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有两条思想路线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儒家无名作者们所著的《易传》。冯友兰认为，阴阳家与《易传》一开始是彼此独立发展的，阴阳家的代表作有《洪范》和《月令》，强调五行而少提阴阳；《易传》却相反，强调阴阳，对五行则只字不提。后来这两条路线才互相融合，到了汉代融合趋势更加明显，司马迁的《史记》索性把他们合称为阴阳家，不再（或不能）区别开来。关于阴阳家的起源，冯友兰认为是出于周朝时的方士术数。阴阳家解释自然事物时，力求诉诸自然力，建立因果关系的链条，体现出科学实证思想的萌芽，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
术数
中国古代的术数混杂着科学与巫术的因素。在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哲学流派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
在《墨子》书里有一个故事：墨翟要往北边齐国去，遇见一个看日子吉凶的人。这个人说，天帝今天在北方杀黑龙，先生的脸色是黑的，不可以往北边去。墨翟不听他的话，还是往北边走。到了淄水，过不去，又转回来。这个看日子的人说：我就说你不能往北边去。墨翟说：淄水不能过，南边的人不能往北边，北边的人也不能往南边来。这些人的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过呢？照你的说法，天帝于甲乙日在东方杀青龙，于丙丁日在南方杀红龙，于庚辛日在西方杀白龙，于壬癸日在北方杀黑龙。这样一来，天下人的行动岂不都要受到限制了？
“看日子的人”赖以糊口的就是方术，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手艺”之一。它从原始部落的破草棚里走出来，穿越历史的隧道，到现代大都市里定居下来，实现了“农转非”；有的还漂洋过海，“脱亚入欧”了。听说法国足球国家队守门员为了少丢球，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做顾问，一心钻研球门边放置运动包的最佳方位。一般的方术，如占星、骨相之类，往往中西都有，惟独“风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倘若跟在指南针后列为“第五大发明”，说不定也当之无愧，颇可增强民族自豪感。
方术发展到汉朝，理论更加繁复，分工更加细密，被称为“术数”。冯友兰说：术数“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做了一些基本上是歪曲的解释，虚构了一个宇宙图式，其中大部分是宗教、巫术，但是其中也有些科学的成分”。这种态度不可谓不客观，但要执意区分出其中的“科学”成分、“宗教”成分或“迷信”成分，却殊无必要。科学、宗教或迷信都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文化的约定或假设，既无明确的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我们来说，把术数放回到它自身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同情地了解它的内涵和意义，这比什么都重要。
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术数略》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术数有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与形法。天文是观察星象，推断吉凶。二十八宿，五星日月，一言不发地悬在孤远的天际，好似在冷眼觑着人世间，其实心肠热得发烫，随时准备奖赏或惩办地上的子民。所以子民们得留心他们的脸色。历谱，包括历法，历史年代学，还有算学。把这些高明的技术运用到平常日用之中，就是关于良辰吉日、凶灾之时这类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故事。一直到现代，民间印刷的历书中，还掺杂着许多这样的巫术禁忌。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它们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不仅如此，它们还以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左右着历史的进程。蓍龟（或卜筮）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筮”是巫官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卜”则是巫官在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事情的吉凶。至于杂占与形法，是指看风水的方术，后者还包括看相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所有这些方术，包括了某种共同的东西——一种超过常人理解的卓越之“术”，即所谓“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
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发展出来一个哲学流派，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或称阴阳家。这些阴阳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学问非常庞杂，其中固然有现代人嗤之以鼻的东西，也不乏深邃高明的见识。从《三国志》开始，历代史书都要专列方士传，可以想见阴阳家同样“江山辈有才人出”的。古代天文学就主要出自阴阳家之手，其成绩之卓著是有目共睹的。张衡名气太大，以致人们忘了他的职业名称：阴阳家或术士。中医基本理论也主要来自于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医认为宇宙是个大阴阳，而人体则是个小宇宙，是个小阴阳。人生病了，说明他身体内的阴阳失衡，或者是阳气旺、阴气衰，或者是阴气旺、阳气衰。中医所配的药，每种阴气与阳气含量不一样。病人通过吸收药材中的不同的阴气与阳气，从而恢复体内的阴阳平衡。
阴阳家学说在古代民间社会深入人心，在群众中颇有点影响。统治者会把一些所谓“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伎巧而必蹈于礼”的阴阳家招安，为政府服务，然而民间的那些人依然可能是隐患，把他们的超人魅力和能力向反权力的方向发挥。曹操曾经把善于术数的方士集中监禁在魏都，他的解释说：“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
《洪范》所讲的五行观念
阴阳家企图用五行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统一的整体。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冯友兰认为，五行观念、阴阳观念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中国古人相信，宇宙的时空结构之内的几乎所有现象，从斗转星移、春秋更替，到王朝兴废、天灾人祸，都可以用五行观念来说明。五行观念最早出现于《书经》中的《洪范》篇。据说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问统治国家的“大法”（《洪范》）。箕子作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洪范”。文章开篇就说，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好，惹恼了上帝，因此得不到大法。禹治水成功，感动了上帝，天恩赐给他这个大法，大法共有九条，称为九畴。后来人又附会说，上帝叫一个大龟在洛河里现身，背上有文字，就是这个大法，称为洛书。
