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鱼形镇南湾（今属衡东县）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8岁入私塾。从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求学，积极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期间，曾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坤的斗争。1927年春天，考入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遵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了红军生活。担任过连队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委，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是红军中最早的7位连党代表之一。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分局书记，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发动战役攻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等，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并致力于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63年12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任弼时和罗荣桓都是湖湘文化孕育出的伟人，在他们两人革命和战斗的一生中，一起共事的机会确实很少，但他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任弼时在抗战时期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们对部队的政治工作都很重视，在抗战初期都力主恢复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们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讲团结，讲原则，坚决反对党内军内的山头主义；他们都是实事求是的楷模，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盲信，不盲从，反对肃反扩大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同志；他们的一生都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又英年早逝……
抗战初期力主恢复政治工作制度
任弼时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非常重视。在湘鄂川黔时期，他就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因此，红二、六军团在装备落后，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以少胜多，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在红军进行改编时，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八路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一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采用和国民党军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原有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平型关战斗后，任弼时派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结果发现取消政委制后，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并有军阀习气滋生。当时第一一五师的师部首长罗荣桓等力主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罗荣桓提出这个建议，是与他长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相关的。他是井冈山时期红军中最早的连党代表之一，并一直从事政治工作，不仅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而且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抗战初期，他在山西领导开辟吕梁山根据地，第一一五师师部与薄一波领导组建的决死二纵队驻地相邻。这支纵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但其突出的问题是缺干部、少经验。罗荣桓非常关心这支部队的建设，给他们调去了一批干部，还将纵队领导请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商谈二纵队的建设问题，建议他们在整军的基础上，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官兵关系，加强部队的团结。随后，他又派一一五师的高级干部多次给纵队的干部上军事课、政治课，帮助他们进行整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一五师的帮助下，决死二纵队经过整顿和军政训练，很快成为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在一一五师帮助决死二纵队整训的同时，延安抗大的何以祥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也到晋西组织抗日武装。他既缺人，又缺武装，便跑到罗荣桓那里请示。罗荣桓鼓励他做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干部。何以祥按照罗荣桓所教的方法，白手起家组织起晋西南游击队。队伍组织起来后，罗荣桓又派一一五师的干部去传授经验，训练干部，还组织游击队的干部到一一五师学习。在罗荣桓的帮助下，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
罗荣桓给决死二纵队和晋西南游击队的帮助及时而又有效，这得益于他多年的政治工作实践和经验。也正因为如此，罗荣桓充分认识到了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力主恢复抗战初期的政治工作制度。1938年9月，罗荣桓作为第一一五师的代表，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发言时，也着重谈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问题。他直率地说，由于部队改编时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加之一一五师政治部又在较长的时间单独行动，远离部队，而且有大批政工干部调到地方工作，因此，使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军阀主义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所滋长。他建议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特别是系统的基本教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使部队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黄克诚回到八路军总部后，立即将一一五师的情况和罗荣桓等的建议向任弼时汇报，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写一份报告”。随即，任弼时同朱德、彭德怀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上报中央，得到张闻天、毛泽东“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的答复。10月16日，军委为统一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发出《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任命任弼时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决定规定，政治委员“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自此，八路军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八路军又恢复了红军传统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部队的战斗力也因此得到大大提高。
反对党内、军内的山头主义
