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上下求索、天地追问的屈原，无畏地而又绝望地向汨罗江纵身一跳的时候，肯定想不到几十个世纪、几千年过后，他的人格和诗歌仍然对湖湘赤子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湖南号称屈贾之乡，楚湘胜地，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贾谊的忧患国是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王夫之的实事求是精神，等等，闻名于世。湖湘文化和乡土风物对任弼时的人生追求、思想形成、精神修养、人格塑造产生了很大影响。任弼时出生的汨罗，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充满神奇传说的汨罗江自东向西欢流不息。境内的屈子祠、屈原墓、罗城遗址等名胜古迹驰名中外。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晚年在汨罗江畔居住、写作、求索10年，最后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江殉节，周围群众闻讯驾船寻救屈原，汨罗江畔从此形成端午龙舟竞渡的风俗，汨罗也就成为中华龙舟文化的发祥之地。
屈子祠，位于汨罗西北30公里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上。屈子祠四周有玉笥八景，独醒亭取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骚坛则相传是屈原名篇《离骚》、《九歌》赋作之处。屈原墓，则位于玉笥山东北5公里的烈女岭。墓为一高大的封土堆，矗立于山脊，远望如小阜，有疑冢12座。一墓石碑上刻“楚故三闾大夫之墓”。
屈原，名平，大约诞生于公元前340年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他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楚怀王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主张改革内政，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遭谗被逐，辗转来到汨罗江边的玉笥山居住，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9年时光，完成了他的光辉著作《离骚》、《九歌》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屈原感到复国无望，悲愤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人们为纪念屈原，不久即在他投江处修建了屈子庙。每年龙舟大赛，当地民众都要先擎着龙舟的龙头到此祭祀屈原，祈求保佑他们的龙舟得胜。这种习俗自古流传至今。”
小小的汨罗江，竟成为两位最伟大的诗人逝世之处，成为中华民族诗魂文魄寄居之地。屈原、杜甫，这两位生于异乡、相隔千年的诗人不约而同地殁于汨罗江，绝对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他的志存高远、他的患国忧民、他的刚正不阿、他的矢志不移，一直是人民怀念和歌颂的主题。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并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有“诗圣之称。天宝十三年（754）以献赋授京兆府兵曹参军。至德二年（757）拜左拾遗，又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移家入蜀，在成都浣花溪上筑草堂居住。一生写诗近3000首，其中多为揭露统治者黑暗腐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艰辛的作品，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已成为千古名句。代表作有《春望》、《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墓位于距汨罗30公里处。据史志记载，唐大历五年（770）夏，杜甫漂泊湘江，到了耒阳遇到发大水，只好掉头北行，由湘江转汨罗江，途中贫病交加，病死在船上，葬于小四村天井湖。杜甫墓坐北向南，墓为圆形土堆，墓前立青石碑，上刻“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之墓。墓前青石匾上刻”诗圣遗阡四字。宋朝王得臣有诗叹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对屈原与杜甫这两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死于一地，葬于邻近，发出无尽的感慨。”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开创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他的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对中国优秀人文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形成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屈原作品反映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的斗争。他期望”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的诗歌作品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和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热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爱国诗人，屈原最为后世所景仰。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词中，有诗人精神的再现；千百年来，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中，也有诗人精神的重光。诗人的人格和诗人用心血写成的爱国诗篇，滋育了后世的进步作家和仁人志士。汉初，遭遇与屈原相似的贾谊，写过一篇《吊屈原赋》，表示了对屈原的崇敬，并寄托了自己的感慨。司马迁也是真正理解屈原的人，不仅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极力表扬屈原，并且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来鞭策自己，以完成《史记》的写作。李白一生傲岸，不向权贵折腰，却深深敬佩屈原，认为屈原不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忧国爱民的思想是屈原精神真正的继承者，诗歌创作也努力向屈原学习：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褒扬屈原的忠诚，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称屈原儒圣同等。汉代刘安首次把屈原作的《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辩自显。而普通老百姓则为屈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并对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寄予深切的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湖南汨罗的屈子祠绵延上千年，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就把屈原、贾谊合为一传来写，唐代以来就有无数骚客诗文记颂屈贾之事，明代长沙就建有屈、贾合祀的屈贾祠。清人作联云：“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补天浴日大文章。”上联说屈原不负楚国，贾谊不负梁王，都尽到了臣子的职责；下联说屈原的《离骚》和贾谊的《策论》，都是千古流传的好文章。三闾大夫祠流传一联：“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青少年时期的任弼时，就生活在屈原投江的地方，他的家唐家桥距离屈原故宅不足35公里，深受中华民族文化中凭吊屈原遗风流韵的影响。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培国，寓意爱国、卫国、强国，并给他讲述屈原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崇拜屈原的种子。他在家乡读书时，学校距屈子祠不远，读书之余，他经常寻访古迹，凭吊古人，激励自己和同学的爱国主义思想，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现存的任弼时早年的文字中也处处可见此类内容。他的作文《爱国》、《拟御侮之策》都张扬着爱国主义的情感。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他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倡议纪念。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屈原的永恒精神和不朽生命，在毛泽东、任弼时这些中国现代伟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