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主张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
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又说：“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毛泽东和列宁的观点基本一致。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针。他多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并大量阅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他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在党内是无人能及的。他曾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在阅读这些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文学素养，而且从中吸取了很多臧否人物、认识社会、分析问题，乃至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和丰富教训。比如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就堪称“红学”一家言。
在文艺的发展方针上，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他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陈云对此十分赞同，1959年11月，他在浙江杭州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通过发动艺人搞创新和整旧工作，可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通过创新和整旧，可以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二是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强调：“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更深入工农群众。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
毛泽东主张对传统的文艺形式，要坚持“推陈出新”的方针，特别是要着重内容的更新。他曾说过，我们先从内容着手，形式目前不忙改。等到将来夺取大城市后，再对旧戏进行大的改造。就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言，毛泽东似乎对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艺术形式更为欣赏。以诗歌为例，毛泽东本人一向对新诗不敢恭维，他曾说过，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我100大洋。他本人的诗作，除了少数几首名气不大的新体诗外，写得好的几乎都是旧体诗词作品。并且一直不赞成发表自己的诗词作品，怕因此“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是，毛泽东却历来主张，诗歌创作应“以新体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1958年，在“大跃进”的火热岁月里，他在成都会议上，要求各地效法孔子编《诗经》的做法，广泛收集民间歌谣。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在4月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又说，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中间搜集。经过毛泽东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运动。最后经专业工作者加工编辑成《红旗歌谣》，共收了300首民歌。尽管毛泽东对这次尝试并不满意，但他想通过倡导新民歌的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以尽快普及和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艺术水平的目的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毛泽东还十分喜欢听（看）京剧。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激情彭湃的建设时期，紧张工作之余，只要有可能，他总会抽空听听京剧或观看京剧的演出，高兴时还会哼上那么一两嗓子。《打渔杀家》、《白蛇传》等是他常看（听）不厌的曲目。
毛泽东历来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起着满足人民群众娱乐需要的同时，也同时承担着教育人民的责任。因此，艺术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以什么内容为主要题材，就决不是小事情。在新的艺术形式一时还难以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通过利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增加新的时代内容等方式，这样做就可以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一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1937年8月，毛泽东在同丁玲谈话时说：“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考虑到普通群众的接受程度和欣赏习惯，毛泽东主张，要在旧戏中加上抗敌或民族英雄的故事，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延安时期，当毛泽东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当即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因为该剧将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认识到的被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有意无意给弄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他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此后，延安平剧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了《三大祝家庄》剧本。在具体写作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剧本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上演后，毛泽东当即写信庆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但是，对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剧种的改革，并不可能很快就能收到立杆见影的效果。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庆祝晚会。会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剧曲目，当地老百姓扶老携幼，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将整个剧场包围得水泄不通。在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少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但毛泽东见到此情此景后，还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认为，尽管晚会上演出的剧目，内容太陈旧，但是由于老百姓喜欢秦腔这种艺术形式，所以我们还是应当去搞。同时要利用另一种很受劳动人民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秧歌。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此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戏剧改革有了良好的政治条件。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进行必要的、适当的修改。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视戏曲改革》，提出了改革传统戏曲剧目的基本原则：“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估价，既不能强使古人有今人的思想，做今人的事；更不应将历史事迹与今天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不适当的比拟。如果这样，就是违反历史的，不正确的。”但是应该说，对传统曲目的改编总的来说不很成功。这里至少涉及到这样两个难以处理好的关键性问题：如何用旧有的戏曲形式表现新的火热的现实生活？如何改编原有的戏剧内容以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
随着“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状况越来越不满。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老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又说，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但是，随着文艺领域大批判运动的不断升级，特别是随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发生，戏剧改革最终走入了死胡同。