任弼时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贯反对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反对党内军内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延安整风中，他曾针对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向干部作了一个解答报告，在报告中他对宗派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了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派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在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次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党内军内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1931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4万红军，5天之内两战两捷，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里，却出现了一股反对党中央领导、分裂党的恶浪。这股恶浪是由王明和罗章龙等人掀起的，旗号是反对党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在上海召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制止了“立三路线”最主要特征的军事冒险行动；解散了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和工会组织；李立三本人也承认了错误，离开了中央，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加强对苏区的领导、集中和巩固红军上。但三中全会对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进行清理，并对他表现了“调和妥协的精神”。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就。王明一伙借机公开攻击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甚至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与此同时，控制全国总工会党团搞派别分裂活动的罗章龙等人，也乘机猛烈攻击党中央领导人。他们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党中央。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到上海，他指责中共中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支持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更加有恃无恐，派别活动愈演愈烈，党中央处境十分困难。
刚从武汉回到上海的任弼时，还是在武汉的时候，就察觉到全总的徐锡根等人，不通过长江局组织，调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到上海“片面解决问题”，为此，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全总的做法表示过“抗议”，提请中央“注意锡根的绝无组织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在1929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时，任弼时就曾代表江苏省委找“问题严重”的王明谈过话。当时，王明承认：不经过党的组织直接向共产国际有关个人报告中国党的情况“是不对的”，并答应今后“避免”这样做。因此，当任弼时得知王明、徐锡根等人又故态复萌，甚至发展到要求成立临时中央的程度时，这使他感到难于容忍。因此，在1931年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草案时，他公正地说：国际来信对中央工作有了批评，但对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还应有所估计，它的缺点是对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领导不够，中心问题是如何教育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破坏性，我们不能说调和主义的错误比立三路线更大，极端民主化现象是于党有害的。任弼时还批评了全总党团和王明等的分裂活动，指出，如果像上海方式那样斗争是有危害于党的。徐锡根、王明立即指责任弼时。在他们看来，谁要是对三中全会及会后中央的工作有所肯定，谁就是“右倾”、“调和”，就是“取消”共产国际提出的这场斗争。
任弼时的发言，从党的利益出发，告诫派别活动分子应有所收敛，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徐锡根仍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组党中央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了。
在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与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发言中，他说：“在反对调和主义斗争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如一，全总同志，没有站在党的利益上，提议停止政治局职权，由远东局召集紧急会议，这样不是站在党利益上来领导斗争；二，如有同志说，中央不漂亮，现在打了粉，企图来领导，这不是于党有利的……对于这些倾向，都要作坚决的斗争。”四中全会通过的以反右倾为纲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为后来王明、博古等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奠定了基础。这种后果，任弼时在当时是无法预见到的。
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任弼时、周恩来多次告诫他们，依然未能改变罗章龙等人的分裂主义立场。1931年1月17日，他们操纵全总党团、海总党团等组织，纷纷集会，竭力煽动分裂党，罗章龙还派人到各省进行活动。同一天，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克全和王凤飞等竟然不承认中央决定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江南省委，另行组织“第二省委”。在1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已忍无可忍了，他气愤地指责分裂分子：“今天暴露了锡根以及全总党团同志在假的拥护国际而掩护右倾的实质，在过去，还不能说是反党的小组织，但经过克全组织‘省委’，发告同志书，这完全是反党的组织。他们是破坏党，帮助敌人……为了巩固党，全总、海总、工联党团都要解散。”任弼时明确主张停止王克全的工作。最后，政治局决定解散全总党团，开除王克全的党籍。
然而，可悲的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活动仍在继续发展。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则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任弼时和罗荣桓都属于此列。
1933年5月，任弼时调离苏区中央局，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他在延安整风时说，他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
这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已有4个月。临时中央在进入苏区后短短两个月内，就接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并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任弼时对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说：这种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后来，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临时中央来后，反罗明路线实质也就是反中央局，他们先是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我抗议后，改为说罗明是路线错误，福建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张闻天也曾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
而此时，罗荣桓也接到调令，到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自宁都会议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心情和任弼时一样很不舒畅。他只能忍耐，并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对宗派主义的不满。
