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宫雁
天宫雁 | 最世签约作者已出版作品：《迷鸟守则》《依存免疫变态》
2011年春天，日本以东海域强震引发海啸，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在那三个月前，我刚申请去日本那里的外语补习班当老师。这下东京是去不成了。酝酿已久的行程搁浅，收拾好的行李成了多余的重量。多少有点沮丧。觉得掐灭了一种可能性，不能遇见成为老师的那个自己，像猝死了一个朋友。
我不死心，时刻观望着新闻动态。四月初，日本电视台春季新一轮的动画片和日剧如期上映，稀松平常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其中有一部讲述南部小旅馆里发生的青春故事的动画，多事又白目的女主角只身南下投靠外婆，在火车上遇见给她糖吃的老婆婆，坚信那即是美好新生活的预兆。简单粗暴、天真纯粹、催人犯傻。于是我也在网络上查南部的小旅馆，找到一家名字相近的预订下来。
不久后，飞机降落在关西机场。
目的地在大阪市中心的心斋桥道顿崛川畔。旅馆就在河边鳞次栉比排列着的各类旅社旅馆小酒店当中。从房间的窗口望出去，青灰色的街道被快速而规律掠过的一片片行色匆匆的人群和车流不停洗礼，精明而朴实。
还没整好行李，房门传来急促的敲打声。外面站着身材精瘦矮小的伯伯，一手端着盛有茶壶和点心的小竹篮，一手拎着水壶。几个礼拜之后，我才知道他姓岛袋。
岛袋先生的英文不太流利，多半是从旅游手册里学来的。他边点头哈腰边比画，蹦出不连贯的英文单词：“我铺床。我。铺床。几点好？”我说几点都可以，又觉得这样回答太过随便，难为了人家，就回答六点半。他点点头，说他英文讲得不好，又问：“澳大利亚？”我摇头：“加拿大。”“喔——”他做恍然大悟状，突然用法语说了句“你好”。我笑：“好厉害，这是怎么学来的？”他也笑，接着又示范了好几种语言。原来是从住过的客人们那里一点点积攒来的。我大呼精彩，心想该去外语补习班当老师的应该是他才对。
六点不到，我出门觅食，顺便在楼下的小浴场冲凉。五月的大阪还没开始发热，沿着道顿崛川往心斋桥筋的方向走，河道两侧是灯火辉煌争芳斗艳的店家和不输给灯火的精力旺盛的人群。一路走下去能听到各种语言，中文居多。有散步的情侣、谈笑风生的学生和静坐在面对河道的长椅上的老人。入夜时分，往回走。心想如果再碰到岛袋先生，就问问他其他语言的“几点了”怎么说。但是回去后，房里只有一床铺好的布团。缎面的棉被外是晒好的洁白被套。床单和枕头方方正正、一丝不苟。连桌上随手乱丢的笔、纸和电脑也摆正了。
屏幕上的小说停在一个逗号。
岛袋先生没有出现。
而且，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是。事实上，那之后的几个礼拜，我都没再看到岛袋先生。他当然还在旅馆，只是像田螺姑娘一样，每次都趁我离开时作业，只留下白花花的整齐被褥。原来他问我时间，是为了让我看不见他。我想。
不过，这件事也不容易。我那时正在写《依存免疫变态》的小说，作息日夜颠倒，平常锁在房里。旅馆每天早晨十点是退房清扫时间，那正是我的半夜，就听着隔壁和走廊里吸尘器和屏风门撞在墙壁上的声音熟睡。一天下午，半梦半醒中突然听见仓促的敲门声，不等我清醒，对方就开门进来。原来是老板娘亲自提着水壶和点心盒，一边抱歉吵醒我，一边匆忙地退出去。我回头看桌上那壶昨晚就换过的热水，明白过来，这家服务对象大多是匆忙驻留的上班族和观光游客的小旅馆，大概没遇过整天自闭的客人，怕我死在房间。
确认我不会死后，老板娘就也不出现了。他们摸不清我的时间表，就每天傍晚趁我把钥匙交给柜台、出门觅食时，飞速来施田螺的魔法。简直像斗智大会。
我有点想要田螺姑娘落网的冲动，但是知道给人家添了麻烦，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还是尽量调回时差，午前起床，在一楼大厅或外出找安静的地方工作。街上当然是不可能安静的。而且，涂满了人生百态的心斋桥商店街，纷繁而有序，好像浓彩重抹的画布，看着看着，也就没兴致工作了。我坐在道顿崛川边的长椅上发呆。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口音的河道，每半个钟头驶过一辆满载游客的观光船。观光船就在道顿崛川往复来回，导游站在船头讲解，偶尔会跟岸上的人挥手，为了给船上的客人讨个热情。
船上的脸兴奋、浮躁。每张脸都是个故事，是个小宇宙。身边爆发无数个小宇宙，我被埋在烟火中，有信息爆炸的错觉。突然疲惫地想，那些人和故事，我一个也想不透。宇宙和宇宙之间，谁也不能明白谁，而努力去明白的动作好像也太过愚蠢了。不明白，也不能明白，对一切都必将一知半解，是无法当任何人的老师的。
