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记错了，那一定是热晕了头。我一再向陆轶重复这个毫无意义的推理，以证明我还是认识南京的，同样，南京也认识我。我们在鼓楼口腔医院门前转来转去，转到那里都是在太阳底下。一点树阴都找不到，正午的太阳劈头盖脸地烤着我们，水泥路面一片惨白。陆轶热得满头满脸都是汗，和我一样，T恤湿漉漉地裹在身上。他认为一定是我记错了，既然卢晓东说好了十一点钟在医院门前等我们，现在都十二点半了，为什么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我怎么知道。我和陆轶刚从中央门车站出来就给卢晓东打了电话，他说马上就去医院门前，可是现在我们找不到他。陆轶把背包扔到医院门前的石阶上，沉重地坐在谁留下的一张报纸上，坐下去又跳起来，石阶烫屁股，然后重新谨慎地坐下来，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矿泉水。反正都是热，坐着热总比站着热舒服一点。
从35路车下来，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卢晓东并未如他所说的那样，穿着大裤衩和拖鞋来欢迎我们的到来。我怀疑他是一时半会儿没等到我们，就回去睡了，这是他从神经衰弱之后就养成的习惯，不睡午觉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没精神，像一只病恹恹的瘟猫。陆轶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卢晓东在电话里说，他十点种才起床，精神好得不知干什么才好，参加国际马拉松比赛都不会有问题。陆轶说，即使他神经衰弱到家了，熬上三四个小时总可以吧，我们得相信他好歹还是个男人。
好吧，姑且相信他是一个男人。我把背包放到石阶上再次开始向行人打听石城宾馆的位置。卢晓东说了，我们的宾馆就在医院旁边，他在医院门前等我们，也就是在宾馆门前等我们。可是我在医院附近前前后后找了四次，只找到了麦当劳、茶楼和商场之类的东西，哪有什么石城宾馆，连个公共厕所都没找到。
“小姐，请问你知道这附近有一家石城宾馆吗？”
那个年轻的姑娘警惕地看着我，胳膊夸张地甩了几下。她竟然一声不吭，打着遮阳伞扭着纯洁的屁股走了，像一枚性感的大蘑菇向前飞快地移去。她是个哑巴吗，要不就是被男人纠缠惯了，见到男人本能地提高了警惕。
“大妈——”
我刚开口，臃肿的老太太就向我摆手，“我们家什么都不缺，空调冰箱彩电，连洗衣粉绣花针都有，你还是找别人吧。”她没打伞，甘做正午的一块蓬勃的海绵，源源不断地渗出汗水来。她老人家把我当成推销员了。
我的兴致丧失了一大半。上海的一个朋友说的好，现代社会的交往危机很大一部分来自女性，小丫头怕拐卖，大姑娘怕骚扰，老太太怕推销。我不想再去找一个小女孩来验证朋友的结论，陆轶已经在对我一脸坏笑了。谁让我夸下海口，说南京这地方我像熟悉自己家一样熟悉？我在这里读了大学，几乎坐遍了全市每一路公共汽车，只有没出现的地名，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哪怕旮旮旯的角落我也钻过。陆轶说那太好了，他从没来过南京，一切靠我了。我的口显然夸大了，这下好了，毕业才两年我就成了南京的陌生人，连一个繁华地段的宾馆都找不到。人丢大啦。陆轶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把屁股下的报纸遮在头上，他不敢乱动，尽管一直抱怨。他是个方向盲，在陌生的地方他会越转越陌生。
天实在是太热了，这热也让我陌生。我记得读大学时也很热，但不知是因为记忆力下降还是别的原因，那时的炎热退到层层的时光之后，变得有些茫然和陈旧，因而觉得那热也存着凉爽的质地，不像现在，热得让你恶心，让你活不下去。我抹了一把汗，冲上去拦住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大概只有这样惟欠一死的老头才有足够的安全感。
“老大爷，您知道石城宾馆在什么地方吗？”
“什么？”他用手挡住阳光，让我的声音进入到他阴凉的耳朵里。
“石城宾馆。”
“噢，没听说过。”
老人家严肃地摇摇头，点着拐杖继续走了。
此后我又问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我猜他应该是本地人，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拖鞋，上身只有一个小背心。他也不知道。他说他已经在这附近住了快十年了，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宾馆，金陵饭店倒是知道，他对我笑笑，说：“告诉你也没用，估计那地方你也住不起。”
“谢谢你的提醒，”我说，“为了省事，看来我只能去金陵饭店了。”
我不打算再问了。说的没错，我住不起金陵饭店，腰包瘪得让人害羞。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从事着一种与钱无关的职业。我住的是石城宾馆，卢晓东已经为我们定好了房间，他说条件还可以，三人间，有空调、电视，还有桌椅和床铺，最关键的，他说，价格便宜，这比什么都有诱惑力。我很高兴，甚至有点激动，你听听，石城宾馆。那可是宾馆，我无比相信宾馆这两个字。既然是宾馆，即使比不上金陵饭店，总比招待所这样一听就让人想起大通铺的旅店高级吧。最关键的，我还想再说一遍，便宜，还有空调。在火炉南京，空调和在夏天和水一样重要。我要去找石城宾馆和卢晓东。我让陆轶别乱跑，以防卢晓东来了看不到人，我到转盘对面去看一看，也许他等得不耐烦了去邮政大厦买报纸看了。
太阳晒得我头脑发晕，有点恍惚，阳光白花花的，着了火似的飘渺不定。我把剩下的半瓶水浇到头上，省得突然中暑倒在川流不息的车轮子底下。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车子经过，发出撕扯路面的劈啪声。我绕过转盘，正准备随着人流向左边的邮政大厦走过去，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一声，又一声。我停住，向右边寻找，半天才在可口可乐广告牌下发现挥舞着报纸的卢晓东。他的眼镜像两只小太阳，送过来耀眼的白光，这家伙果然穿一双拖鞋，上面是沙滩裤和T恤。
身后响起一串愤怒的喇叭声，行人通过的时间已过，一溜汽车挤在我身后。我对第一辆汽车摆摆手，从车前慢腾腾地走向可口可乐广告牌。热得懵懵懂懂，像午觉睡了一半被人叫醒了。
“你们怎么现在才到？我都等了两个小时了。”卢晓东打着哈欠说，他还是忘不了午觉。
“我们在医院门前找你，你跑哪去了？什么石城宾馆，没人听过这鬼地方。”
“那儿，”卢晓东用报纸指着前面的一幢楼。“鼓楼医院，再前面就是石城宾馆。”
是我搞错了，我和陆轶找到的是鼓楼口腔医院，卢晓东说的是鼓楼医院。相隔不过两千米，可是差大了。他们两个一起取笑我：“还在这儿上了四年学呢，看来是白混了四年。”
真他妈的，我还以为南京跟自己家一样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