就在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斥责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员陈毅商量后，立即将他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和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唐看到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以防顶不住时可掩护部队过河撤退。李德知道此事后，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坚持撤了唐天际的职。唐天际回到驻地，情绪很低落。无独有偶，罗荣桓在前线也因为埋地雷的事，领教了李德的蛮横无理。因此，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和心情十分理解，他安慰唐天际：“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但心里却波澜起伏，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1956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极力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导致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经过千难万险，到1936年7月初，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此之前，也就是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本来对形势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谋取了红军总政委的职位，两河口会议结束不久，他就改变中央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后来发展到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程度，在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和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极力反分裂的斗争下，张国焘虽然最终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还是反对的，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他一边继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一边极力鼓吹他“夺取河西走廊”建立西北根据地的主张。由于与中央的通讯受阻长达10个月，这些情况任弼时无从知晓。
红二、六军团到来后，张国焘便大造舆论，企图施加影响，拉拢红二、六军团和他一起走，他还借迎接红二、六军团的机会，在指战员中进行分裂活动。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任弼时，洞察了这一切，并运用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与组织才能，与张国焘进行斗争。
两军刚会合时，张国焘派出的“工作团”送来了一些文件和材料，王震发现里面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内容。他马上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立即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将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张国焘“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后来觉得控制住红二、六军团，可以继续与党中央抗衡，因此他就利用种种手段企图分化和吞并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张国焘和任弼时谈话时就提出：要调换红二、六军团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他的企图立即被任弼时顶了回去。张国焘又把目光盯在红二、六军团的骨干上，他利用休息的时间，把王震、萧克等一个个叫去谈话，送东西给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目的是笼络人心，分化红二、六军团。但任弼时、朱德等早就料到了张国焘这一手，并赶在张之前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使红二、六军团的骨干对张国焘的险恶用心洞烛其奸。加之军委7月5日下令在红二、六军团的基础上组建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和关向应分别为副总指挥、副政委。因此，张国焘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的企图没能得逞。此计不成，张国焘又生一计，他想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贺龙回忆说：张派人向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回答：“惟有在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张要召开党的会议，“任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把张顶回去……党的会没有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弼时、向应和我讨论如何对付。任弼时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有开成。”任弼时后来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说：“我敢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样的会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在甘孜的日子里，任弼时等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斗争的方式是非常艺术的。两军一会合，任弼时就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从而与陕北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在和张国焘的谈话时，当张指责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时，任弼时却针锋相对地说：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张国焘为另立“中央”狡辩时，任弼时指出：“似乎太过分了！”张国焘在一身正气的任弼时面前感到一筹莫展。
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地（对张国焘）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
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合，推动和促进了张国焘改弦更张同意两军北上，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军过后尽开颜”、实现到陕甘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良好基础。任弼时在其中是功不可没的。
长征途中，罗荣桓与张国焘的斗争虽然没有任弼时那么直接与激烈，但也经受了考验。当罗荣桓随右路军第三军四师十团经草地到达巴西、阿西时，严峻的考验来临了。张国焘不但不按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的决定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要求右路军全部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为了摆脱张国焘的威胁，毛泽东发出了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地带的命令。罗荣桓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立场，随同掩护中央的十团迅速北上，终于在1935年9月11日到达俄界，摆脱了张国焘分裂主力的威胁。
罗荣桓对党内军内山头主义的反对和抵制是一贯的，也是非常坚决的。建国初期，党内出现了以高岗为代表的野心家，企图窃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当时，林彪与高岗有一些个人交往，相互之间吹吹拍拍、封官许愿。高岗曾找到罗荣桓家中，露骨地提出中国也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听后大吃一惊，当即质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严肃批评说：“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由林彪当什么部长会议主席不妥当，我们部队有一、二、四方面军的，还有十五军团的，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罗荣桓坚定的立场使高岗的企图在他这里没有得逞。
反对肃反扩大化
1933年5月，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免去其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
