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中宁后，即率领三军各部移驻同心城，时胡宗南部在我之右翼。到同心后奉三军驻天水军部的命令（时王均已因飞机失事殒命）：“第三十四、二十一旅准备向陕北之盐池、定边推进。”尚未开拔，突闻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第三军部队为第四路，部队兵员装备较差，恐难独立作战，又派第七师师长曾万钟率十九旅两个团赶来增援。曾率部刚到达同心，西安事变发生了，接着奉命撤回陇南。
在距同心城约十余里之王家团庄，驻有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旅。在西安事变前，由西安运来补给前线胡、关、毛及我部之棉衣、弹药等，均被途中的东北军扣留。当我部奉令回天水时，毛炳文部亦同时奉令回防，但毛部并未与我联系，立即撤走。我顾虑如骤然开拔，驻王家团庄的东北军便会占领同心城，如此，将使胡宗南部的归路截断。因而，我一直等到胡部接防同心城后，才出发开回天水。
（此稿撰写时，有曾任一四。师营长的李祖铭先生帮助回忆，特此说明。）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三军大会师》）
国民党第八师在陇西与红军作战纪略
向超中
[向超中：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
一九三五年秋，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毛儿盖进入甘肃南部岷县，占领通渭、越过六盘山、出环县，于十月中旬到达陕西北部的吴起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国民党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所辖“中央军”和杂牌部队进行堵截，阻挠红军北上抗日。
我当时担任蒋军第三十七军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曾率部参与这次堵截行动。现就回忆所及，叙述经过如下。
红军进入甘肃前的地方情况
朱绍良于一九三三年夏，由江西到兰州接任甘肃省主席。同年十月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驻甘绥靖公署主任，仍兼主甘政。当时甘肃地方情况异常复杂，民族矛盾很深，封建势力各霸一方，为所欲为。马家军阀在武威、张掖、酒泉一带把持地方行政，包揽税收；杂牌队伍中最猖狂的是陇东绥靖司令杨渠统部和驻岷县、渭源一带的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他们凭借枪杆子控制地方，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朱绍良由江西调西北，是单枪匹马去的，他的第六路军留在江西未动。朱到任后，一面极力拉拢地方军阀，调和民族矛盾，一面请准蒋介石将嫡系“中央军”胡宗南部杨德亮团及一个宪兵营调到兰州驻扎，帮助他稳定反动统治基础。到一九三五年时，甘肃的地方秩序已经基本上稳固下来了。因此，在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后，得以集结“中央军”及地方杂牌部队，全力进行堵截。
第八师由江西调往甘肃经过
一九三五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之后，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辖第八师陶峙岳部及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担任赣西南瑞金、会昌一带的“围剿”任务。我当时任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正率部在会昌县“清剿”，突然接到师部转来军长毛炳文的命令，要我率第四十四、四十五团即开甘肃，归驻甘绥署主任朱绍良指挥，而以四十三团留瑞金，归军部直辖指挥，继续担任“清剿”任务。四十三团是我的基本团，老底子是湘军第二师刘铡部二十九团，于一九二六年秋由我带领，从湖南安乡投奔驻津市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团长张镇球是和我多年同患难的老同事。我希望最好把三个团都带到西北去，纵然不能带全旅三个团，也希望把四十四团留下，带走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团。因为四十四团团长史策是广东讲武堂工兵科毕业，绰号“史跛子”，两脚走路不便，又胆小如鼠，从没有打过硬仗。当我向毛炳文提出这个要求时，他坚决不同意，说留下四十三团另有任务，无法抽调。事实显而易见，毛炳文的这种作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怕我把自己的基本团带走了，到西北另有发展，因此故意卡住不放。朱绍良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靠第八师起家的，在短短四五年间，由第八师师长递升军长、第六路总指挥，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代理主持过南昌“剿总”。这次我旅调往甘肃，当然也是由于他的请求，想调去一部分基本部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向毛炳文请求带走自己的基本团，未获批准，即率领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会昌兼程出发。