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山，就想起了树木；看见河水，就想起了渔船；看见童年，就想起了妈妈。这种触景生情的人生体验，常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调动了太多的情感，而这些正是使你的演讲能声情并茂的关键。
在某些场合，也许人家的一两句话就将你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这时，你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对刚刚说过的话懊悔不已，是不是为了寻求退路而焦躁不安？其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只是有些人能够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将说话的方式改活，从而绝处逢生，走出窘境。
1讲点艺术效果佳
提问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性的学问。你的问话是否具有艺术性，或者说艺术性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你提问的成败。奥琳埃娜·法拉奇就是具有问话艺术之人的一个典型。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生于1930年，少年时期曾在医科学校就读，6岁起给报纸写稿，1950年20岁，正式踏入记者行列。几十年来，她写了许多政治人物专访。由于她思路明晰，言辞锋利，善于寻根究底，富有活力，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西方，“法拉奇式的问话”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她本人也自豪地称自己为“政治访问之母”。
她采访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提问上，这一点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口才提问艺术也具有很大意义。其中有几个主要特点：
（1）开门见山，直指要害
法拉奇在采访提问题时喜欢开门见山，新闻发言言简意赅。她说：“我的秘诀是开门见山，把气氛打开。例如我去访问霍梅尼之前早就知道他是个独裁者，于是我一见面就说：‘我要告诉你，先生，你是伊朗的新沙皇……’”在大量调查研究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等材料后，她总能敏锐地发现人们最关心而又尚未澄清的问题。她不会为讲礼节而不敢尖锐提问，她不会因怕对方难堪而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1979年9月，她前往伊朗采访宗教领袖霍梅尼。谈话时，霍梅尼多次表示不愿意把谈话继续下去，法拉奇却深知这是个难得的采访机会，坚持把问题提完。下面摘录的片断是他们在讨论伊朗国内是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一段话：
法：有一个案子，是个18岁怀孕的姑娘，几个星期以前她因和人通奸在贝希夏被枪决。
霍：怀了孕的？造谣，造谣……在伊斯兰教里，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在伊斯兰教里，我们不会枪决怀孕的妇女。
法：这不是造谣，教长，所有伊朗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新闻，电视上还举行了辩论，因为她的情夫只罚了一百鞭。
霍：如果确有其事，那说明她是罪有应得。关于细节嘛，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女人肯定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去问判处她罪的法院吧。别谈这些事情。我累了。这些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法：那么让我们说说库尔德人的事吧……
接着，法拉奇顺水推舟把话题引向另一个内容。霍梅尼匆匆回答了几句后，再一次表示——
霍：够啦，我对这些事讲得够多的了。
法：那好吧，教长，让我们谈谈国王的问题……
话题又被她轻轻转过去了，经过十多个回合后，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法：霍梅尼教长，你曾经饶赦过什么人吗？你曾经怜悯过什么人，同情过什么人吗？既然我们谈到这一些，那么，你曾经哭过吗？
霍：我哭，我笑，我难受。你以为我不是血肉之躯？至于饶赦嘛，我赦免了伤害我们的人中的大多数。我对警察、宪兵、许多人进行大赦……好了，够啦，我累了，够啦。