因受小时候常听评弹的影响，陈云直到晚年仍始终喜欢评弹这一具有浓郁江南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据身边警卫员回忆，陈云是在听评弹中安静离开人世的。于若木后来曾专门给评弹演员写信，对他们表示感谢，说是评弹的声音送走了陈云同志。可见他对评弹的喜爱有多深。
陈云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评弹艺术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常讲：新作品只要有三分好就要鼓掌、表扬以给予肯定。1977年6月，他曾就说新书问题对出席文化部主持召开的评弹座谈会部分代表说：“评弹究竟来自人民群众，还是来自士大夫……？我看，评弹主要来自人民群众。”“新书粗糙一点不要紧……对新的东西要鼓掌。”要说好新书，对有些背景材料，应该知道。同时，说新书的艺人要读书读报，要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这样，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这和提高业务也有关系。评弹艺人要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要学习一点马列着作。
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所主张的艺术改革更多的是侧重于它的政治功能的话，他始终着眼于强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那么可以说，陈云关于评弹的改革更多地则是侧重于艺术本身。他反对以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认为“狭隘地运用阶级观点，就要脱离群众”。又说：“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
陈云认为，对评弹艺术的改革，必须遵循艺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不要盲目改革，搞瞎指挥。1977年6月15~17日，由陈云倡议并征得文化部同意，主持召开了评弹工作座谈会，会前，陈云写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出：（一）评弹工作者要团结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所散布的流毒和影响。（二）评弹应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的特点不能丢。（三）目前应该积极努力，说好反映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评弹艺人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贡献力量。（四）繁荣创作，积累书目。现在书目太少，要重新审查解放以来创作（包括改编）的新书目。凡审改后适宜于当前演唱的都让它们上演。评弹的噱头还是要，但不能太多就是了。（五）书场要搞城镇书场加农村书场。我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村人口，评弹应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在农村和城镇演出的比重，开始可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逐步增加。去农村说书要作为一个方向，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六）琵琶最好不用钢丝弦。“文化大革命”中，评弹演唱各种曲调多以高和响来显示“革命激情”，评弹的伴奏乐器往往也不顾嗓音条件，都换上了钢丝弦。他指出，不用钢丝弦，有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延长艺术生命。
当然，陈云也始终认为，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说书艺人要有教育人的“责任心”。他还说过：“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是好的。”“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
毛泽东在阅读和欣赏古代的诗词作品时，不仅常常跟现实联系起来，而且对听到或看到的一些不以为然的说法常常详加考证，力求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1958年，他在一次会议上听到刘少奇举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用以说明在古代官员离家当官是不带家属的。毛泽东听后觉得不妥，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好几百字的长信进行了详细考证。信中说，贺知章从长安辞去官职回到会稽（绍兴）时，年纪已经86岁，妻子可能早就死了。他的儿子被任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家眷。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家眷。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老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信末又说，复寻其他史书，亦无不带家眷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同样，陈云在欣赏评弹艺术时，也经常会对他认为有疑问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争弄清事实真相。1960年4月，陈云给时任上海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和苏州评弹团副团长颜仁翰写信，说他在听老艺人杨斌奎说《描金凤》时，其中有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的说法，他对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表示怀疑。解放后，陈云一直负责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搞“穿衣吃饭的”，对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自然很关心，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很正常的。但陈云本人并不是历史学家，要对这一问题给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答案，是很困难的。为此，他在回北京后，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进行了考证。历史所的专家经过考证，认为从隋朝时开始，从苏州到开封、洛阳的水路就开通了，明朝时仍然畅通。陈云还将历史所专家的结论复制了几份寄给有关艺人和领导供参考，但他对从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从南阳又能否坐船到洛阳，仍表示怀疑，并请有关专家继续予以考证。不久，他又给吴宗锡写信，将《简明中国通史》一册、自己用过的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目的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察核对的兴趣”。
同年6月，陈云在另一封信中，指出中篇弹词《青春之歌》中有两处与史实不符：一是币值，抗战前“一块钱只能买两个大饼”的说法是错的；二是对“三一八”纪念会历史事实的说明也不合史实。他从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抄了一段话给有关演员，并建议“凡说革命历史的新书，不可不参考一下《中国革命史讲义》”。两年后，他又在一封信中详细列举了弹词《青春之歌》中的两点历史事实错误：“（一）第二回、第三回中，都提到杨庄小学校长想把林道静献给县长的目的，是为了使县长帮助自己当警察厅长。厅长是省政府一级的官职，县一级只能是警察局长。一个小学校长，由县长帮忙生任省的警察厅长，情理上很难说通，恐怕改为警察局长的好。（二）第四回中，林道静因宣传抗日被辞退杨庄小学教员职务时，演员说蒋介石打电报给施肇基，向‘国会’提出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问题。事实不是向‘国会’提出，而是向‘国际联盟’提出。那时的‘国际联盟’，与现在的联合国差不多。‘国际联盟’的历史和组织，在近代史书上找得到。”
人才培养是使传统艺术形式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要条件。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不正常气氛下，毛泽东仍然提出，京剧（本来的）风格、唱腔，要保留70%，京剧要像京剧，老同志要带好新同志。
陈云也提出一定要重视评弹艺术人才的培养。他提出评弹艺术如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出人、出书、走正道”的问题。出人，就是热心、积极培养年轻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跟上甚至超过老年人。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在培养青年方面，不要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出书就是一边整理传统书目，一边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要多写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他认为，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
此外，陈云对扬州评话、北方的京韵大鼓和评书艺术等传统艺术形式，也都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