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经济增长会深化社会分工，而分工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分工的深化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提供给人们满足消费的产品会更多，这将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对国民幸福的增加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是分工增加了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二是分工深化增加了人们的学习成本。对一个社会而言，人力资源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分工的细化限制了这一流动性。为了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人们将不得不进行不断的学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分工增加了投资成本。四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商品会越来越丰裕，而商品丰裕会增加人们在选择方面的成本支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数量与品种的增加，这时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将会增大，从而人们选择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增加，这将直接增加人们选择的心理成本；还有，搜寻信息也需要比以前付出更多时间和货币等客观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商品数量与品种的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成本会变大。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人们在选择某一行为时，所丧失的其他方面的机会。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较少时，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丧失的机会也较少；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较多时，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丧失的机会也较多。五是分工会增加人们的精神成本。分工造成了一种人格的片面化和机械化，从而增加了人的一种孤独感与枯燥感。六是分工对幸福水平的影响与分工的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分工还不发达时，这时分工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写道：在分工的不发达阶段，“分工带来的副作用还离我们太远，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和意识到这些副作用的存在。无论如何，只有在分工得到充分发展以后，这种副作用才会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分工已达到很高阶段，但仍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正向作用部分抵消了分工深化所产生的副作用，从而使分工在总体收益上表现为正收益大于负收益，促使分工不断深化和发展。
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许多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共同决定了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程度。
首先，制度是影响国民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是公平的制度体系对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会产生积极影响，不公平的制度体系对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消极影响。不公平的制度体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会更多影响到一个人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民众具有广泛参与权的制度对国民幸福具有积极影响。有关研究证据显示，参与权指数对幸福具有一种统计显著性的积极影响。参与权指数每增加一单位，平均满意度就会增加0．11个单位，报告非常高的生活满意度的人数比例就会增加2．8个百分点。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因为健全的保障制度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保障，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其次，文化也是影响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变量。人既生产文化，文化也生产人。在某种意义上看，人就是一个行走的文化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环境，所以不同国家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幸福观。知足常乐的价值观是提高幸福度的积极因素，而无穷的贪欲只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另外，严重的平均主义心态与嫉妒心态也是幸福的天然杀手。
再次，人口比例的变化对国民幸福也会产生影响。一是不同年龄人口比例。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年龄与幸福之间是一个U型关系，也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幸福。此结论是否准确尚待进一步探讨，但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幸福观肯定是在变的。二是性别比例与种族比例构成。有关研究表明，人口中性别构成、种族构成都会对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高有一定影响。例如，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幸福时发现，妇女所报告的幸福水平要比男人高一些；黑人不如白人幸福等等。三是疾病人口比例的变化。由于幸福与健康有紧密联系，所以，疾病人口比例的上升会直接导致国民幸福水平的下降。四是婚姻人口比例的变化。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群居动物”（social animal）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拥有朋友、伙伴、亲戚以及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有所贡献。亲密关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具有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亲密关系不仅一定程度满足了一个人的精神需求，也具有增加一个人物质收益的重要功能。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时间的实证研究与调查也显示，婚姻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如Diener等人的著作，2000年）。但存在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研究也表明，虽然单身男人和单身女人没有那些已婚夫妇幸福，但差距有缩小趋势，这可能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五是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变化。良好的教育背景未必就是幸福的保证，但良好的教育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与应付生活，因而可以提高满意度。
第四，环境因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既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心理健康。反之，则反之。
第五，社会转型因素。一是转型会导致秩序稀缺；二是转型会导致价值迷失。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人们的幸福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第六，个人因素。个人幸福不仅取决于外在条件，也取决于内在偏好。偏好既是实现幸福的阶梯，也是走向痛苦的门槛。一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上述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
另外，国民幸福水平也会对经济增长及其他影响因素产生一定反作用。因为幸福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效率，从而也对经济增长有利。同时，幸福水平的提高，对婚姻的美满、身体的健康、社会的秩序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水平具有一定的双向互动性。一方面，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共同决定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水平对经济增长等因素具有一定反作用。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提高国民幸福水平，同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条件。所以，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不仅具有终极目的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手段意义。第一，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要对社会建设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我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第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协同推进。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要更加关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制度建设要立足于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公平是基础，效率是主导。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公平与效率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第四，要适时适地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第五，要坚持科学发展，重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第六，以人为本，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第七，大力发展教育。第八，建立更加公开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第九，保持好社会的稳定。第十，立足于国民幸福度，积极构建和推广更加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