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二方面军的战友中，任弼时有两位“胡子”战友值得一提。一位是前面说过的贺龙“贺胡子”，一位是这里要讲的王震“王胡子”。
王震，湖南省浏阳人，1924年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新河车站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首次见到毛泽东并受其教育。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长沙工人暴动，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兵运工作。后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区区委书记，游击支队队长、政委，湘东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八军代理政委，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红六军团政委，是湘赣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他和萧克率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参加了长征。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地委书记兼卫戍司令员，负责保卫党中央。1937年9月，率部奔赴晋绥、晋西北抗日前线，连克宁武等7座县城，为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年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领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屯田开荒，成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1944年11月奉命出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华南，往返作战，历尽艰险，途经八省，历时近一年，行程两万余里，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在20多年的征战生涯中，7次负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部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75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4月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病逝。
任弼时与王震作为喜欢吃辣椒的湖南同乡，一个性格豁达而内向，一个则是脾气刚烈而直率，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让他们走到一起并肩战斗。为扩大湘赣苏区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创建了红六军团；长征路上他们患难与共，浴血奋战，率领部队杀出重重包围，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抗战时期，他们一位身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为党中央日常工作及西北局指导问题操心劳力，一位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两人的个人关系却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相互尊重信任。他们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经历了长期战斗的洗礼考验。王震打心底佩服任弼时这位沉稳、持重、宽厚待人又善思多谋、具有坚强党性的领导，认为任弼时思想深邃，分析问题精辟，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任弼时也十分欣赏和器重王震这位青年工人出身、坦诚、刚毅、有勇有谋的虎将，多次在大家面前称赞说：“王胡子是个思想相当感情化，感情相当思想化的人”，称其“是英雄虎，功臣虎！”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提及王震的，正文中有7处。
在革命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都是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指战员们无不充满敬意。或许是遗传基因作用，早年在长沙铁路做工，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很茂盛。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成熟一些，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他与任弼时的最初相识是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叶坪村红旗招展，来自各根据地、红军及白区的代表共约600多人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王震以湘赣代表团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向中央局作工作汇报时，王震第一次见到了任弼时，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组织部长的任弼时认真听取了王震的工作汇报，并详细询问了湘赣苏区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情况，勉励湘赣苏区的代表回去后要继续努力工作。为了提高代表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任弼时还组织他们学习政治理论，请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为大家讲课，他本人也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王震感到这些学习犹如天旱季节的及时雨，让他深受教益。
王震与任弼时并肩作战是从湘赣苏区开始的。
湘赣苏区地处井冈山麓，与中央苏区仅一水之隔，是由毛泽东、朱德开创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而来。经过数年的经营，至1932年10月，湘赣苏区根据地扩大到11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面积纵横数百里，人口89万，有党员3万，有武装力量17000人，其中主力红八军下辖3个师5000多人。
1933年5月以前，王震在湘赣苏区先后任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委、师党委书记和红八军二十二师师政委。
由于任弼时在工作中考虑问题比较冷静与周全，对“左”倾错误路线持有不同观点，为刚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等人所不能容忍，被认为“不合手”。1933年4月，即以加强湘赣省委工作为由，免去了任弼时的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调任湘赣省委书记。5月中旬，任弼时偕夫人陈琮英在部队护送下前往湘赣苏区。