但是，不当老师，应该也不会有人因此错失精彩的传教。不去东京，东京当然也在匀速复建。小说就算不完成，世界也不会毁灭。似乎没有任何必须由我做的事情。越想越沮丧，觉得徒劳无功。不懂怎么在徒劳无功中振作起来。
我边沮丧边发呆，突然一只船经过，下一秒钟，我被导游诱引，竟然下意识回应了他的挥手。
啊，不好，这个挥手是赝品啊。我想。这可并不是“代表本地人的盛情的挥手”，只是一只刚好闲置的手而已。被赝品欺骗的游客好像很开心，我也不好放下来，挥着等船过去。正觉得尴尬，突然发现身边有几个学生妹也跟着挥起手，边挥边笑，笑得停不下来，好像做了件无与伦比的好事。路过的人没法不跟她们一起开心。
我也跟着笑，突然想，去不去东京，写不写小说，做不做老师，虽然都不是非我不可的事。但是，坐在这里和一生一次相遇的陌生人挥手这件事，却好像无论如何非我不行了。确实是件无与伦比的好事。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虽然只有一瞬间，我似乎捡到了那个不能遇见的我留下来的东西——另外一段生活里，另一个我留下的可能性。是不去知道、不去明白、不去寻找，也不会丢失、不会消失的可能性。
看不见，但不会丢失的像田螺姑娘一样的可能性。
那天我决定，还是尽早把稿件写完，因为期待着它即将萌生的、非它不可的、一生一次的功用。
傍晚，就在便利店买了布丁打算回旅馆去吃。在门口拿到钥匙抱着购物袋上楼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想要放慢脚步时，已经来不及了。我忘了遵守回来的时间。房门近在眼前。门大开着，岛袋先生正跪在房间中央铺布团。一个前台的服务生也俯身帮忙递床单。二人动作利落快速，但尽收我眼底，变成超级慢速的老电影。
千钧一发之际，我反射性地往后迈步，在他们转过头来之前藏进电梯。回过神时，嫌这个动作可笑，又踏了出去。但见到“见不到的”岛袋先生，腿脚又缩了回去。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终于随着电梯的缆绳拉扯声，呼啦啦地回到大厅。有种风尘仆仆又灰头土脸的感觉。
休息区一个人也没有。
我在角落的桌上摆开电脑开始工作，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葡萄味的布丁。工作到临近午夜，突然有个身影从我面前走过去。抬头一看，是个化着浓妆的婆婆，六十岁左右的样子，在旅馆二楼大宴会厅里某公司举办的聚餐会当服务生。她越过我去用角落的公用电话，叫朋友接她下班。之后坐在我旁边的位子，轻微驼着背休息。偶尔看我几眼，想要搭话的样子。不一会儿，她清清喉咙，突然说：“工作？”
“嗯？”
“一直打电脑，是不是在工作？”
我点头，问她是不是也在这家旅馆工作。她摇头，回答是派遣员，这两天临时委派来在宴会帮手：“就在二楼，听得到吧？”
“二楼？”
“客人唱卡拉 OK的声音。”
“能听到。辛苦啦。”
“是有点累。”
她几乎完全不会讲英文，问起我工作的事、加拿大的事，说起她有个亲戚嫁去了美国几十年，但还是喜欢吃和食的事。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口袋塞给我：“只吃布丁怎么行呢。”
有点皱的口袋里，是好几种牌子的糖。
“谢谢……”我说。
“好啦。 ”她推给我，“这种的比较好吃哦。快吃吃看。 ”
我伸手抓糖，恍惚之间觉得有一则关于婆婆和糖果的典故就快从记忆里呼之欲出。在那之前，岛袋先生先奇迹般地出现了。他凑近这一桌，跟我们打了招呼。婆婆跟他介绍我，他抢着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
被叫作“朋友”了。我一时语塞。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也看不见的东西，突然比糖果的甜蜜还迅猛地勃发。我还想再说几句，但他好像很忙，可能又要去当田螺。“几点了”之类的问题，只好下次再提。我想。那就再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Shi-ma-bu-ku-ro.”他发音。从腰间的围裙里拿出纸笔，汉字写作“岛袋”。
我默念了几遍，想好好地记下朋友的名字。
下一次回到大阪是在一年后，不过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会连续两年住同一家旅馆。但是我想记下那个发音，要是什么时候在地球再相遇，就一下子说出口吓他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