的，他自己的经历让他信服金钱是最有力量的东西，权力、地位、势力也是从金钱中来。在他所遇到的王侯高官中，没有不被他的金钱所征服的；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中，没有金钱不能摆平的；在他所占有的女人中，大多数都是与金钱有关，少数则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这些目的的实现，又非金钱不可。对金钱和女色的这种追逐、放纵，结果把自己也异化了，连用金钱做善事也变成了这种善事可以让自己更大胆地纵欲，竟然敢说出“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所以西门庆这类的新兴资产者们信仰不了宗教，也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没有了宗教信仰，也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毫无节制的女色追求，中年而夭，也就是一种必然了。如此的新兴资产者当然担当不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
指责《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批判他的意义在于他对今天的我们有很大的意义。
2011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