法：对不起，教长，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法拉奇的提问真像一根根藤蔓，紧紧地附在被提问者身上。不管对方如何厌烦，但她仍然缠着，绕着，毫不放松。须知道，这种不断追问的提问方式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用的，因为那样会引起答话者的反感，使谈话继续不下去。可法拉奇这次属于例外，她采访的这位领袖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对她多次提出的采访请求均表拒绝。即使最后终于同意，也让她等待几个月，才使她得到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采访机会。所以采访时，她“不得不使尽一切心机使他们能给我比半小时、一小时更多一点的时间”。这种韧劲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在十分明确自己的使命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
（2）善于抓住对方自相矛盾的言论
将对方说的话前后对照，一旦发现自相矛盾，要联系其前言后语，抓住不放，并巧妙地当场要对方作出解释。
在采访一些善于玩弄政治手段的人时，她不是孤立地记录每一个问题，而是把对方的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决不允许那些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话存在。而法拉奇总是判断非常敏捷，从不让被采访的对象有机可乘。她善于捕捉自相矛盾的话并提出来，请对方解释，并把前言后语一齐记录在案。那么，不但把采访对象的观点，而且连人格的优劣也一起介绍给读者了。
下面是法拉奇与卡扎菲一段对话：
法：从你与那个沾满鲜血的罪犯阿明的友谊说起吧？（阿明是前乌干达的“元首”，1979年4月被推翻逃到国外，曾在利比亚居留，他被人称为“希特勒”）人们问：卡扎菲上校怎么和这样一个人做朋友呢？
卡：这又何足为奇？关于阿明的一切消息都是虚假的，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结果……你们西方人什么都搞不清，你们不应该反对阿明，应该谴责占领乌干达的尼雷尔（坦桑尼亚总统，曾派军队帮助乌干达人民进行推翻阿明的战争），应该谴责法国，因为正是它现在占领着中非共和国。
法：我再说一遍：你既然自称是权利、自由和革命的捍卫者，怎么能够同阿明这只猪讲友谊，并提供庇护呢？而且，你为什么不帮助乌干达除掉阿明，反而帮助阿明，用恐怖来统治乌干达呢？
卡：难道过去和现在我有这样的权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推翻它们的政权吗？我不是刚刚对你说过，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受到审判吗？
法：那么，现在已经到应该提醒你的时候了，在帮助被压迫人民的借口下——这些人民只是得到你的帮助之后才受压迫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你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例如乍得。
卡：乍得人民正在反抗法国军队，为了支持反抗法国军队的乍得人民的斗争，我们有权干预。当尼雷尔带领他的军队进入乌干达时，我们同样有权反对尼雷尔。
法：请原谅！上校先生，最初你说，你没有帮助乌干达人民赶走阿明，因为你无权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然后，你又说，你愿意帮助乍得人民，因为你有权干预。你最初说的一面，然后你又说其反面。为了便于联系起来，请允许我提醒你，在坦桑尼亚开战之前，你已经站到阿明的乌干达一边了。为什么你站在那一边？
法拉奇不愧是个高明的记者，不管卡扎菲如何自圆其说，还是她连珠炮似地提问。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回答问题的人在撒谎，怎么办。怎么说呢？能向他说：“你在撒谎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以的（除非公开的、面对面的对敌斗争）。你可以这样说：“噢，这很有意思，不过我记得你过去（或刚才）说的话与此相比有些出入，我希望能弄清楚。”然后就拿出证据。有的人可能会说：“对了，我的记性不好。”于是开始纠正自己说的话。但有些人却是一意孤行，坚持错误。那么，你不妨把现时的话或搪塞之词记录在案。到需要摆材料的时候，把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让大家去判断孰是孰非。特别在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时，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你不要随随便便称对方为“说谎者”，因为这可能被人说成是诽谤，甚至你会被控告，即使你有了充分的证据而获得最终的胜利，但你会为摆脱其无理纠缠耗费时间与精力，倒不如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3）随机应变，见缝插针
法拉奇在碰到一些不同意的事或观点时，为了采访需要，她能从大局出发，暂时退让；一旦遇上适当的时机，便坦率地、勇敢地表明自己不同的见解，甚至作出勇敢的反应。
