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营川一带驻有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部设在彭家堡，前卫连驻守在杨郎，距我阵地很近，敌我双方的哨兵面对面站哨。每当我哨兵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就让我哨兵过去一块儿聊天，有时还一块儿打纸牌。六月二十七日傍晚，我陪着朱瑞主任、刘源部长到东北军阵地前察看。朱瑞主任看到东北军士兵，便对他们说：“东北军兄弟们，这里没有日本鬼子，要打回东北去，千万不要为蒋介石卖命，自己同胞不要互相残杀……”他们都静静地听着，不时还点点头。
六月二十八日，朱瑞主任又把我找去，对我说：“忠渭，带个把人去那边找白风翔（东北军骑六师师长）谈一谈，看看他是个什么态度。”当我带着警卫员通过东北军阵地时，士兵们都围拢过来观看。我对他们说：“中国入不要打中国人，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当快到他们师部时，白师长的副官让卫兵把我和警卫员都捆了起来，并蒙住眼睛，副官向我解释说：“这里有特务，委屈你们一下，这是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白师长欢迎你们来。”到了师部，白师长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来。”我说：“我代表毛主席、彭司令来见你。红军正在七营川，贵军也在这里，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白师长说：“好！好！老早就不该打内战了。我们丢掉了东北，跑到西北，有什么意思！我是东北辽宁省人，我要抗日，打回东北去。但是，现在国民党特务监视得很厉害。”我们谈得很顺利。我向他转达了红军关于互不侵犯，抗日救国的意图，白师长答应支持我们的抗日救国行动。天黑了，白师长派人把我们送回驻地。
这次会见后，东北军骑兵六师十六团于七月一日撤出黑城镇，驻到彭家庄附近。我团奉命进驻黑城镇。
刚过几天，东北军骑兵六师态度有变，八日晨派部向我三营驻地发动进攻。我军全力反击，歼灭其两个连，捉到不少俘虏。但我们又把这些俘虏全部送了回去，连他们丢失的五千发子弹和三个马鞍子，也都找到送了回去。
正当我们在七营川一线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的时候，接到上级通报，红二、四方面军在松潘、包座一带歼灭了胡宗南第四十九师一万多人，已突出包围，正向甘南开来。同时，命令聂政委率红一师，火速前往西兰公路，打开个会合战场，尽速与二、四方面军会合。广大指战员听后，都为二、四方面军取得的胜利高兴万分。
八月十五日，我同阮金庭团长赶往李家嘴参加师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陈赓师长向我们作了具体布置，由聂政委亲自指挥特别师一团和十三团，相机夺下会宁，在西兰公路上打开会师的战场；三团单独行动，进到静宁县兴隆镇，派便衣深入至通渭，迎接二方面军北上。在这一带，我们要做好同敌人打恶仗的准备。当然，我们力争不打，或会师后再打，但敌人要进攻就得狠狠地打。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力争迅速同二、四方面军会师。全师各部队要努力做到：一、宣传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伟大意义。二、准备衣物支援二、四方面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要特别注意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要同等相待，不能鄙视。做坏事的只是张国焘，如他承认并改正错误也要欢迎。三、做好工作，各级领导要做团结和遵守纪律的模范。
九月五日一方面军在吊嘴镇召开一、十五军团连以上积极分子会议，杨尚昆主任主持会议。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军西征击败“三马”军阀，开展了同东北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二方面军贺、任、关首长积极北上，促使了四方面军北上，将要实现三个方面军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局势要起变化，同张、杨将军统战更有希望。我们要扩大陕甘宁边区版图，更好地建设边区，积极备战扩军，加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一致，克服经济困难，发展新形势。陆定一副主任对加强连队支部堡垒作用及回民政策等问题作了指示。
奉上级命令，我团向宁夏南部的兴隆挺进。在兴隆镇东北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住有三百五十户人家的大村庄，叫西塔村。据说此村是全国有名的回民祖宗地，村中的大寺院内有回教大殿高塔。教主名叫马西塔，五十二岁，是一位精明练达的老人。部队进驻兴隆后，我带着毛主席和彭德怀的书信，前往西塔村拜会马西塔，以表示我军尊重回民兄弟的诚意，团结他们一致抗日。
当我们来到村里，说明来意后，马西塔亲自率领教徒和阿訇，夹道欢迎，他还亲自给我戴上回民的白帽子。当我宣读了毛主席和彭总的信后，他们非常高兴，感激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在谈话中，我一再向他们表示，红军不打回民土豪，不没收回民寺院、土地及财产，请他转告回民兄弟，要支持红军反蒋抗日，给红军让路，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驱逐日本侵略者。马西塔原来就怕红军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现在放心了。