湘赣根据地历史悠久，是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后在这一带首创的农村割据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曾有过百万农奴齐奋起的轰轰烈烈。但此时，根据地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尤为严重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自1930年冬的“富田事变”后，湘赣根据地大抓AB团。特别是刘士杰主持肃反工作后，抓人越来越厉害，把一批省委自己培养的当地干部也当做“AB团”抓起来，甚至说安源煤矿工人出身的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也是“AB团”，把他关进了保卫局。
省委书记王首道、省苏维埃副主席张启龙、省军区代理总指挥王震、政委甘泗淇都认为袁德生是和他们一起开辟根据地的，不同意逮捕他，并派刘士杰去中央汇报。博古仅凭刘士杰的口头汇报，就认为王首道在肃反中“屡次表现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责备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宣布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张启龙之职，派吴德峰、陈洪时和方维夏到湘赣改组省委，指定刘士杰、陈洪时、张子意等为常委，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后来，由于刘士杰不懂军事，湘赣干部反对，博古就派“不合手”的任弼时前来任省委书记。
吴德峰、陈洪时一到湘赣，再次掀起抓“AB团”的高潮。到1933年6月，保卫局关押了许多“反革命”，连王震、甘泗淇等都上了嫌疑犯的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去湘赣任省委书记，任弼时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更难的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他无法不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当时他还处在对中央的错误路线的认识过程中。但任弼时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政治家的敏锐，凭着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所能及地在一定的实际工作中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反抗和纠正。
任弼时一到湘赣，正赶上原定的省委总结会。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陈洪时主持，继续对王首道、张启龙等进行打击。任弼时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战争动员和扩大红军。对肃反工作，任弼时指出：必须消灭一切群众中对此的恐怖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根据明确的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已经逮捕的犯人。会议决定省委成立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
当时，许多干部对撤销张启龙的职务愤愤不平。经王震提议，任弼时分配他去做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的工作。
但刘士杰是个投机分子，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打击报复王首道、张启龙的机会。任弼时给张启龙分配工作不久，刘士杰乘任弼时去前方部队的机会，召开省委会，给王首道严重警告处分，开除张启龙的党籍，在报上点名称他们是“反革命”，接着又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判处张启龙一年零二个月徒刑，关入保卫局。甘泗淇心急如焚地赶到前方，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立即赶回禾川镇，对刘士杰说：“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不能当反革命对待。”并亲自到保卫局，释放张启龙。
王首道遭处理后，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任弼时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当听说王首道心情苦闷且身体不好时，任弼时又派陈琮英去探望他，临走还给他留下两块银元。这一幕，深深铭刻在王首道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王首道赋诗称颂任弼时：“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对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关怀与帮助，温暖常心萦。”表达了对任弼时的感激、崇敬与怀念之情。
甘泗淇被撤销军区政委之职后，任弼时仍让他担任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甚至在中央1934年1月3日发出指示信，指责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存在着“保守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之后，任弼时在王震去瑞金开会期间仍致电朱德，让甘泗淇代理王震的红十八师政委一职。
与此同时，任弼时还主持制定政策，以正确指导肃反斗争。他主持起草的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政治决议案》就指出：“应当防止一切对肃反工作的消极与优容姑息和一切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同时要“反对一切夸大反革命力量和重复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盲动的错误。”在《肃反问题决议草案》中，他又指出，要防止“对反革命力量的扩大或忽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深入警惕肃反工作错误的重复产生”。
正是在任弼时的努力下，湘赣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有效抵制。在湘赣边区广大干部群众中，任弼时始终被看做是党政军内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则说：任弼时到湘赣“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上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批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在对待肃反这个问题上，罗荣桓的立场与任弼时是一致的。
1930年10月左右，红军中的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这时，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后，他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小战士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人被当做AB团杀掉了。就因为他帮他们买了花生米和酒，所以也被抓起来了。
罗荣桓当即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并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后，把他释放了。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萧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萧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尽力将他们保护起来。
此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萧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不但承认了还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11月底，这个师已抓了100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听了他的汇报，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萧克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到1934年，罗荣桓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的时候，二十二师又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但由于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因而拒绝了刘的要求。刘便立即向罗荣桓报告。罗荣桓问刘：“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罗荣桓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如果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刘道生按照罗荣桓的点子去找特派员，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光远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任弼时和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们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到了抗战初期，罗荣桓又雷厉风行地处理了湖西“肃托”事件。
