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根
中国古代的方志数量繁富，体例完备，起源很早，然而关于方志准确的起源时代，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尚没有一个完整的、确切的定论。处于方志定型期的两宋时代，当时的序跋文作者已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此多有论述。他们认为的方志源头主要有《周官》、《禹贡》、《山海经》、史书、《九丘》、《方言》等几说，与此相关联，也就涉及方志所产生的时代的问题。
以下我们对宋人方志序跋中涉及地志起源的问题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周官》说
《周官》即《周礼》，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西汉刘歆语）。此书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早佚，汉时以《考工记》补替。《地官》中的《司徒》《大司徒》《土训》《诵训》，《春官》中的《宗伯》《保章氏》，《夏官》中的《司马》《司俭》《职方》等诸篇都涉及各地风土人情、天文地理、物产赋税等内容，与后世方志所载内容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多有认为方志起源于此书者。
宋代方志序跋文中认为方志起源于此书者颇多。司马光《河南志序》云：
《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岛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司马光：《河南志序》，《传家集》卷六八。
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按照他的说法，则意味着方志起源于周初。不过，《周官》一书的成书年代也尚有争执，古文经学家认为此书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不赞同，认为此书出自战国，更有人认为该书是西汉刘歆伪造。今人据出土文物考订，此书成于战国时。那么，方志最早出现的确切年代就应该是战国时期了。
与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所说相类似的，在宋人方志序跋中可谓比比皆是，如：
《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周知其数要……其间州名有更易，军制有升降，户口有等耗，赋税有增损，既皆不同。而又艰难以来，州县唯科敛是急，趣具目前，闰年之制，寝以不举，盖职方之职废也。（董棻《严州重修图经序》）董棻：《严州重修图经序》，《严州重修图经》卷首。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年。案，本文以下所引宋代方志均出自《宋元方志丛刊》，不一一标注。
则一郡之山川、人物、户口、田赋，职方氏皆欲究知之。（方逢辰《景定严州续志序》）
《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辨其邦国、都鄙、夷蛮、闽貊、五戎、六翟之人民与其材用之数要，至于九谷之所宜，六畜之所产，亦未尝不占毕而纪其详。（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全蜀艺文志》卷三〇。
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
夫《周官》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以辨地物、以诏地采，盖将使来者有考也，而可忽诸？（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序》）
以上序跋文的说法虽然表述有别，但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则是一致的。而他们也都倡导遵循《周官》中《土训》《诵训》《职方氏》诸篇之教来从事方志的编纂。
二、《禹贡》说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篇虽仅有一千来字，但却对当时天下“九州岛”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物产贡赋、土壤性质、交通状况等做了简明而又系统的叙述，是我国最早的分区记载一方风土民情的专文。也正因此，历来为地理、历史、方志学家所看重，并常被后世方志学家认为是方志的源头。
宋人方志序跋文中关于此种记述的也不在少 数。陆游《嘉泰会稽志序》“相与上参《禹贡》，下考太史公及历代史、金匮石室之藏”云云陆游：《嘉泰会稽志序》，《嘉泰会稽志》卷首。明确指出《会稽志》的编纂是以《禹贡》作为参照标准。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序》：“既成，上之天府，以备考数之万一焉。《禹贡》称‘冀州既载’，释者谓以贡赋役事载之书，其于天子所自治之国，谨重固如此。”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序》，《咸淳临安志》卷首。罗愿《淳熙新安志序》：“自上世九州岛之志与三坟、五典，皆号为帝王遗书，而《禹贡》《职方氏》，孔子定之以经，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凡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矣。”
罗愿：《新安志序》，《新安志》卷首。祝穆《方舆胜览序》：“舆地有书尚矣，自上世九丘既逸，而夏之《禹贡》、周之《职方》灿然明备。”祝 穆：《方舆胜览序》，《方舆胜览》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刻本，1991年。这些序跋皆将《禹贡》作为方志源头。《禹贡》一书据考证为战国时人所作，那么按照此种说法，则方志当起源于战国时期。
三、《山海经》说
《山海经》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也无定论，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作为一本非常著名的古代地理著作，历来也被不少方志学家看成是方志的源头。根据《山海经》书中所记内容与写作形式：以山经为纲，不仅记载了山川、道里、民族、邦国、神话、传说，也记载了植物、动物、矿物和药物等物产，且对风俗、祭祀等也有所涉及，可以判断它与后世方志内容确实有相同之处。因而，也就难怪后世方志学家在编撰志书时效仿它的体例，并把它作为方志的源头了。
这种见解在宋人所作方志序跋文也屡见记载。李《舆地纪胜序》云：“为国家辨疑惑，岂曰小补？其事今见《山海经》首。本朝刘侍读原父奉使契丹，能言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诘虏，相与惊顾羞恧，卒吐实以告。”李：《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卷首，清粤雅堂刊本。
欧阳忞《舆地广记序》云：“为书凡三十八篇，命之曰《舆地广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庶几可以成一家之言，备职方之考，而非口传耳受尝试之说者也。”欧阳忞：《舆地广记序》，《舆地广记》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宋代地理书四种》本。此外，北宋黄裳辑录《新定九域志》时也曾上奏说：“‘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诏秘书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王应麟：《玉海 》卷一五。这篇文字虽然不是序跋文，但从中可映证《山海经》常被宋人认为是方志起源的观念。
四、史书说
中国古代正统的史书，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都分别列有“地理志”（或称“地理书”），记载了有关地志的内容，与后代方志的记载不无相同。沿袭而下，在宋人方志序跋中认为方志源于史书的也不乏其例：