这次谈话，，为我军在回民地区顺利开展各方面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九月十八目，朱瑞主任和刘源部长到我团检查工作后，我同他们一起到彭家庄东北军第十八团阵地，同骑兵六师代表汪镛、刘继尧等谈判，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骑兵六师停战协定。这一协定的签订，为我军集中力量，孤立与打击胡宗南、“三马”匪军，扩大苏区和红军，筹备粮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马鸿宾部一个骑兵团从静宁城出发，向兴隆进攻，我仅用一个连就将敌打退，伤敌团长一名，俘虏七十六名，缴获战马多匹，枪八十多支。
西征以来，我团共扩充三百五十六人，从俘虏兵中又补入一百二十人，全团共九百五十多人，还正式组建了一个回民连（第五连，有一百三十五人）。回民战士政治觉悟很高，打仗勇敢，就是生活习惯不同，管理不便。后来全部交予旺堡县游击大队做骨干，予旺堡县委、县政府很满意。
十月八日，陈赓师长、杨勇政委来电说，四方面军于八日在会宁地区与我方面军先遣师一团胜利会师，预料二方面军不日也会赶到兴隆镇。会师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把准备好的三百套军服、三千双军鞋、三百块现洋和二百只羊，集中到一起，作为献兄弟部队的见面礼。十月十日晨，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模范十八师师长刘转连等率领一千八百多名指战员，风尘仆仆地向兴隆方向开来。两军胜利会师的动人情景，是语言和笔墨难以表达的。会师后，我团与模范十八师营以上干部三百多人开了联欢会。我先讲话，代表一方面军热烈欢迎二方面军，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学习。彭参谋长、刘师长也讲了话。他们说：我们在六盘山与一方面军红三团胜利会师，心情十分激动，北上抗日已一年了，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形势会更好，向一方面军学习、致敬！
为保证二、四方面军全部安全通过西兰公路，我团于当晚插到海兰县的打拉池地区，准备打击来犯的胡宗南及“三马”匪部。
这时，聂政委令我带个连将二百只羊、五十头猪、三百套棉衣和五万块现洋送交二方面军首长，随后转方面军供给部。十月十四日在马家堡，我见到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首长。我向贺老总敬了个礼，向他报告专程送交物品的情况。贺老总笑着说：“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回去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总等代我向他们问好。”贺老总见我要走，马上拦住说：“现在别走，等吃完饭我们一道北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不久，胡宗南部和“三马”骑兵跟踪追来，我军在海原地区摆下战场，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致命打击。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三军大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武山
鲁瑞林
[鲁瑞林：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民运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师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武山的鸳鸯、山丹、颉家门、车家川、滩歌等地。在筹粮筹款中，我们曾搞开两个土围子（当地称堡子）和一个红洞子（一个山洞的名子），得到很多东西，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山丹镇成立了区政府、区农会，插了一面镰刀锤子的红旗，公开进行工作。区长是马鸿九，是个党员。区农会主席记不清楚。党员还有车家川一个姓车的（我把名字忘了），有些积极分子填了表，发展为党员。当时发展的党组织（即山丹区委）是秘密的。他们的组织关系，由我们师政治部转到军政治部，再转到四方面军政治部，最后转给甘肃省地下党组织。我们部队北上离开时，公开了身份的三个党员（其中一个是区长马鸿九，其他两个名字忘了）跟上红军走了，两个未公开身份的党员（名字忘了）留下隐蔽起来，党员有多少记不清楚。当时，山丹区政府的成员，我认得的有马鸿九、马世成、马正川、马绪元、马往功等人。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1984年6月9日于北京
（摘自中共天水市委党史办编著《天水党史资料》）
长征路上筹粮
徐国珍
[徐国珍：时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群工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1988年授中将军衔，1993年逝世。]
一九三五年八月，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到达甘川边界的班佑、巴西一带。红军在那里休整了几天，筹集粮食，准备北进。九月初，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进入甘肃境内。我原在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九团任营长。长征进入甘肃前，我已调离作战部队，到一军团群工部工作，群工部部长由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兼任。行军时，我随先头部队行动，为部队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北上抗日的主张。因为我是甘肃人，熟悉情况，开展群众工作有很多便利的条件。