从瑞金到湘赣苏区要渡过赣江。国民党军队占据了赣江的沿江一带的县城，并且日夜巡逻，严密封锁江面。为了保证任弼时一行渡江的安全，二十二师政委王震与红八军军长萧克亲自率领部队到赣江西岸的万安县的潞田渡口接应。6月11日夜，他们首先悄悄清理渡口附近的敌人碉堡，然后举火为信号，引导任弼时乘小船安然横渡赣江，顺利到达湘赣苏区。
任弼时上任伊始，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稳定湘赣苏区党内、军队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扭转“肃反”扩大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倾向。头脑清醒的王震对湘赣苏区某些领导人在肃反中的错误早就表示过怀疑和不满，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与任弼时站在一起，反对在“肃反”过程中的乱打滥杀。
湘赣苏区的“肃反”主要是反“AB团”。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t-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才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肃反”。这次“肃反”到1930年底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于是“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保卫局里关押着许多屈打成招的“反革命”案犯，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到1932年4月间，这种情形变本加厉：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被打成“AB团”遭到逮捕；省委被宣布改组，王首道、张启龙等省委领导被撤职；省军区代理总指挥王震，因为在肃反中几次保护受打击的干部战士，并公开质问主持肃反的刘士杰：“你们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如此一来，也受到了刘士杰等人的嫉恨，把他与省军区政委甘泗淇、红八军二十二师师长谭家述和独立一师政委陈韶等一同列上“AB团”的嫌疑犯名单。弄得整个湘赣苏区人人自危，“肃反”成为最令人心惊肉跳的恐怖词语。
任弼时凭着他的党性和革命实践经验，感到刘士杰等人主持的“肃反”是一种错误做法。他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省委总结会上提出：“必须消灭一切群众中对此恐怖的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为了防止乱捕滥杀，他提议建立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这时，又有人把诬陷王震是“AB团”的报告送到任弼时手上。任弼时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接见过王震，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不轻信这些凭空诬陷的不实之词。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任弼时掀掉了无端加在王震身上的这个“黑锅”，并更加信任这位革命意志坚定、性格耿直的同志。在对待原省委领导张启龙被撤职的问题上，他接受王震的提议，分配张启龙去做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的工作，以后又多次保护他渡过难关。张启龙后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管理局局长，中央党校第四部主任，抗大七分校政委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合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南京市副市长，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在任弼时和王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湘赣苏员会区的反“AB团”的错误做法得到了有效遏制，党政军各项工作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在如何纠正红二军团的肃反扩大化和对待犯了错误的夏曦等问题上，任弼时与王震也是心灵相通、互有默契的。
红二军团1931年缩编为红三军。在湘鄂西时期，由于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肃反中扩大打击面，以抓“改组派”的名义，错杀了许多优秀的干部。一位当年幸存下来的红三军干部回忆：“当时‘左’倾分子杀红了眼。杀到后来红三军几乎没有什么党政干部了。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湘鄂西的县以上干部也几乎被杀光了”，“夏曦同志就连自己身边的工作的四个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三个，可见他的头脑已经昏热到何等地步。”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等也被当做“改组派”惨遭杀害。致使红三军内人人自危，生怕自己被指控为“改组派”。由于“改组派”越抓越多，夏曦后来竟然不顾贺龙等同志的强烈反对，解散了部队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全军仅只剩下他、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人是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动摇的红三军战斗力大大减弱，在与围剿的强敌作战中损失了大半兵力，被迫撤出湘鄂西苏区。退到黔东地区的红三军由1933年春的9000多人锐减到1934年4月的3000多人，濒临覆灭的边缘。红三军直到与红六军团会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时，连队中竟然没有党的支部，师、团政委都是新提拔的，工作能力很弱。一些干部仍被关押，放了的干部仍未彻底平反，相当多的干部对肃反的恐怖心有余悸。
红二军团这种死气沉沉的状况，让时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红六军团政委和红军学校四分校政委的王震焦急万分，他在红军学校开学典礼上严厉批评道：“肃反扩大化，使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发生了空前的危机！再搞下去，就把我们红军彻底搞垮了！不要蒋介石再围追堵截我们，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人斩尽杀绝了！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是天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笔账，我们要算的，一定要算清楚！”说到激动之处，他拍着手枪气愤地说：“我宣布，过去在肃反中有嫌疑的，一律勾销！我说了算！往后谁要再搞肃反扩大化，随便捉人，我毙了他。”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受过委屈的学员当场失声痛哭起来。