九畴就是九个范畴，五行是其中的一个范畴。《洪范》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的五种物质元素，五行不仅能说明自然界的构成，而且也能说明一切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可见《洪范》的作者已经具有朴素的天人感应观念，他们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影响，而且在性质上也相通，都可以用五行观念来说明。比如，就自然现象说，《洪范》认为有所谓的五种“庶征”：“曰雨，曰旸（即晴），曰燠（即暖），曰寒，曰风”，其中雨属水，旸属火，燠属木，寒属金，风属土。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社会行为上有所谓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这五事各有其应该遵循的标准：“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面容要必恭必敬，言辞要非常委婉和顺，耳要聪，目要明，心思要通达敏睿。合乎标准地行五事，当然自有妙用：“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这里“肃”属水，“乂”属火，“哲”属木，“谋”属金，“圣”属土。这样定性有什么根据，我们留给博士们做论文去吧，现在我们只需明白一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以及精神现象，都通过五行的联系，一一对应起来了。由于同类的东西具有共同的性质，就可以做到互相感应。根据《洪范》的说法，君主的谨肃（肃）可以使雨得其时（雨），不致连年抗洪抢险；君主有条理（乂）可以使晴得其时（旸），免得土地和人同成焦炭；君主的明智（哲），将随之以及时的暖和（燠）；君主的谋略（谋），将随之以及时的寒冷（寒）；君主的圣明（圣），将随之以及时的风（风）。总之，君主英明，天下就风调雨顺，黎民安居乐业。反过来说，君主猖狂会带来连绵阴雨或滂沱暴雨，君主越礼会招致毒日当头地面干裂，君主的逸乐将随之以高温，君主的急躁将随之以酷寒，君主的愚昧，只有让狂风来扫除了。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论。
《洪范》主要是用五行观念来解释天人感应论的，但用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元素来说明自然的有形之物，还说得过去，可人类社会的无形之物，怎么也让五行附体了，就颇令人费解。即便自然和社会是同一类元素构成的，它们何以就能相互感应、统一，也缺乏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后来有两种学说解释了天人感应的原因。一种是目的论。它认为君主方面的恶行，使上天震怒。这一震怒非同小可，比帝王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吓人多了，结果就是山崩海啸这类异常的现象出现，算是上天给君主敲了一个警钟。这种说法倒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要警告皇帝，却拿百姓撒气，算什么好汉呢？有种的在宫廷里闹闹瘟疫什么的，祸及帝身，不是灵验得多吗？或者天子真是“上天之子”，上天下不得手，然而这样徇情徇私、草菅人命的上天，我们老百姓还能指望得到公平吗？
另一种是机械论。它认为君主的恶行会自动造成自然界的混乱，因而机械地产生异常现象。整个宇宙是一个时钟似的机械结构。一个齿轮出了毛病，其他齿轮也必然运转不灵。前一种说法把灾难之手归于上天，上天动手是受了皇帝的气，算是一种正当防卫。这里的说法则相信，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手，就是皇帝的罪恶的手，账簿分明，赖账不得。就前一种学说来讲，是一种有神的目的论，它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天神，主宰着自然与人世间的一切。历代封建君主用这种天人相通的道理，来标榜自己是“奉天承运”的；一些官员则利用天意的威慑力来约束君主的政治权力，防止它向极权主义制度转化。他们对天意的解释，谁对谁错，只有天知道。这种神学化的政治观念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效法和尊奉，然而也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君主并没有因为头顶上的那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神圣的天意，而对自己糜烂放荡的生活行为、为所欲为的政治野心与妄图凌驾于律法之上的极权意识，有丝毫的收敛。毕竟中国古代君主是万人之上，一神之下。古代君主对于天意、天神的信仰，是人主观内在的心理需要。这种内在的信仰（如果能称之为信仰的话），尚停留在原始的先民信教阶段，没有形成全民的成熟的宗教系统，很难形成道德与规则自我约束的社会氛围。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缺乏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君主滥用权力招致恶果，现实的政治体制不能予以相应的制裁，而仅仅靠内在天意的自我忏悔，自我惩罚，这在绝对权力面前，是弱不禁风的。
《月令》的世界图式
阴阳五行家以传统的术数为资料，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用以解释他们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们由此虚构了一个架子。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空间的架子，也是一个时间的架子，总体来说，是一个世界图式。
《月令》是阴阳五行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它用五行观念来说明宇宙的时空结构，同时还用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来解释宇宙运动的原因。
《月令》最初见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每一纪里的第一篇专讲某一个月的天文、气候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农业生产所宜做的事情，以及统治者在宗教政治方面所应有的活动。十二月纪有十二篇，综合起来，就成为一年十二个月的月历。汉朝人把这十二个月的月历编入《礼记》，称为《月令》。
《月令》牵扯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首先处理的就是宇宙的时空结构问题。它把时间上的东西和空间上的东西配合起来。在时间方面，一年有春、夏、秋、冬这四时，在空间方面，有东、西、南、北这四方。把四时和四方配合起来，春配东方，夏配南方，秋配西方，冬配北方。在一日之中，上午太阳从东方出来，人们会感觉到舒畅清爽，心中充满希望；到下午，太阳在西方落下去了，人们就感觉到暮气沉沉，要收拾东西准备过夜了。古代的人认为春季就有似于一天的上午（所以谚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秋季有似于一天的下午。而且春天东风和暖，秋季西风微寒，所以把春季配东方，秋季配西方。中国处在地球赤道以北，往北走越来越冷，往南走越来越来热。所以，阴阳家就把夏季配南方，冬季配北方。冯友兰认为，这样的配合，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于地理区域和气节变化关系的认识。因此这种时空关系是否适用于南半球，就有待推广试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