到达南昌后，南昌“剿总”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交通工具，由水陆两路运送，很快就到达陕西西安。在西安见到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当面交代：红军徐海东部正企图由泾川县附近前往陕北，要我率部于次晨乘已准备好的汽车驰往长武，再向泾川县探进。不料当晚大雨滂沱，公路泥泞不堪，汽车无法行驶，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全部徒步急行军。到达长武后，得悉红军徐海东部已由泾川县附近毫无阻碍地安然渡过泾水北上，我们扑了个空。当将情况分别电报西安邵力子和兰州朱绍良，仍然率队步行到平凉，并电报驻甘绥署。旋得绥署电令，要我率领所部进驻静宁、定西待命；原驻静宁、定西的邓宝珊部刘旅，移驻兰州附近。
我带了两个团的部队在静宁、定西驻了两个多月，毛炳文亲自统率三十七军（欠第八师第二十二旅的四十四团、四十五团）由江西到达平凉、静宁、定西线上。这时，我奉命率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移驻陇西附近停止，警戒待命。
当时参加堵截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的国民党兵力，除毛炳文的三十七军部署在定西、陇西、静宁、平凉线上外，尚有伪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部署在六盘山东麓至开城之线；伪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在岷县附近及岷县西南地区担任警戒；并由临洮调伪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坚守腊子口（在岷县西南）天险，阻击红军北上；邓宝珊部刘宝堂旅，仍在兰州附近停止待命；其余陇西各县保安部队，则担任“协剿”和情报工作。
陇西地区堵击红军
第八师进入指定地区后不久，据飞机侦察报告：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约万余人，已经通过川西北藏区草地，进入陇西门户岷县边境。同时据地方团队探报：风闻毛主席亲率红军先头部队北上，彭德怀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员。红军已与驻在岷县附近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企图不明。当时兰州绥署还没有指示，第八师部队亦无变动。几天以后得到情报，北上红军先头部队，仅以小部队在岷县西南向新十四师鲁大昌部及第十二师唐淮源部防区施行佯攻，主力经漳县北上。果然，在两天以后，就发现红军先头部队在武山、陇西间之鸳鸯咀附近，准备通过渭水（当时渭水水浅可以徒涉）。翌日黄昏前，红军先头部队开始渡过渭河，第二天拂晓渡河完毕，即向通渭城急进。
我将以上情况电报三十七军军部及第八师师部，次日又向军部提出建议如下：
一、鸳鸯咀通过渭水之红军，依过河时间计算，不过一万余人，而且冻饿情况相当严重。
二、红军尔后进路，估计不外两条：一条经庄浪走徐海东将军的老路，过泾水北上，但此路有易被陕西军队截击之虞；另一条经界石铺出固原，北上陕北。
三、为便于截击起见，我军应以第八师主力集结于华家岭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截击；二十四师主力摆在蔡家铺（在义岗川东北约二十华里），并以一部在界石铺防堵，以两个团向通渭佯攻。
四、通渭红军如见我军向通渭攻击，势必北进。
这个电报发出后，毛炳文要我率兵两团，作为攻击通渭部队。次日拂晓，我们向通渭攻击前进。走了二十多里，接连传骑飞来，要我在现地停止待命，派轻装部队一个营，向通渭进行威力侦察，并将结果电报军部。当时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前途非常危险，只有先往马营，再行相机行动。我于当天黄昏前率部到达马营，第二天拂晓前派一个营威力侦察通渭情况。据该营黄昏时回报：红军仍在通渭城附近未动。可是次日拂晓前，据通渭民团来报，昨天枪声响后，红军全部开始向义岗川方向北上。同时又据义岗川民团来报，红军先头部队已通过义岗川向静宁方向而去。
我接到上述情报后，经过短时的考虑，马上打电话给华家岭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转报师部，我即及时追击。因为情况变化很快，稍有疏忽，怕人说我遗误戎机。与刘振世通话后，我带领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马营向义岗川追击前进。天明后行抵义岗川时，红军已于拂晓后完全通过义岗川，向会宁界石铺方向北上。我又跟踪尾追至会宁界石铺间，适二十四师部队正与红军接战。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情况又不明了。我决定与二十四师取得联络后再作处置。同时也感到部队经过长途跋涉，疲劳不堪，需要停止集结休息一下。部队刚刚停下来，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率领该团由华家岭追来，表示愿随我旅追击前进。红军则于当晚冲出界石铺、会宁之线，向张义堡方向北进。