随后，王震把在红军学校发火的事向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如实作了汇报。任弼时深知王震的刚直不阿的脾气，发的这番火是发到点子上了，它对“左”倾错误路线的积极执行者无疑是当头一记振聋发聩的猛喝！于是赞许说：“你做得对！”
早在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际，任弼时就从贺龙、关向应那里听到夏曦在湘鄂西和红二军团乱捕滥杀的“左”倾错误做法所带来的恶果，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认为纠正和批判错误路线是红二军团刻不容缓的工作。会师后，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兼任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1934年10月27日，即会师后的第三天，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电告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认为由于夏曦推行错误的肃反路线，致使原红三军党的力量及政治工作严重削弱，指战员对“夏的领导早已不满”，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撤销他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职务。尽管中央没及时回电作出指示，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攻下永顺后，还是及时主持召开两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批判了夏曦的错误。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又在大庸县的丁家溶召开两军团主要干部会议，进一步批判夏曦的错误。
会前，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对会议内容作了细致研究。任弼时、王震都认为对夏曦的错误要不讲情面地批判，但也要进行团结教育和帮助，“扶一把，继续向前走”。
尖锐的批评强烈地震撼了夏曦的灵魂，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在检讨中他说：“在湘鄂西执行错误‘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
会后，任弼时又找到王震，要他多与夏曦接近谈心，帮助其认清错误的根源。还主动请他为在湘鄂川黔进行土改的工作队讲课。
经过王震的多次耐心细致的批评帮助，夏曦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以任弼时为首的红二、六军团的其他领导也没有放弃对夏曦的“拉一把”，继续让他在领导机关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夏曦担任新成立的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夏曦在自己的反思中感慨地说：“我在溺水边缘时刻，王震同志向我伸来友谊之手，拉我上岸；当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王震同志在我背上猛击一掌，我才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时代责任和使命。王震同志思想深沉，粗中有细……”
夏曦从“左”的错误中猛然醒悟过来，无疑得益于任弼时与王震为挽救同志配合默契的耐心帮助。
在一系列的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重大战斗中，任弼时与王震也常常是有着一致的意见，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和指挥，多次带领部队转危为安，或是重创了敌军。
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同时，也对湘赣苏区重兵推进，并占领了不少地方，而萧克奉中央命令率红军主力十七师远在白区作战，根据地当时的局势非常紧急。正在中央苏区出席全苏大会的王震受到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亲自接见。毛泽东批评了中革军委要湘赣红军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告诫王震：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这十六个字。王震回来后在省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表示赞同，并说服了主张按中革军委的指示办的同志，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发挥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934年4月5日，红六军团在沙市设伏，集中兵力出击，全歼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三旅，活捉敌旅长，俘敌1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4月中旬，又打垮了敌六十二师一个旅，使湘赣苏区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任弼时与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后，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8月24日到达阳明山区，准备在这里分田扩红，进行游击战。不料这里地瘠人稀，给养困难，而敌人又从阳明山的南、北、西三面合围过来。红军三面受敌，形势险恶！
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找到任弼时，提出：红军要在运动中战，在运动中取胜，要在敌人鼻子底下穿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任弼时采纳了王震的建议，与萧克制定了大胆的作战时间和路线，先向东进兵，接着率师南进，再又向西突击。经过3天的急行军，迅速通过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
9月4日，红六军团在界首胜利渡过了湘江。
负责追剿的国民党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何键垂头丧气地向蒋介石报告：“匪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专走偏僻小路，用极速飘忽的行动，乘虚急进，不与国军接触，我十五、十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迄今未能觅其主力。”
任弼时在摆脱敌军追堵后特意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表扬了王震：“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敌人把他看成老虎，他这只虎吞噬了万恶的敌人骨肉，是英雄虎，功臣虎！”
10月中旬，红六军团在贵州的梵净山一带又遭到敌湘、桂、黔军24个团的包围。到17日，红六军团与敌军连续几次遭遇作战，部队消耗极大。