其后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
今郡之图牒，古诸侯之国史也。（王象祖《赤城三志序》）
郡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兴裔《广陵志序》）
古者封建五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后世罢封建为郡，然亦必有图志以具述。（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
上述序跋都反映了这种观点。不过，在表述方志起源于史书这种见解时，许多序跋文作者都认为史书虽然是源，但并非唯一的源，而只是多种源头之一。如李宗谔在上述序跋中阐述了方志起于史官后，接着写道：
昔汉萧何先收图籍，赵充国图上方略，光武按司空舆地图封诸子，李恂使幽州，图山川并燮定封域，章施丹采。今闰年诸州土地图亦其比也。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
史书之外，他认为图经也是方志很重要的源头，绘事为图，文字为经，故方志又有“图经”之名。
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亦云：
《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亦未尝不占毕而纪其详。
也强调“天下之地图”是方志的起源。
五、《九丘》《方言》说
此种说法主要见于刘克庄的《仙溪志序》。他在序言中说：“古书有《九丘》、有《方言》，今图经之类尔。”刘克庄：《仙溪志序》，《仙溪志》卷首。
《九丘》一书早已佚亡，但据《尚书序》：“九州岛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岛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的记载，可见此书内容既包括物产（“土地所生”），也涉及民俗（“风气所宜”），确实已经有了后世方志的初步形态，被宋人推为方志的源头也颇为理顺。至于扬雄所撰的《方言》一书，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地理学专著，对了解古代某一地域语言的渊源、演变、特点以及居民的来源、迁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后世方志书也常仿效《方言》体例，在风土志、社会志或者疆域志等篇中列入“方言”一栏。大约正因为此种缘故，刘克庄也将其作为方志的源头之一。
以上几种说法，皆是寄托于古籍，希望从中窥探到方志的源头。然而，其见解多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不仅在方志成型期的两宋时代是如此，即便到了后来方志蓬勃发展的明清时代也还是未能得到统一的答案，因而在论及方志起源时往往笼统言之，如：
禹经九州岛，周叙职方，春秋列国之史官，汉唐宋舆地之图籍，皆志之类也。（明范嵩《建宁府志序》）
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后世方志之祖。（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
认为方志起源于《禹贡》《周礼》和诸侯国史等典籍，而不是单一地从某一古籍文献中去探求源头。究其根源，是因为方志近乎百科全书式的性质，决定了以某一类或者某一本书来作为它的起源，实在难以具备有效的说服力。因此，只要编撰时侧重点不同、目的不同，所述内容略有差异，对于方志源头的见解也就不同。
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方志学的发展，可以按历代地志编纂的不同特色为依据来考察其起源，从而历代学人大致形成了中国方志起源归属于地理书与史书两大派别。
两宋之前的地方志，多采用图经、地记的形式，记载某一地区的疆域、气候物产和名胜古迹，因此多被看做是地理书，认为其起源于地理书的占了多数。如《山海经》《隋诸州图经集》等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被纳入地理类。宋代方志学虽然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认识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拓展，但持此种观点者仍不在少数。
王象之《舆地纪胜序》云：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或图两界之山河，或纪历代之疆域，其书不为不多。不过辨古今，析同异，考山川之形势，指南北之离合，资游谈而夸辨博，则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以藉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则未见其书。此《纪胜》之编所以不得不作也。
明确提出方志应是记载地理形势之书。
欧阳忞在《舆地广记序》云：
地理之书，虽非有深远难见之事，然自历世以来，更张改作，先王之制无一存者。自非专门名家而从事于此者，其孰能知之？予不佞，自少读书私尝留意于此，尝自尧舜以来至于今，为书凡三十八篇，命之曰《舆地广记》。
也说明了自己所著《舆地广记》乃地理之书，重在叙述地理沿革和山川形势，以备职方之考。它如吕午《方舆胜览序》中所云：
秦郡县天下，两汉遂有地理郡国志，历代多仿之。唐图十道、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
以及傅兆敬在《嘉泰吴兴志序》中所说：
唐人权载之序《贞元十道录》谓：言地理者独魏公，且因许其经济远大之业。及观魏公所论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贡赋之名物，与夫州郡废置、山川险阻，无一不备，然后知载之不妄许可。
也都认为方志乃是地理之书。
宋代之后，延续至明清时，认为方志乃是地理之书的方志学家仍不在少数。如洪亮吉、孙星衍、戴震等著名学者均认为方志乃是记载地理沿革的专书，戴震曾说：
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而其中最突出的例证是《四库全书总目》将地方志书列入了史部地理类。可见方志乃是地理之书这种观点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两宋以后，方志较多的受到史书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影响，其内容和体例较之前代也都有所进步，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序中所云：“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区、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官》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之滥觞。”两宋之后，才逐渐有了现代意义的方志学，而方志记载的内容有较大的拓展——增多了人物、艺文、大事记等门目，体例上借鉴史书开始采用纪传体的体裁，都使得志书本身具有了浓厚的史着味道。以至于到了清代，章学诚明确提出“方志乃一方全史”、“志乃史裁”，［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将方志完全看成是史书。对于章氏的观点，后世方志学家多有臧否。但追溯其立论渊源，则宋代方志序跋文中关于史书乃方志渊源的论述当对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概而言之，从宋人方志序跋中，我们可以体验到 宋人对方志起源的探索，无论是认为方志发蒙于西周还是战国，起源于地理书还是史书，都正好印证了方志多源的客观事实。这正如我们追溯诗歌、辞赋、小说等的起源一样，其源头永远都是云萦雾绕，江海纵横。也正是因为它的多源，才赋予了其自身蓬勃、旺盛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使方志至今仍然成为现代史学常见的一大部类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