九月十七日，先头部队红二师打下了腊子口，部队翻过岷山，进入岷县大草滩。我们在大草滩休息一天，第二天到达哈达铺。红军到哈达铺后，就在那’里休息、筹粮，进行整编，将一、三军团、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和军委直属队编为第三纵队。同时，给张国焘发了电报，等待左路军北上，并派人修路架桥，迎接他们北进。如果左路军北上，红军就围岷县进行夏洮战役，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等了两三天，张国焘回电，决定左路军南下。于是，陕甘支队即继续北进，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
哈达铺是个比较富足的小镇，是回族和汉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约有几百户人家，有几家店铺，也有些从外地来做生意的。我在那里认了一个秦安老乡，是个做生意的，我就住在他那里，他为我做干粮，煮鸡蛋，待我很热情，还给我做了棉裤和衬衣，但是我那时没有发展他入党或参加红军。我在哈达铺只发展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被鲁大昌杀掉了。我们在哈达铺筹集了大批粮食，主要是用银元买的；同时，还从商人和群众那里买到了盐巴、药品和部队需要的东西。在哈达铺东面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个理川镇，鲁大昌部队的一个运输队驻在那里。我和先头部队赶到那里，把敌运输队截获了，缴了大批的布匹和棉花。左权参谋长和后勤部赵尔陆部长决定把这些布和棉花分给大家，为干部战士做棉衣。部队一边走一边做，有些做得大衣不象大衣，棉衣不像棉衣，但总算解决了御寒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早上，红军迅速渡过渭河，突破了敌人的渭河防线。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榜罗镇。那时大约三四点钟的样子，镇子里集还没有散。红军到那里的时候，镇子上有些乱，一部分群众对红军不够了解，跑散了。我们立即喊话，做宣传工作，安定镇里的秩序，把跑散的群众动员回来。第二天，党中央及主力部队进驻榜罗镇，我就随先头部队向通渭进发了。我们先头部队逼近通渭城下，伪县长带着警察和团丁逃跑了，红军当即占领了通渭县城。在县城西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土围子，门前放了一台马拉的轿车，那是伪县长逃跑时丢下的。红军包围了这座土围子，并在土围子正面布置了一个炮兵排、一个步兵排，摆了个阵势，接着就向土围子里喊话，拉老乡关系。因为伪县长的车子在寨子前面放着，我们借口要到寨子里面找县长，要派部队进寨子，并保证不伤害寨子里的群众，保护他们的安全。经过反复做工作，才基本谈妥了，他们放下吊桥。我带领红军战士冲进土围子，缴了六支枪。接着就跟房东谈话，讲道理给他们听，安定老乡的情绪，向他们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企图霸占全中国，现在是国难当头，全国人民、各党各派要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谈了两天一夜，才谈通了。这土围子里住着一家地主，弟兄三个，老大比较开明，他读过几本书，懂一些大道理，说是愿以国事为重，一致抗日，同意给粮给钱。这寨子里保存有大批粮食和款子，其中大部分是伪县政府给国民党军队筹集的，还没有运走，就放在他这个寨子里。我们和他谈妥以后，就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排，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通知部队连夜背粮。他又“借”给我们三千块大洋，还搞到了一些干电池，这样就解决了部队的大问题，还有一些元宝，我们没有动他的。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机关和支队主力来到通渭城，在那里休息三天。这时我就随前卫团出发了。临别时，寨子里的老乡还有些恋恋不舍，希望我们在那里多住些时间。
红军过了静宁以后，就进入了固原回民区。在此以前，各部队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大家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做饭时不准用大肉大油，不准用自己的水桶到回民井里打水，不准进清真寺。清真寺门口由我派人站哨。红军指战员都自觉遵守上级的规定，没有违反纪律的，这样，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红军每到一地，就受到回族群众的欢迎，他们给部队送茶水，送吃的东西，有的还摆起香案，欢迎红军。
翻过六盘山，过了和尚铺，在下山的时候，敌人约有一个团的骑兵正在山下吃午饭。我们从山上冲下去，把这股敌人消灭了，缴获了一批弹药。其中有许多炮弹和重机枪弹。后来到吴起镇打敌骑兵，用的就是这些弹药。还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当时红一大队的干部战士大都是南方籍的，不会骑马，就学着骑，俘虏兵看了还笑我们呢。这一仗，我们抓了一百多名俘虏，就押着他们往陕北走。这些俘虏很顽固，打了败仗还不认输，说是稀里糊涂当了俘虏，很不服气。原来想通过教育把他们争取过来，但他们很顽固，争取不过来。为了尽快往陕北赶，不在路上多纠缠，过了白杨城进入镇原县境内，我们就把这些俘虏放了。
北进途中，我们又包围了马鸿宾的一个加强营，他们缴械投降了。我们把机枪连和炮带上，遣散了其余的俘虏，为了轻装，我们把缴获的轻武器都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