危急之中，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突围。任弼时下定决心说：“哪怕牺牲一点也要突围出去，等到天亮就麻烦了。萧克，你下决心吧！”王震支持他的意见，也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突围出去。”
最后，找来了一个老猎人作向导，率领全军经过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红二、六军团攻占贵州的毕节后，如何对待散落在山林的游击武装，任弼时和王震的心又想到一块。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礼请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出面组织贵州省抗日救国军，收拢这些民间武装，促成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
周素园思想进步，曾担任过贵州省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因不满军阀混战，他辞职回家，闭门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同情共产党人。
王震刚进毕节就听战士们说，抓住一个家里藏有大量马列书的“大土豪”。素来尊重知识分子的王震心里感到很是奇怪，并没有人云亦云信以为真。在仔细了解情况后，他意识到周素园是位具有进步思想、可以合作的进步人士，便立即命令放人，并马上亲自登门道歉。
王震当即把周素园的情况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后。任弼时略加思忖后，对王震说，毕节的群众基础好，不仅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还可以拉起一支武装队伍，就叫“抗日救国军”，我们可以请周素园出面担任司令。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王震再次上门请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得到欣然同意。任弼时随后也特地宴请了周素园，宾主畅谈组织抗日部队的具体事宜。
由于周素园的威望，散落山林的武装队伍纷纷前来归附，仅20多天，参加抗日救国军的就达5000多人，使之成为毕节乃至黔滇川的一支较强的革命武装。红军的扩红工作也因此收到很大的效果。
红军撤出毕节时，年逾花甲的周素园坚持随同红军长征，并最终到达了陕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革命立过功的周素园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与王震等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又共同抵制了张国焘攻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团部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师在理化地区胜利会合。张国焘此前已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是对毛、周、张、博还是反对的，坚持要求与党中央平起平坐，而且在北上问题上也与中央的意见相悖。因此，他在向红二方面军送去筹集的大量粮食、牛羊和衣服的同时，也随同给红二方面军派去了“工作团”。
身为红六军团的政委的王震亲自接待了“工作团”。但是他马上发现情况不对，“工作团”带来的《西北问题讲座》、《干部必读》等文件材料有问题——里面充满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以及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的内容。
王震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下令把这些文件材料全部拉到野外烧掉，并紧急向任弼时发电报汇报。
任弼时和贺龙共同署名的复电是毫不犹豫地称赞：“烧得好！”
张国焘还希望通过小恩小惠和封官许愿来拉拢王震。在去不去见张国焘的问题上，王震拿不定主意，他决定请示任弼时。任弼时的意见是去，但维护中央的立场要稳。
谈话中，张国焘对王震极力赞扬，表示只要王震跟着他走，可以前程无量。心明如镜的王震岂不知他的用心，当场表示拒绝。王震回忆道：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的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
任弼时也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吞并红二、六军团的无理要求。对张国焘提出开红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以多数压少数的方式通过决议来拥护他的企图，任弼时也巧妙地予以否决。
任弼时与王震之间的深厚情谊也处处体现在战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有一次，王震看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才生完孩子，又要忙于负责为任弼时翻译电报，身体虚弱得很，就买了一只鸡叫警卫员给送过去。
晚上，从连队检查工作回来的王震刚到司令部，发现任弼时又端回半只热气腾腾的鸡，冲着他说：“你辛苦了，我来慰劳你。”
王震笑了：“这是我送给陈琮英同志的，给她补身体，她身体很虚弱。”
任弼时解释说：“她说你的工作十分劳累，身体也需要补一补。”
王震却端起碗往门外一边走一边说：“我是摔打惯了的，根本不需要补什么。这鸡，你不端回去，我就送回去。”
任弼时忙拦住他，再三强调：“别推让了，别跑路了，这是琮英同志的一片心意。你要送回去，她不高兴的！”
王震仍不肯吃，这下让任弼时为难了。最后不得不说：“你要是不吃，我就给你下命令了。”
王震自然不会接受这个命令：“别的命令我服从，这个命令我坚决不依。”
正僵持着，任弼时的警卫员走了进来，插话说：“这是任政委的安排，说王政委这些天太辛苦了，该慰劳。他亲自为你热过两遍了。”
最后还是任弼时找来三个碗，把这半只鸡分成三份，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琮英同志吃半只，咱们三个人吃半只，你王政委只吃了六分之一，总算说得过去了。”说完带头吃起来。这才最终把这半只鸡“妥善”分配掉。
王震作战勇敢在红二方面军是出了名的。每逢重大的战斗，身为军团政委的他总是喜欢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亲自率领部队“打头阵”。为此，他多次受伤。任弼时当然知道指挥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部队规定高级指挥员只能在离战场千米以外指挥，不能在战斗中总是冲在前头指挥，万一牺牲了谁来指挥队伍？为此多次批评王震“太不知爱惜自己”。对于任弼时的批评与关爱，王震每一次都笑着承认错误，表示：往后一定改。在一次战斗前，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他又亲自带上侦察班排前往敌人阵地侦察情况，差一点与大批敌军交上火。任弼时知道后很是生气，他严厉地对王震说，下次我要再给你加派警卫员了，打仗时让他们把你按住。王震又一次作出了检讨，保证下不为例，可是谁都知道，只要战斗一打响，他还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对此，任弼时只有再三叮嘱警卫员注意保护首长的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与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总部进入山西抗日前线直接指挥八路军作战。王震则先后担任以红六军团为主改编成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率部开赴晋西北，在五台山地区与日寇进行战斗。