我率领三个团追至静宁县北约四十里的单家集时，红军沿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向六盘山急进。当时据守六盘山、开城至瓦亭之线的为伪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我部由陇西追击前进时，朱绍良曾叫我与门部联系，但因彼此无线电台的呼号不同（门部电台是沿用张学良东北军时期的呼号），始终没有联系上。此时，我找四十四团团长史策、四十五团团长徐传授和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等人商量部队尔后的进路问题。我说：“红军经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北上，是走在弓背上。如果按战术要求的话，我们应该由小路取捷径，直奔六盘山上，与据守六盘山的骑七师取得联络，共同截击红军。同时也要料想到，红军夺取六盘山隘，势在必得，两军相遇，必然引起激烈的战斗。红军兵力比我们大，长途远征，士气勇猛。我们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估计相隔还有两天的行程。幸而获胜，可以勉告无罪，万一失败，又如何是好？不过红军也是在最困苦的过程中，如果各团长都有拚一死战的决心，我誓不落后。”当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后，各团长都默默无言，不置可否。在此情况下，我也不敢冒险，只好下令部队仍沿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向红军尾追。天色将暮，当晚在将台堡附近露营。四十五团在将台堡前面数里处担任前哨，枪声时起时息。
十月七日，红军消灭了在开城的骑七师之一部，缴获不少人马武器，胜利地越过了六盘山天险。次日，我旅追到开城时，伪二十四师李英（此时许克祥已升三十七军副军长）部也由静宁通过六盘山，追到开城以南约四十华里的青峰咀。这时接到军长毛炳文的电令，略称：二十四师为追击部队，跟踪追击红军；第八师二十二旅（欠四十三团，加四十七团）沿二十四师进路相机截击。我率部追至环县后，没有追到红军，只听说二十四师在离环县数十里处（一说是三叉口，不能肯定）与红军稍有接触，具体情况不明。我部追到环县后，原驻环县的骑兵部队马鸿宾部听说红军将到，早已事先撤走。在这期间，部队行动较快，后方补给远远跟不上，我们有时掳掠一些老百姓的食物来饱自己的肚子，情况相当狼狈。
十月中旬，我旅在环县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归还建制，从此统归师长陶峙岳指挥。在陶峙岳指挥下，第八师追至陕甘边境距吴起镇约几十里外，始转回庆阳，到合水休整警戒。而中央红军则于十月十九日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从我被软禁兰州到离开第八师
部队驻扎合水不久，即有谣言说我通“匪”。不久，朱绍良要我到兰州去。我到兰州后见了朱绍良，我向他简略地汇报了率部追击红军及回驻合水休整的情况后，他问我和红军中某人的关系。我说我与他仅有同学关系，其他关系没有。朱听了没有表示态度，非常从容自若。他当面交代我暂在兰州住．一个时期，不要回部队去了。我由朱那里辞出后，即由朱的待从参谋李定民带我到一幢事先准备好的小房子内住下，从此我就被软禁在这里。
一九三六年春，三十七军南调秦安整训前，毛炳文亲来兰州，邀我回部队去。我遂随毛到平凉转回合水。此时我部副旅长唐维业，坚决辞职不干。因他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感到非常痛心。经我再三追究他辞职的原因，他才照实讲出是军长、师长已介绍他到安徽休宁去当团管区司令。我到秦安后不久，接到南京朋友寄来的一份中央日报，在这张报上的任免消息栏载有免去我在第八师的本兼各职，调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至此我才明白唐维业离开的原因。因为他们已决定撵我走，我走之后，旅长应该由唐继任，但他们早决定由四十四团长史策升任，又以工兵营营长黄克虎升任四十四团团长。他们对我的调离，事先十分秘密，我非常气恼。我当时还想联络四十五团团长徐传授、四十三团团长张镇球，商量将部队拉走，结果没有搞成。我这样被迫离开了第八师，若干年来，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当然，副师长和师长是有矛盾的，因为反动派的法令规定，副师长兼任师经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经济问题上我和陶峙岳有矛盾。第八师进入江西后，山路崎岖，交通梗阻，车辆骡马，均不能使用，行军作战，困难丛生。当时第八师是包办制的师（即每月规定经费总额，由师负责处理），兵员缺额不少。因此，我提出每步兵连及步兵营部在缺额中补运夫五名；机关枪连及追击炮连各补运夫三十名；团部一律补运夫三十名；旅部补运夫五名；师有运输连，不补。这个计划在师经理委员会上研究讨论时，陶极端反对，没有结果。会后我经报毛炳文，他同意了我的主张，各团、营、连也都乐于办理。陶因此对我当然不满，借所谓通“匪”之谣，陶逼我离开。
以上所写事实，因事隔三十年，难免记忆错误。希望得到指正。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三军大会师》）
国民党二十五师在甘肃和“双十二”
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
覃异之
[覃异之：时任国民党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
一、西安“剿总”的如意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