1939年初，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挺进到苏鲁豫，在湖西留下一个营，与地方武装合编，发展了2000多人，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是年8月，混进革命队伍、窃取湖边地委领导权的王须仁和四大队的政委王凤鸣狼狈为奸，掀起了湖西“肃托”的血雨腥风。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300人被无辜杀害。“肃托”如瘟疫，很快蔓延到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害。
此时的一一五师师部刚进入鲁南，罗荣桓正忙于开辟鲁南根据地的工作。湖西发现了“托派”，他也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湖西的“肃托”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当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发来电报向他反映情况时，罗荣桓感到非常震惊和异常的气愤。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意见。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即刻打电报给王凤鸣，要他马上停止乱抓乱杀的行为，被关押的几百个同志一律等他到湖西亲自审问后再处理。然后马不停蹄地带队赶往湖西。到了第四大队驻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后，罗荣桓立即派人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前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成两组，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通过调查和与被抓同志的谈话，罗荣桓认为没有必要再一一甄别了。他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工作岗位。并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他们表示歉意和慰问。
经过罗荣桓的严肃处理，湖西抗日根据地才逐渐巩固起来。但是，在康生的影响下，山东有些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仍然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杀了不少人。罗荣桓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干预，又挽救了不少干部的生命。
60多年过去了，人们回过头去再看湖西“肃托”事件，更加感到罗荣桓在坚决抵制“肃反”中“左”的错误时，无所畏惧地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任弼时是何等的相似，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英年早逝
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1950年因病去世时，年仅46岁。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共和国元勋。在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埋头苦干，不知疲倦地、忘我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负重前行，操劳奔波。叶剑英在怀念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这正是任弼时一生生动的写照。
任弼时青少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渴求祖国的富强统一。1921年，他在去苏俄前给父亲的信中就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抱负：“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为追求真理，他一路上冒着生命危险，忍饥受冻，行程7000余里，历时近两月，终于到达莫斯科。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锻炼了任弼时的意志，开阔了他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使任弼时由一名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一名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把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弼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者，他夜以继日倾全力于发动青年参加斗争，研究斗争策略，指导运动的深入开展，积极推动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将团组织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将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壮大党的队伍。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28年和1929年，他曾两次被捕，受尽敌人严刑的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后虽经组织营救出狱，但敌人的严刑却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王震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您（任弼时）30岁时，我们经常问老百姓：你看看他（弼时同志）有多少岁？群众总是说您50多岁。这是由于您尽忠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遭受了反革命监牢和酷刑的摧残和艰苦战争的劳瘁。”红军长征时，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先遣队伍，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途中，由于体质差，他得了疟疾，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后来，路没有了，担架派不上用场，马也不能骑了，他拄着树枝在战士的搀扶下，以顽强的毅力继续指挥突围，终于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与贺龙会师后，任弼时来不及休息，又投入紧张而繁忙的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建设中。当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任弼时坚决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错误时，任弼时受命出使共产国际，他不辱使命，向共产国际系统地介绍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为克服王明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即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苦心经营陕甘宁抗日大本营，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成为毛泽东的亲密助手之一。为了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废寝忘食，“扯了又写，写了又扯”，这样不停地赶写，前后易稿10余次，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这一期间，党的许多政策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因为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1943年3月，党的中央组织机构调整时，他成为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之一。党的七大上，他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当时44名中央委员中4名获全票者之一。