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大陆的今天我们也能举出典型的人物事例，然为生者讳，暂且不表吧。实际上在华人社会，处理政商关系，研究企业家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启发。
目前在大陆，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很成熟的模式。一方面，大陆的企业家本身的规模还比较小。另一方面，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更多的还都处于一些低层次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上，并没有着眼于重大格局的一种同盟关系。在大陆，早年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叫做边缘核心化和核心边缘化。指的是这最近20年，由企业进入到核心的人，大部分都是原来的边缘人口，比如说乡镇企业家，原来的民工、包工头、农民，他们是边缘人群，然后进入到政府核心（政协、人大）。原来在政府核心机关的，转出来下海做生意了，都边缘化了，就是往江湖、往社会底层和边缘发展。
政治家跟企业家之间，还有工商联这个渠道关系，让一些最优秀的企业家，通过这儿跟政府和政治家形成良性的一个沟通；但现在，一些杰出的企业家，比如马云、李彦宏、江南春、马化腾这些企业精英，工商联也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从来不去工商联。所以目前，中国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还没有形成规范化和建设性的一个制度安排。
“混搭”是王
关于政商关系，实际上还要研究和注意的就是民营资本（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关系。现阶段，私人资本很弱小，而且发展时间不长，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国家资本却非常强大。国家资本是跟政权关系非常密切的一种资本形态，是由政权支持和保护的特殊的资本形态，是具有很大特权的资本形态，也是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保护和在价值体系中具有优越感的资本形态。所以这种资本跟弱小的、刚刚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目前政商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目前，这一关系表现为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是补充关系。怎么补充呢？比如电讯是政府垄断行业，你就不能做。国家不垄断的，就是自由竞争的。竞争性行业你可以做，垄断性行业你不能做，所谓补充就是拾遗补缺。还有一个特征，即使是竞争性的行业，也须是国家资本不干的，你才可以干。第三个特征是说，国家资本干不好的，你可以干，只要国家资本觉得能干好的，你都不能干。
民营资本与国家资本的第二个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所谓这个依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国家资本是主，民营资本是从。你要围着它的兴趣、兴奋点转，它要这么干，你就得让，没有它，民营企业也发展不了。为什么呢？大量的资源都在它手里，银行资源、土地资源在它手里，所以你实际上是个依附关系。这就注定了我们的一些行为方式跟别人是非常不同的。
民营资本与国家资本的第三种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稍微进步的关系，叫做混合关系，就是混合经济。在一个企业实体里，既有国有，又有民营，就像万通，就像万科，所有的现在经济形态当中，包括一部分上市公司，国有主导，但也有民营参与，这种混合关系成为最近几年来比较多的一种经济形态。在混合关系当中，大家都比较遵从商业运作的规则。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所表现的这种互补关系也好，依附关系也好，混合关系也好，总之在这些关系当中，民营资本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位置，而国有资本一有政权的特别保护，二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先天就是好人。所以，在经济发展和交互关系当中，尚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举一个例子，早几年我们收购一个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报批的时候，它有一个潜规则，拖了我们好长时间，那就是你民营收购国有，它就算是亏损企业，你也得溢价10%，因为它不承担政府责任，你要不溢价，用正常价去买，或评估的价值去买，有人会说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报批的时候，对方会明说，你不溢价我没法批。当时我们问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承担这个责任。谁知道你们怎么评估的，万一到时候你们弄错了，你占了国家便宜怎么办？”而盈利企业要上浮15%~20%他才会批。所以，我们收购这个公司，等于我们多给了这部分钱，才能报批。
结果审批时间达两年多，在这两年多里头，如果使目标公司净资产增值很大，又麻烦了，你收购他批了两年，而你把公司弄增值了，他反过来还要把你后来这两年增值的钱要回去，你就还得给他。所以造成我们在实际收购以后，两年没敢干事，为什么？一干事，一增值，又得重新去批，他还要上浮，你不知道再给多少钱，你再继续耗的话，他又给你耽误一年，你还得去不断增值。而且这期间，如果说企业干坏了，在他批准期间掉下来了，他不减价，你还得如数给。就这样，我发现了民营与国有两种资本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有优越性，永远不能赔钱，永远不能亏损，永远不能流失。