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久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分管西北局的工作。1935年9月，王震也奉命率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被任命为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和延安警备司令，担任守备的红旗，有力地支持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935年11月19日参与领导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的长征。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与总指挥贺龙并称“萧贺”。后听从朱德的命令，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红军三大主力（即三个方面军）在陕甘宁大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零师副师长，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零师迅速由8000人发展到20000人。1939年1月，奉命建立冀热察挺进军，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进逼平、津，开辟平西、平北、冀东、热南等抗日根据地，把北平包围起来，振奋了抗日军民的信心。1942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反“蚕食”、反“扫荡”、“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1943年8月代理晋察冀军区司河防、保卫边区的任务。这样，王震又一次在特别器重他的老首长任弼时的直接指导下工作。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陕甘宁边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任弼时向党中央建议指出，应当根据边区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边区必须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
善于总结吸纳同志意见的毛泽东从任弼时的建议中看到了边区走出困境的办法，他向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任弼时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具体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对三五九旅的生产很关心，亲自找来王震等旅领导谈话，说：国民党搞反共高潮，封锁我们，我们就要自力更生；部队要能吃苦，搞好大生产，克服经济困难，保卫好党中央。
1940年冬，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
第一年，全旅上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开荒地11000亩，获得了大丰收，做到了经费自给。
第二年，全旅开荒26800亩，引水灌溉，全部种上水稻，收粮3000多石，南泥湾呈现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喜人景象。从这年起，三五九旅除了自给外，开始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
任弼时闻讯后十分高兴，亲自到南泥湾看望王震和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并给王震作了指示。稍后，他又专程陪同毛泽东、朱德到南泥湾视察。王震用三五九旅自己生产的肉蛋、蔬菜来招待首长，有西红柿炖牛肉、辣椒炒肉等，颇为丰盛。平素不沾酒的毛泽东和任弼时还喝了用附近九龙泉水酿的米酒，很是尽兴。
任弼时不仅仅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也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抽出时间参加开荒生产。不过他最拿手的还是纺过纱。他从来没有纺纱，加上眼睛又近视，开始纺出来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但他不怕困难，虚心向会纺的同志学习。王震知道后，特意给他送了一辆用南泥湾上好木料制作的平江式的土制纺车。任弼时进步很快，在中直机关举行的纺纱比赛上，他被评为第一名。这辆纺车，现在还珍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它既是第一代领导人艰苦奋斗的珍贵历史文物，也是任弼时与王震真挚友情的见证。
1944年9月，为了壮大南方的抗日力量，任弼时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上提出，要派王震等带部队去南方创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赴湘鄂赣。会后，任弼时受中央委托，与刘少奇、彭真一道找王震等三五九旅的领导谈话，并组织他们学习相关的政策文件。
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既定战略部署，当年在浏阳河畔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再经过25000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北上抗日；又以击毙日寇长岗旅团长大振军威，以南泥湾大生产闻名于世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卸下了卫戍延安、屯垦南泥湾的重任，接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新交付的重大使命，投入了第二次长征的伟大斗争。以原战斗在湘赣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团为主体建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可以说是湖南人民的子弟兵，这支雄师奉命组成南下支队，挺进中南、华南，入湘作战，是抗日战争史上又一壮丽的篇章。
11月1日，任弼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由王震陪同，检阅了南下支队。在会上，任弼时向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形象地说明了南下支队的任务：“你们要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
11月4日，任弼时又代表中央向王震等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11月10日，是南下支队出动的日子，在延安东关的飞机场上，任弼时依依不舍地送别了王震等战友。