在七届一中会全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当时五位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年仅41岁。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运转，加之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保卫人民的利益，任弼时依然奋不顾身地日夜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1945年12月，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中央主要干部体检，发现任弼时不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动脉血管严重硬化有破裂的可能，脑血管也供血不足，可能影响视力，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为此，米尔尼科夫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沉默表示对战友和助手健康的担忧！此后，任弼时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仍坚持超负荷地为新中国的创建默默地奉献着、奉献着……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中转战。由于辗转行军，起居无定时，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和工作异常繁忙，患有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任弼时在撤离延安8个多月后，终于受不住了。一天，他一阵头晕，从炕上摔倒在地。中央安排他到钱家河休养。当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他心系土改，根本顾不上休养，带病到钱家河周围3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在广泛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向华北进发。
在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任弼时又集中精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研究党的政策。这时，任弼时的病情渐渐加重，医生嘱咐他：不要抽烟，不要单独行走，穿平底鞋，以防跌倒。这几项，他都能遵守，惟有多卧床休息，不参加会议，他实在很难从命。他对米尔尼科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在和国民党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集中办公，尽管米尔尼科夫告诫任弼时不要熬夜，任弼时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每天晚饭后，他照例拄杖和朱德一起在院子里散一会儿步，然后到毛泽东的住处，通宵达旦地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参与决策。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后，任弼时又忙于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召开全国青年大会。他亲自起草在团代会上的政治报告送给毛泽东审阅，并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讲罢头一部分后，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最后不得不遗憾地接受同志们的建议由别人代读，但他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会后，傅连约请了心脏病专家和眼科专家为他会诊，一致建议他休养。休养期间，任弼时始终关注着国家大事。由于身体原因，任弼时未能参加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他和夫人一起坐在休养所的廊下，全神贯注地收听实况广播，分享胜利的喜悦。11月，苏联医生再次为任弼时检查身体后，建议他应去莫斯科治疗，经毛泽东联系，斯大林同意，任弼时11月底赴苏治病。任弼时从苏联治病回国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致信毛泽东和书记处诸同志要求按医生的意见开始工作。毛泽东批示：“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从此，一个离开战斗岗位一年多的老战士又重返第一线，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他每天的工作量又何止四小时！这期间，为研究抗美援朝的战略，中央连夜开会，任弼时常常坚持到深夜。10月24日深夜，任弼时还在灯下查看地图。然而，第二天凌晨，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了，医生全力抢救，但终无回天之术。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46岁！
任弼时逝世后，举国同悲。毛泽东亲视任弼时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恩来悲痛至极，掩面嚎啕，亲手为任弼时覆盖党旗，亲自执绋前导移灵柩于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题词：“任弼时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他去得太早了！在他短暂的46年人生当中，他没有享受，没有休息，而对人民的贡献却是那么多。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不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和任弼时一样，罗荣桓也是一位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却又英年早逝的共和国元勋。他是十大元帅中最早辞世的一位，逝世时，年仅61岁。在短短61年的人生旅程中，他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人格精神方面，为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1963年12月16日晚，当听到罗荣桓不幸病逝的噩耗时，毛泽东马上要正在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起立默哀，十分难过地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对罗荣桓最好最恰当的评价。
罗荣桓从小就有爱国思想。读小学时，他在一篇以大禹治水为题的作文中写道：“匹夫若果立志，推尧舜之心，竭禹王之力，则天下无难事矣，故曰为尧舜、为禹汤亦不难也！”说明自己愿像禹王一样，为社会为人民做一番有益的事业。到外乡读书以后，罗荣桓利用假期回乡，组织了学友联合会，创办农民夜校，从事农民运动。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用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思想，照亮部队行程，使部队信心百倍地坚持斗争，走向胜利。长征时，他“咬着牙关，坚持把队伍带出了草地”，走出草地后，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特意表扬了他。抗战时期，他率一一五师深入敌后，开创抗日根据地，领导山东军民，一直战斗到抗战最后胜利。毛泽东高兴地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抗战胜利后，他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地率领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开赴东北，广泛地发动群众，战胜各种困难，为创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解放战争中，他极力说服林彪攻打锦州，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辽沈、平津战役的方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依然繁忙，拖着带病的身躯，挑起了全军政治工作的重担，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奔波操劳。