她采访霍梅尼时，为了尊重宗教的习俗，违心地穿上伊斯兰妇女的装束——身披长纱，把全身盖得严严密密。她从内心对这种以宗教名义实行强迫命令的做法极为不满，但为了顺利采访她还是穿了。可是在与霍梅尼谈话时，她却有意在讨论妇女权利的问题上把服装问题挑了出来——
法：譬如说，这片他们要我披上来见你的长纱，这片你坚持所有女人都必须披上的长纱。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强迫她们掩盖自己，全被捆在那些不舒服而且怪诞的服装里面，让人工作和行动都感到不便？然而甚至在这里，妇女们都表明她们和男子是平等的。她们和男子一样战斗、坐牢、受刑。她们在革命中也尽了力。
霍：对革命作出贡献的妇人，过去是、现在也是那些穿着伊斯兰教服装的女人，而不是像你那样穿着讲究的女人，毫不遮盖地到处转，在身后引来一串男人。涂脂抹粉，在大街上显示她们的头颈、头发、身段的女人并不和国王进行斗争。她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她们不懂得如何成为有用之人。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她们显露自身并把男人们弄得神魂颠倒、意马心猿，然后她们甚至把其他女人也弄得神魂颠倒、意马心猿。
法：教长，这不是事实。不管怎样，我在说的不止是一件衣服，而是它所代表的东西。也就是说妇女被隔离的状况。革命以后，妇女们又被抛进隔离的状况中去了。我指的是这样的事实。譬如说，她们不能和男的一起在大学里学习，不能到海滩上去或是和男的一起游泳，她们必须在另一个地方下水，要披上长纱。顺便问一下，披上长纱，你怎么游泳啊？
霍：这你管不着。我们的风俗你管不着，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教的服装，你没有必要穿上它，因为伊斯兰教服装是为贤淑的少女准备的。
法：教长，良承美意。既然你说了，我现在就要脱掉这块可笑的、中世纪的破烂货。好了，把它脱了……
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法拉奇从不愿穿这种衣服到穿上，再到脱下的几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表现她的机智。虽然她是个提问者，但从提问中处处抓紧时机，坚持自己的观点。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穿这种衣服并非单纯一个风俗问题，实质是妇女与世隔绝的地位未得到根本改变。
法拉奇采访时在运用开场白的艺术也很有独到之处，对霍梅尼，她采取尖锐的方式，一下子就把“新沙皇”的结论告诉他。这一说，把霍梅尼“镇”住了，本想大动肝火，但却不敢对一个外国记者发作，硬着头皮谈下去。
（4）故意引起反驳
法拉奇的提问并不总是为解决疑难而提出的。有时，她对对方的观点已经事先清楚了，但对方在谈话中模棱两可甚至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法拉奇就巧妙地提出一些问题去通过对方反驳自己，从而使那些隐藏着的观点鲜明地突现出来。不管她内心多么反对对方观点，决不会自己说出来代被采访者说话。
试看她与卡扎菲的另一段对话：
法：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我不会忘记，希腊独裁者帕帕多波勒斯也谈革命，而皮诺切特和墨索里尼也干革命。
卡：如果革命是由群众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人民的革命。甚至，革命是以群众的名义由别人主使的，这仍然是革命。
法：1769年9月，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政变。
卡：对！可是，以后它转变成了革命……今天，在利比亚实际上只有人民当家作主。
法：是这样吗？怎样解释人们到处只能看到你的照片？甚至在过去的天主教堂，现在作为货栈的房屋下也布置着你穿军装的巨幅照片？在我们的旅馆里，甚至有出售中间绘有你肖像的银盘子。
卡；我有什么办法？人民愿意这样做。我应该做什么，阻止他们？我能够禁止他们？
法：呵，可以的！你可以的。你禁止过许多事情。除了禁止，你没有做其他什么事情。因为你欢迎这件事，就不想阻止对你的个人崇拜。为什么电视中不停地唱赞美你的歌曲？你见过那些举起他们的拳头，高喊“卡扎菲！”“卡扎菲！”的发出尖叫和狂吼的群众吗？
卡：我能够做什么？
法：在童年，我经历了对于墨索里尼的同样的场面。
卡：……人民爱戴我……
法：既然人们这样爱戴你，为什么你还需这么多的护卫呢？在到达这里以前，我曾三次被武装的士兵截住进行盘查，好像我是一个罪犯。在进门的地方甚至还有一辆炮对准大街的装甲车。
卡：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是兵营。
法：对，可是你为什么住在兵营里呢？
卡：我的大部分时间根本不是在这里度过的。可是，在你看来，这些防卫措施是为了什么？
法：因为你害怕被谋杀。的确，有些人曾经多次企图谋杀你。
你看，法拉奇在这串串妙语连珠的提问中，其实表明了多么鲜明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