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有一段话很值得牢记：“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然吾人论政若不以促进共和为鹄的，则上之所教，下之所学，日日背道而驰，将何由而使其民尽成共和之民哉？今日无论何国政治，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吾闻有已行共和政体，而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者，未闻其民皆共和之民，而始行共和政体者。盖共和无止境，非一行共和政体，即共和政治完全告成者。惟其民适于共和者之数加多，则政治上所行共和之量亦自加广耳。以此为的，则日进有功。若虑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遂惮言共和政体，则共和将永无希望。良以非共和政体之下，欲其民尽成共和之民，是南辕北辙，万无达到之理也。一日不达到，即一日共和政体不能实现，足下将谓之何哉？”（陈独秀：《答常乃德》，《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2号。）
邹容和他的《革命军》
1903年前后，革命思潮开始波浪翻涌。一代知识分子开始通过书报宣传革命理想，并制造革命舆论。作为代表，以最响亮的声音引人注目的是邹容。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受革命思潮影响，很快成为一个革命者，同时开始了《革命军》的写作。当时，他只有十七岁。因为不满于清政府派往日本的监督，他与张继等人剪掉了这位监督的辫子，后被迫于1903年逃回上海。《革命军》在上海完成，由章太炎作序，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
此书曾经风靡一时，章太炎说：“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军墓表》，《辛亥革命》，第一册，365页，神州国光社，1953。）因此，有人认为此书“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逸史》，第二集，49页，中华书局，1981。）
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之后，这位二十岁就死于狱中的思想者，却被追加了“大将军”头衔。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追封”之类的事也许已经不宜，但由于人们的感情需要寄托，孙中山还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在邹容墓前竖起了“大将军”的墓碑。
《革命军》的影响何以如此之大？作者在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认真读了《革命军》。由于时间的距离，我无法接受他的某些排满言论，但仍然为他的思想所打动。
在《革命军》中，邹容热烈呼唤革命。他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这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他以进化论理解革命，因而看到无论人类文明还是世间万物，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革命，因而革命是很平常的事。然而，他看到了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增祸乱。
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
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底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是则革命者、除祸害而求幸福者也。为除祸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当顶礼膜拜者。为除祸害而求幸福，则是为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当顶礼膜拜者也。
他对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无限向往，认为它们是“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而环顾自己的祖国，“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万里之地图，间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他思之又思，想之又想，找到了“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他说：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因此，他又对革命充满希望。“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此吾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勖，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与当时革命派一样，在邹容那里，革命首先是排满。因此，他首先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腐朽、落后和残暴，对清朝统治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这些抨击常常是在比较之下进行的。比如，“抑吾又闻之，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再比如，“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见夫否同胞每年中死于贼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
他论述革命教育，首先强调的是“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出于这种需要，也受当时一些学说的影响，他认为，“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冠、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因此，他要进行革命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
一曰养成上天下地，惟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
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慨。
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
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他所鼓吹的革命不只是排满以洗“汉人之奇耻大辱”，而且已经涉及民族的自省和文化性格的变革。他认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曰国民，曰奴隶，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谓其为国民乎？吾敢谓群四万万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颜妾面。国民乎何有！尊之以国民，其污秽此优美之名词也孰甚！若然，则以奴隶畀之、吾敢拍手叫绝曰：“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
印度之奴隶于英也，非英人欲奴隶之，印人自乐为奴隶也。安南之奴隶于法也，非法奴隶之，安南人自乐为奴隶也。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乐为奴隶，则请释奴隶之例。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
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或谓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吾见夫法、美诸国之无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伦于人类耶？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而其国人尽瘁国事之义务，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固人生重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于国也则可，以言夫忠于君也则不可。何也？人非父母无以自生，非国无以自存，故对于父母国家，自有应尽之义务焉，而非为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传习也。
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
揭示国人的奴隶状态，目的是使国人摆脱这种状态。而摆脱这种状态，就需要全面的革命。为此，邹容发出了宣言，这个宣言虽然带有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却也有现代国家理念的闪光。比如：
一、建立中国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
一、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一、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
一、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
一、人人有承担国税之义务。
一、全国当致忠于此所新建国家之义务。
一、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权利必要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认，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
他甚至设计了一个新中国，为她规划了新的政体：
一、定名中华共和国。
一、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一、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
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皇天后土，实共鉴之。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的主张，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思考，并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去为此而奋斗，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骄傲。如果一个民族多一些这样的青年，当然不会任自己处于被压迫、被剥夺、被奴役的地位。
秋瑾就义前后的几个细节
一她为什么不逃？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就义，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事实表明，秋瑾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避免被捕。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事件的时间表：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匆忙起事。按照他与秋瑾原定的计划，是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但在起事之前，浙皖两地都已泄密。在安庆的光复会会员叶仰高不幸被捕，严刑之下供出“有个混入安庆官场的浙江人是革命党”。因此，徐锡麟只得仓促起事，借恩铭参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刺杀了恩铭，率众起义。事情虽然匆忙，但起头干得很漂亮：典礼开始，先由官生班向恩铭等人鞠躬行礼，恩铭等人还礼；接着应该是兵生班行礼。这时，徐锡麟突然转身向恩铭举手行礼，呈上学生名册，同时大声报告：“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事实上，这是他事先同陈伯平、马宗汉约定的行动信号。恩铭大吃一惊，问道：“徐会办从何得知信息？”说话时，陈伯平已经冲上前来，把一枚炸弹朝恩铭掷去。炸弹落地未炸，恩铭慌忙站起。徐锡麟说：“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边说着，一边俯身从靴筒抽出两把手枪，左右开弓，子弹已飞向恩铭。陈伯平和马宗汉也立即向恩铭开枪。恩铭身中七枪，立时倒地。
但是，当徐锡麟带领几十名学员冲出学堂大门，准备夺取安庆军械所时，却被清军包围。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最后不幸失败被俘。
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抓住了徐锡麟的弟弟徐伟。他供出了徐锡麟的妻子王氏游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与秋瑾同主革命”等情况。安徽方面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几乎与此同时，绍兴士绅胡道南等人也向绍兴知府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余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
7月7日，《上海时报》已经披露徐锡麟案发的消息。秋瑾友人派专人赴绍兴通报安庆失败之事，并劝秋瑾到上海暂避，还为她在法租界联系了隐居之地。这大概是7月9日，最迟不过7月10日（农历六月初一）。秋瑾得知安徽事败，“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也不语，又不发一令”如果她这时候听从朋友的建议去上海，当然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但秋瑾毅然拒绝朋友的安排，她把一些往来函件等托她的学生吴珉带走烧毁，同时给在浔溪女校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首诗，诗中已有这样的句子：“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7月11日（农历六月初二），秋瑾集合大通师范学堂的在校学生议事。有人提出提前起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城，再考虑其他。秋瑾不同意，认为必须等到约定的时间（农历六月初十）起事。会后，秋瑾把一些学生派往杭州分头埋伏。
由此可见，她此时之所以不走，主要是为了起义。虽然安徽那边已经失败，但她并没有放弃起义的计划，也就是说，虽然只剩下浙江，也仍然要行动。既然仍要行动，作为领导人，她当然不能躲到上海去。
也就在这一天，浙江巡抚派出300清兵赴绍兴。
7月12日（农历六月初三），秋瑾接到杭州武备学堂送来的密报，再次召集学生开会，会后率领学生藏匿枪支弹药。也是这一天，光复会骨干周亚卫与程毅从杭州来到绍兴。下午，秋瑾派周亚卫去嵊县与竺绍康联系。
7月13日（农历六月初四），上午9时，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秋瑾商议六月初十举事之约，至午后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