由于出让国有资本是这个样子，那私人资本就必定要吃亏，必定要流失，否则这个事情怎么能成立呢？所以，我们在讲保护国有资产时，民营资本自身的身份地位很尴尬。这几年国有资本、国有经济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但是，民营经济也承担着大量的就业和税费。
如果长期下去，不能够解决好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公平对待，私人资本不能够很好地发展时，国有资本就会退回到原来的独家垄断，最后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所有的改革和进步，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这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目前国有资本跟私人资本确实存有这么一个现状。为什么积极推动万通的混合经济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看到了，最后必须混合经济，除非你就跑到境外上市，完全是私人资本，就像碧桂园，那就是私人资本。只要在大陆，没有一个私人资本力量能做到这么大。所以我觉得需要特别地意识到和认识到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德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也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万通近三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就算一个案例。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湮没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与政府用金钱来角力。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呈逐渐上升之势，国家已经明确7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认养“立法委员”
关于台湾地区的政商关系，我讲一个故事。我4年前去台湾，台湾建筑工会的理事长坐车来接我，从台北接到台中，用的是辆面包车。我当时琢磨，一般都应该小车接的，怎么用面包车接？但是确实那车开得很顺，一路猛跑，没遇到任何麻烦。在路上，我忍不住就问他，“为什么跑这么快，不怕抄牌吗？”他笑着说，车是“立法委员”的车（他们家一亲戚是“立法委员”），车前头有一个牌子，这车没人敢拦，但“立法委员”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不能配备豪华轿车，所以一般都是面包车，有时候选举也要用。所以，“立法委员”有很大的特殊性，“立法委员”跟企业家之间有一种“认养”关系。他说在台湾，一个企业家要认养一些“立法委员”。认养费大概得2000万台币（约合500万人民币），就像我们现在认养孩子一样，认养以后，这些人会在“立法院”里面替你说话。“立法委员”通常会有一些豁免权，就像我们的人大代表有司法豁免权一样。
我对此颇为好奇，就跟他讨论很多有关选举的事情。他讲到，在台湾，他很忙，有几次大陆开会，我们邀请他了，他没来，为什么呢？他说他要参加选举，选举时，一方面他必须在场，因为他兼了大概有几十个商会、理事会的头衔，他为什么要兼这么多呢？他说，兼得越多参加的活动越多，这些团体的选票就在我手里，那些政治家就得求我。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来跟我吃饭，如果我要支持他，那我就把这些理事会，底下这么多社团都动员起来投票。
另外一次我们在台中吃饭的时候，他公司有一个餐厅，他让我坐在主位上，他说，陈水扁曾经到他这儿来募捐，就坐在这个位置吃饭。陈水扁为了竞选，会专门跑过来跟他吃饭、照相，因为他代表这么多社团。最近我也老问到一些台湾的企业家，他们在选举期间会怎样应对。他们一般采取两种态度，很有趣。一种是必须要参与，必须要压赌，比如说马英九和谢长廷，前者是国民党，后者是民进党，他说我都得压，压了以后呢，还得让对方都感觉到，我只是支持你、压你，而对竞争对手，我没有压。他说这个就很难，难在实际都压了，但是明确告诉对方你就压了一个。
实际上，竞选的候选人心里也明白，知道企业很难，所以大家就这么磨叽着走，互相都心知肚明，不捅破这一层。所以他说，大概每一次选“总统”，一个人总得压个三四百万。另一种态度就是躲，躲选举。因为选举太多，有“立法院”选举、市长选举，还有“总统”选举，都要赌，负担太重，所以一些台湾企业家一到选举的季节就出国，或者“生病”，躲起来，躲摊派。台湾在选举上企业怎样把钱给政治家，有一套游戏规则（潜规则），不像日本、美国都有法律明确规定通过什么渠道、怎么给。所以他们都是私下里给，表面上有一些限制，但私下里给的非常多。这些政治领导人，拿了这些钱，又去通过地方角头（角头就是地方实力人物，或者黑社会大哥）帮他来选。这是台湾目前企业界跟政治家相处的一种关系方式。
但即便认养和压赌，政治人物也很难面面俱到、一切都摆得平。我见到另外一个台湾的大家族的老板，他说，他们家处理的方法，就是四个兄弟，每人压一头，一个兄弟压民进党，天天跟民进党混，不跟国民党混；一个兄弟压国民党，天天只跟国民党混；一个是专压大陆的；还有一个压美国，在美国留洋，然后在美国做事。他们家现在如鱼得水，而且四兄弟都很专业化。我见的就是压大陆的，守着大陆已经快20年了，倒也真的顺风顺水。
所以，在这种政商关系下，企业界实际上很烦恼，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些故事说明台湾的政商关系事实上已经由威权统治时由政权来分配资源和决定企业的行为模式，改变成为政权、企业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三方面共同来游戏和分配这些资源。这就是台湾人均GDP在15000美元左右时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