然而，出生入死的战争岁月和日夜操劳的艰苦生活，损害了罗荣桓的身体健康。戎马倥偬之际，他顾不上疗养休息，凭着坚强的毅力抵抗着病害，坚持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根据地，罗荣桓就被发现尿血。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难以确诊。新四军中有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术很高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罗荣桓病重的消息，打电报给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军委批准罗荣桓到华中新四军驻地去治病。罗生特医生对罗荣桓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由于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是非常痛苦的。罗荣桓却以坚强的意志，忍住剧痛，不吭一声。检查结果，查明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没有X光机，无法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决定进行保守治疗。陈毅特意为罗荣桓安排了一处幽静的地方静养。但罗荣桓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无心静养，很快便踏上归程。在返程路上，罗荣桓对守护在担架旁的妻子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解放战争中，罗荣桓率部进军东北，但病情日益严重，初步诊断为肾癌。中央安排他到位于平壤的苏军总医院检查治疗。苏军总医院也没把握做肾癌手术，建议他到莫斯科接受医治。1946年8月，罗荣桓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做了左肾切除手术，但是肾功能仍然有问题。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罗荣桓放弃了在苏联的治疗和休养，立即回国，投入东北战场的指挥工作。
平津战役胜利后，罗荣桓再次累病倒下。惟一的肾脏，也出现了功能障碍，加上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他体力不支，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中央机关保健医生黄树则奉毛泽东之命到天津为罗荣桓治病。医生们会诊后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要求罗荣桓一定要静心养病，不能再劳神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大军南下，一直打到两湖、两广和海南岛，解放了南中国的大片国土。罗荣桓虽没有再随军作战，但他心系战局，坚持参与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央反复强调要罗荣桓休养身体，另一方面，中央也不得不给罗荣桓压上了新的工作重担。建国伊始，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检察署检察长，着手建立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但是由于病情严重，罗荣桓不得不向毛泽东请示，由李六如代理检察长职务。毛泽东当即批准：安心休养，李六如代理检察长。可是，随即中央又让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要职。实际上，罗荣桓是在拼命为党工作，没有一个真正休养的时间和可能性。1956年，由于工作紧张、劳累过度，罗荣桓所患的心绞痛的老毛病时常发作，有愈来愈厉害的趋势。吃一点药可以顶一阵子，但是长此以往，罗荣桓担心自己的病会影响党的工作，决定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对妻子说：“一个人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你在那个位置，人家有事就请示你，你又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了解情况，这会影响工作，还不如把事情交给身体好的同志去做，对革命对自己都有好处。何况，我专做政治学院院长，可以集中精力搞得更好一些。”于是，时年54岁、按理正值壮年的罗荣桓，于1956年9月2日报告毛主席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辞职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考虑到党的八大召开在即，便将信先压了下来。在党的八大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2日以后，彭德怀才将罗荣桓的信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求军委会讨论，并报告毛主席。最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辞去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的领导职务后，罗荣桓身上的日常工作负担确实减轻了，但是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觉得责任更重了，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到基层和群众中去，接触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因此，1956年底到1957年初，罗荣桓先后去湖南、广东、福建视察工作。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战友、同事和部属都耳熟能详罗荣桓经常说的这一句话。罗荣桓在担负繁重工作的同时，一直同身患的严重疾病进行顽强不懈的抗争。医生和战友劝他注意养生之道，注意保护身体这个革命的本钱。他感谢大家的好意，但对养生问题，他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认为注意养生当然很重要，不过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能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来解决养生问题，应该把养生当做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给革命事业做出更多的成绩。1961年，保健医生仔细研究了罗荣桓的病情，郑重地建议他长期休养一段时间。罗荣桓却好几天心情不愉快。中央决定让他再次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限定他每天接见干部不超过两批，每批不超过一小时。而罗荣桓却对自己的疾病采取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认为病既然是长期的，就应该长期对待。做些工作，精神反而好些，身体也会好些。所以，他重病缠身，仍然找人谈话，批阅文件，读书看报，处理公务。罗荣桓常年同疾病做斗争，竟也给他琢磨出几条对付病魔的妙计良方：一是全神贯注投入紧张而愉快的工作之中，可以忘却病痛的烦恼。二是把运动作为同疾病做斗争的最好办法。他想用尽可能的运动获得继续为党工作的体能和力量。
病重住院后，罗荣桓是一个最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病人。他总是鼓励为他看病的年轻保健医生，要他们大胆工作，从来不要求派著名的专家教授来诊治，也不要求使用价钱昂贵的特殊药物。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和将军们，闻讯赶来探视病危的罗帅。罗荣桓只知道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仍然心系党和国家大事，心系人民的事业。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罗荣桓一直关切地询问：“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得知周总理一行已经安全到达开罗时，罗荣桓微笑着点着头，露出欣慰的表情，一点也不像生命垂危的病人。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等人来看望老院长。罗荣桓拉着莫文骅的手谆谆嘱托：“我恐怕不行了，你们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
罗荣桓病危之时，对其子女，谆谆告诫。主持罗荣桓医疗工作的中央保健局长黄树则特意按其意写为短诗：“我尽力争取不死，继续为革命奋斗，如果死已经来临，我也决不畏惧，绝不发愁。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遗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在北京上空凛冽的寒风呼啸的时候，罗荣桓元帅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最后一跳，他面容平静地进入永远的梦乡。
罗荣桓病逝的消息，使他的生前战友和亿万中国人民异常悲痛。毛泽东挥泪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以志怀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全国政协和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面色凝重地缓缓来到北京医院，向安卧在白菊花和长青草中的罗荣桓元帅的遗体告别。被罢官的彭德怀元帅，也特地从京郊挂甲屯赶来，向罗荣桓的遗体鞠躬致敬，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公祭大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致悼词。党和人民给予了他高度评价。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任弼时是最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英年早逝的党中央书记，罗荣桓是最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英年早逝的共和国元帅！他们的英名和伟绩，都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