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璁连考六次都没有中进士，但他仍然打算考第七次，因为在他第六次落榜打算放弃考进士而去吏部求个官的时候，有位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放弃了，三年之后你会中进士，再三年你将骤贵”。江湖术士的推算大多依据周易、八卦，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大都含有一些自然规律，如果拿来依照比划，或许也有些灵验。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可能持久。张璁属于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高官显位来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对立面都被干掉的情况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张璁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议礼而存在，他对于革除官僚体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璁利用他执掌都察院的机会，开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干练的御史，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霉的时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将不合格的翰林学士斥退，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张璁对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顿也带有打击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张璁改革的一部分。刘瑾掌权的时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镇守太监和守备太监，张璁秘密请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辅杨廷和和张璁的努力下，从宣德以来的宦官势力得到了抑制，我们的皇帝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势力抑制文官，而是试图对文官本身进行分化，这的确是一种新思路。
以张璁为代表的议礼派官员来源于底层，他们在科举之前在民间摸爬滚打许久，故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们掌权后开始对宗室、勋贵、外戚、宦官的占田进行清理，在这一派官员的坚持下，嘉靖初年很多被占去的田地又退还给了自耕农。桂萼更是提出清丈天下田地的主张，并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
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虽然有改革朝政弊端的决心，但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张璁、桂萼仍是大明王朝的孤独者，反对者自然不愿意与其为伍，就是同派官僚也跟两人保持距离，失去了底层官僚的支持，他们的改革已经是水中捞月。
杨廷和的离去已经有年头了，但我们这个帝国并不安稳，失去了杨派官员的制衡，议礼派的官员们很快便自己斗了起来。张璁的改革首先遭到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抵制，杨一清属于典型的官僚，他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这些都注定他跟张璁的改革背道而驰，为了对付张璁，他将退休二十年，80岁高龄的谢迁弄进了内阁。可怜谢迁苦撑了几个月后回到家中，不久后便死去。
嘉靖八年，张璁跟杨一清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杨一清攻击张璁和桂萼滥用权力，皇帝将张璁和桂萼一同免职。张、桂既已致仕，张、桂的同僚们便猛烈攻击杨一清，说他收受贿赂、举荐私人，勾结同僚、陷害张璁、桂萼，皇帝又将杨一清免职，并将张璁、桂萼召回，张璁成了首辅，虽然成了帝国最高的官僚，但张璁已经失去了那种锐意改革的兴趣，他也逐渐跟议礼派的官员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渐渐疏远了，虽然他在职位上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应了相面那人所说的“骤贵”，但实际上，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嘉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跟礼仪有关的事情，嘉靖以一个13岁的少年继承大宝，以一己之力斗倒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几百名宦海沉浮的官宦，这给了他极大信心，他认为通过努力，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同时给他的专制与阴暗提供了土壤，他迷恋他的大棒政策，他知道官员是不能相信的。在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他始终是个孤独者，他无法敞开他的心扉，他曾经敞开过，但那没有用。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明伦大典》的颁布虽然是对前面斗争的总结，但皇帝的最终目的还是没有达到，那就是给兴献王上一庙号，并将牌位从湖广转移到太庙中。皇帝的这一想法出乎意料的遭到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官员的反对，这也标志着天朝的议礼事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兴献王朱佑杬的牌位进入太庙的确是一个麻烦的议题，按理说兴献王作为正德皇帝的臣子牌位应该摆在正德之后，但兴献王作为正德的叔辈，牌位又应该摆在正德之前，所以，我们的皇帝又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并不想就此罢手，张璁、桂萼眼见此事不解决对朝廷伤害很大，便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在太庙旁再立一世庙，将兴献王的神主牌位立在世庙内，虽然此议不符合嘉靖的要求，但皇帝也只好先退一步，至少乃父的神主能够从湖广迁到京城。
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只是迟早的事情，嘉靖年至少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官场气候还没有正式形成，这个时代不缺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一些在左顺门挨板子的官员懊悔不已，纷纷倒戈。不断有人暗示、或主动提出将嘉靖皇帝父亲的神主移入太庙，但这些都遭到了群臣的抵制，皇帝开始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来向前推进。
君与臣的博弈开始，太极拳成了我们这个帝国的特色。我们这个皇帝是狡猾的，他不给父亲的世庙单独开门，而是与太庙共用一门，他将对世庙的祭祀放在与太庙一天进行，但这还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他仍在努力试探群臣的底线，当他发现这所有努力都无法奏效时，他便转向其他礼仪方面，希望能从其他方面予以推进。
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礼仪中尝到了甜头，他通过礼仪掌握了权力，他通过礼仪为自己的父母赢得了面子，他开始钻进古书里面，从周代开始研究历朝历代关于礼仪方面的一切史料。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仪斗争，我们的皇帝感到自己俨然成了大礼仪方面的专家，他似乎精通一切礼仪方面的知识，在这种研究中，他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看法是对的，他也越发感到本朝在一些礼仪方面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前面关于礼仪方面错误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那么后面也应该得到纠正。
我国古代帝王讲究祭祀天地，每年的冬至在都城的南郊祭天，每年的夏至在都城的北郊祭地，这就是古代的郊祀，属于最重要的礼仪，比庙祀还要高。古代君主要做的三件事情就是郊、庙、朝，做好了这三件事，你就是合格的君主。但在郊祀的时候，为了让祖宗也享受到这种宏大祭祀带来的好处，让本族也沾点仙气，所以在郊祀的时候都是拿祖宗牌位配位，但是配位的只是一人，这是从周代开始定下的规矩。
朱洪武时代本来天地是分祀的，但后来将祀天和祀地合二为一，拿朱洪武的父亲朱世珍配位，到了朱建文的时候，拿洪武皇帝配位，到了洪熙皇帝时期，便将洪武和永乐的牌位拿过来一起配位，从此这种天地合祭，两帝配位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嘉靖朝。而嘉靖皇帝在对古代礼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种配位不合古制，于是嘉靖便有了将天地分祀的想法。他私下里对张璁提及此事，希望张璁能够提出来，然后自己再批准实施，但张璁否决了嘉靖的提议，认为天地合祀仍然遵循周礼，并无不妥之处。
周公制礼，文王制易。周王朝是一个礼乐发达的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关于礼仪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制定，并延续下来，遵循周礼也成了每个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