南下支队南下两湖，远征粤北，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王震所在的中原军区是其妄图首先歼灭的部队。6月29日，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突破敌人封锁线，涉过汉水，出荆紫关，翻秦岭，过渭河，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尽管损失了2000多人，但还是胜利地回师延安，这就是三五九旅的“第二次长征”。
突围路上，王震常常要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战，由于战况紧急，部队所携带的电台往往数天没有来得及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延安的任弼时为此对在千里之外征战的老部队的安危忧心忡忡。
南下支队刚回到延安，王震征尘未洗就立刻向党中央汇报部队的转战情况。任弼时见到王震时满脸欣慰，紧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又略带责备地说：“好几天和你们失去联系，我急得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王震理解任弼时这番责备是出于对自己和部队的深深的关怀，解释道：“部队边走边打，没有时间架电台。”接着汇报了部队南下的情况和在战斗中伤亡失散人数。
任弼时鼓励说：“你们部队能打仗，打得英勇顽强，回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任弼时亲自派遣的南下支队，从1945年3月23日入湘作战到1945年9月20日离湘北返，在湖南老区艰苦作战半年之久，战斗足迹遍及临湘、岳阳、平江、湘阴、长沙、浏阳、宁乡、湘潭、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永兴、资兴、汝城、桂东、酃县、茶陵、攸县等19个县市。出身于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的这支英雄部队——三湘人民子弟兵，重回故乡老区作战，带来了毛泽东、党中央对湖南人民的关怀，让湖南人民重睹当年红军的神威和风采，显示了八路军英勇抗敌、同日伪军浴血作战的精神，在湖南人民革命斗争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下支队先后在平江、岳阳、临湘、湘阴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日伪顽军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战斗，收复了一些失地，重挫了日伪顽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南下支队代表着毛泽东、党中央和八路军的形象，扩大了革命的政治影响。南下支队所到之处，一路传播革命火种，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各地尤其是湘东北、湘中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日后湖南党组织的大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延安重逢的任弼时和王震，一致认为在胡宗南几十万重兵包围下的陕甘宁边区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目标，连续征战的三五九旅缺员较多，而边区人口稀少，兵源有限，不足以适应将来的西北战场进行战争的需要。他们在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回到延安后不久，就共同商议派人向华东解放区去扩军，组建一支新旅，回西北以备作战。
任弼时向中央报告这个建议并取得同意后，亲自给华东解放区的负责人陈毅写信通报了这个意见。1947年2月，新的部队完成建制，全旅达11000人，辖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这支部队后改称独立第六旅，和三五九旅同属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转战在西北战场。
解放战争期间，任弼时留在前委，随同毛泽东转战陕北，负责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作为中央机关直属支队的司令员，为了确保党中央、毛泽东对全国战局的掌握和指挥，保障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任弼时带病坚持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辛劳。
王震也没有离开过西北战场，他先后担任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他率部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1948年2月，率部取得宜川大捷，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虽说同在西北战场，但在戎马倥偬当中，任弼时和王震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每逢西北野战军的捷报传来，任弼时都为王震取得的战绩倍感高兴。
1949年3月，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王震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王震主动请缨率部进军新疆。散会后，任弼时与王震又作了长谈，勉励他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没料到，这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同年5月，王震率部解放了咸阳、武功、扶风、岐山、蔡家坡等地，并击退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合反扑。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7月，他参与指挥扶眉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胡宗南主力4个军43000余人。后克天水，取西宁，解放了青海。9月，率一兵团二军，由西宁挥师北上，翻越祁连雪山，直插张掖，解放酒泉，直逼新疆，促使新疆和平解放，为解放大西北、巩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为党和人民操劳过度的任弼时因病情严重不得不按中央决定停止一段时间的工作，休息养病。1949年12月上旬抵达莫斯科进行治疗。1950年5月，归心似箭的任弼时病情略有好转便决心启程回国。不幸的是，由于病情恶化，任弼时于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
远在新疆的王震闻讯十分悲痛，挥泪写下长篇悼念文章，深情地追忆了他与任弼时的相识及在其领导下共同战斗的经历。在以后的岁月里，王震又多次撰文怀念任弼时。1989年，年近八旬的王震回到湖南，参加了在汨罗弼时故居前举行的弼时铜像揭幕仪式，以老战友、国家副主席的身份亲手为铜像揭幕。在揭开披在铜像身上红色幕布的那一刻，王震似乎又回到与任弼时并肩战斗的火红革命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