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告密，简单地说，就是告诉秘密，就是把甲的秘密告诉乙，或把乙的秘密告诉甲。告密者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职业告密者，在这种情况下，告密是一种自觉行为；一类是业余告密者，在这种情况下，告密是一种自发行为。
告密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自从有人类以来，告密现象就存在。告密现象的产生，有着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经济人”特性是产生告密现象的人性根源。人是天然的谋利者。这里的利既包括精神方面的收益，也包括物质方面的收益。同时，人既追求绝对利益的增加，也追求相对利益的增加。绝对收益主要是指个人收益的绝对量的增加，如货币和财富的绝对增加等。相对收益主要是指个人相对效用的增加，这主要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收益的比较上。如甲的收益不变，乙的收益减少，这时甲绝对收益没有变化，但相对收益增加；而乙既减少了绝对收益，也减少了相对收益。告密可产生两种收益：一种是绝对收益；一种是相对收益。有些告密者，总会得到一笔收入或酬金，这些收入或酬金增加了告密者的绝对收益。有些告密者，尽管告密不能增加个人绝对收益，但可以损害别人的绝对收益，这对告密者而言，会产生一种相对效用的增加。但告密也有成本，如人格的损失、社会信誉的损失以及对方的报复等。社会既喜欢告密者，也不喜欢告密者。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对一个人而言，他总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个人秘密需要保密而不愿别人知道。在具体行为上，一个人总是喜欢别人向自己告另一个人的密，但不喜欢别人向另一个人告自己的密。所以，一个人总是喜欢告密者在别人身旁，而不是在自己身劳。由此可知，虽然有些告密者的告密行为可以受到社会的鼓励，但没有单位或个人愿意接近或靠近他。如美国原安然公司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虽然因为首先揭开了“安然丑闻”而成为美国2002年度《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但从那以后，“风云人物”永远失业了。因为没有一个公司愿意聘用一个告密者。再如中国海南陈少青，虽有“反腐勇士”光环，但其命运之坎坷比沃特金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小小的工商股长告倒了顶头上司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反腐风暴”，但也为自己引来了许多麻烦。相反的例子有，如在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就在训练中遭高年级生残忍作弄以致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了学员们的普遍尊敬。这里麦克阿瑟没有选择告密，虽然损失了一些个人利益，但他也赢得了社会信誉和收益。告密者最终是否选择告密，取决于在特定的个人偏好下上述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若总成本小于总收益，告密者会倾向于告密；若总成本大于总收益，告密者会倾向于不告密。
其次，权力集中是产生告密者的制度根源。权力集中是催生告密者的天然温床。为了充分行使权力，权力集中者总是要使用打击、压制等手段，否则·就不能有效体现权力集中的特点。而为了实现打击和压制的有效性，就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尤其要充分掌握反对者的信息，这时，希望有人告密就成了权力集中者的一种天然需要。
权力集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世俗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是各种专制集权体制。集权体制是催生告密的世俗制度根源。如20世纪，纳粹德国就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据《斯塔齐》一书披露，在两德合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国度，人口仅1700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10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个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人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在斯塔齐浩繁的档案中。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告密者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厉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准制度形式。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朱姓江山的稳固而设“检校”，利用这类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检校”是明代庞大的特务机构的前身，后来朱元璋又设锦衣卫。朱棣在位时又从太监中物色亲信，设置了由宦官组成的东厂。东厂既侦查监视官民，还把锦衣卫也纳入侦查监视范围。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它们作为特务机构而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
一种是神圣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是某一种宗教权力的无限扩张。神圣权力的集中也会催生告密者，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裁判所负有的消灭异端的使命使一大批专门监视别人、告发别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应运而生。在教会的权威不容质询的时代，告密者把无数人告上了异端裁判所，而与异端裁判所沆瀣一气的世俗法庭则执行杀人的任务，把被异端裁判所定罪的人送上火刑架。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中，火刑堆的烈焰曾卷着浓烟在欧洲各地燃烧。
再次，告密现象的产生也有文化上的原因。文化与告密有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告密对文化建设有影响；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对告密有不同催生作用。面子文化有利于告密。面子文化实质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子上是不告密，背后却是告密。面子文化对告密有一种隐性的肯定作用。血缘文化也有利于告密。血缘文化实质是一种圈子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圈子内的人可以告圈子外的人的密，而不是相反。由于社会无非是由大大小小的各种圈子构成，所以，告密对每个人而言，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和自然。另外，平均主义心态严重的国民，其告密的积极性也是较高的。因为平均主义心态会催生嫉妒心态，而嫉妒心态就容易导致告密行为。当对方比自己强或在某些方面有发展时，心里就不舒服，而又不便光明正大反对，这时告密就成了一种行为选择。还有，权威主义心态也容易催生告密行为。权威人格实质是一种两极人格。一极是主子，一极是奴才。当自己是主子时，别人向自己告密就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是别人应尽的义务。当自己是奴才时，自己向主子告密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是主子应有的权利。在这种人格下，一些人告密，其心理就不会产生负罪感和歉疚感，而且有可能产生一种满意感和成就感，因为告密满足了告密者为权威尽义务的行为，也使告密者增加了归属感和依赖感。
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消灭告密者，但可以大大减少告密者。
一是要注重制度创新。制度是告密者的外在约束。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有利于减少告密者。公开减少了秘密，也就减少了告密者。公平和公正减少了人们的失衡心理，这也有利于减少告密者。因为在公平和公正的制度前提下，一方面，大多数告密会成为多余，因为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较好和妥善解决；另一方面，即使产生告密，可能大多数只是一些不怀好意的告密，这种情况会增加告密者的心理负担，这对告密者就是一种约束。
二是要不断进行人文精神的改造。人文精神是告密者的内在约束。人性、诚信和理性的人文精神有利于减少告密者。相反，一个缺少人性、诚信和理性的民族告密者就会盛行。告密是人性的一种阴暗性的表现，实质是人性的一种扭曲，而讲人性的人文精神对告密就是一种抑制作用。另外，告密本质也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但若大家都讲诚信，个人告密也就没有了必要。所以，诚信对告密也有一种抑制作用。另外，理性精神要求“真”和求“真”，而从长远看，“真”和求“真”都不利于告密者。因为若大家都“真”和求“真”，告密也就没有了必要和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