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有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 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 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父亲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 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 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州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 的字呢。”
“那么赵孟 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奸。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 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利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
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中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呱呱叫的了不起的大臣。
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辞、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的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得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枋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谢枋得自己知道吗？”“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
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地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地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彪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