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实际上可令一个人达到最“自然”的存在，“天地任自然”的基础就是于人生“行中道”。清代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认为：“元亮先生为晋遗民，不以仕为嫌，不以隐为高雅，有无可无不可本领，即其临流赋诗，见山忘言，旨趣高旷，未尝拘于境地。”“未尝拘于境地”就是不带“分别心”地“任自然”于“天地”之间。
《闲情赋》一文恰可证陶渊明“中庸达道”之人品是一种最自然的精神状态。既然“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则陶渊明于爱情能有极热烈之抒发，正其超世遗物而至性深情处也！ 这正是陶渊明的超越偏执的“中庸”，唯此陶渊明才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之自由洒脱风采！ 于人生能出能入，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闲远自得，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亦能情深于常人所不能到处，此真达道圣贤所能为之中庸！ 有此《闲情赋》方不是一虚情假意之人，否则为一没心没肺之木头！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总结陶渊明整个人格的特点有三：“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这“第二”具体来说就是“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集中读《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到什么地步。”“他对朋友的情爱又真率，又秾挚，如《移居》篇写的……一种亲厚甜美的情意，读起来真活现纸上。……这些诗真算得上温柔敦厚情深文明了。”梁先生指出陶诗送别之作虽不甚多，但“读去觉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还情深哩。”尤其提到《闲情赋》时，梁先生更有高见：“集中写男女情爱的诗，一首也没有，因为他实在没有这种事实。但他却不是不能写。《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 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贴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这要算对陶渊明《闲情赋》意趣与完整的陶渊明人格之间关系最到位的评价了。如此反观梁启超先生关于陶渊明“整个人格”的三点概括真是透着大家卓识的非凡之见。“渊明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便大错了。”如此，陶渊明的“中庸”就不是无血性、无深情的“平庸”。并且《闲情赋》一文，也显示了陶渊明作为大文学家超绝的想象力。顾实先生《中国文学史大纲》说：“若见渊明《闲情赋》必定一惊。其赋曰：
‘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痴情憨态，描写如画，洵非有丰富之想象力者不办。”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闲情赋》的写作正显示了陶渊明的无所与杂的自然之质，是至纯至素的真人所为。魏晋玄学家郭象注《庄子·刻意》中“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素谓之真人”。时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凤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鞹，庸得谓之纯素哉？ ” 所谓纯素的标准，就是顺自然，要依事物的具体性质而定，看是不是对于自然有所亏损，有所夹杂。比如虽然龙章凤姿是多姿多彩的，但由于那是自然所为，而没有夹杂外饰，所以还是纯素。而去了毛的犬羊之皮，无论看上去如何的朴素无华，但却不能叫做“纯素”，因为它恰恰破坏了自然。如果说老庄及王弼强调的是自然之美的“朴”、“纯”、“素”的话，那么郭象则更辩证地强调自然本身，不以绝对的本色朴素为美，而要看是否合乎自然，是否违背了事物的具体性质。“体素”是道家的观念，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郭象这种辩证态度被刘勰接受后，他就既强调“自然之道”，但又不废“丽辞”、“情采”。
陶渊明《答庞参军》有“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的陶渊明写《闲情赋》如此热烈纯情，这不正是一个“正常人”的极正常的、极自然的情绪？ 因此《闲情赋》就应是陶渊明君“爱体素”的自然结果。郑振铎指出：“陶渊明便是这样一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大诗人。他并不是不写情诗，像《闲情赋》，写得只有更为深情绮腻。他并不是不工于铸辞，像他的诸诗，没有一篇不是最隽美的完作。但他却是天真的，自然的，不故意涂朱抹粉的……在这个时代而有了渊明那样的真实的伟大的天才，正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于夜天。”这就叫“自然”与“情采”的辩证关系。
陶渊明的“中庸”气象可以用《菜根谈》中的一段话来比况状拟：
“学者动静殊操，喧寂异趣，还是锻炼未熟，心神混淆故耳。须是操存涵养， 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的景象， 风狂雨骤处有波活浪静的风光，才是处一化齐之妙。”于陶渊明之人格，若深心含味其间，吾辈既能得其乾坤清纯之气，又可识宇宙活泼之机，此非人之圣者何也！？ 一个有着理想精神境界的人，其形象大概就是这样吧！
让我们回到梁代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中关于《闲情赋》的那段著名的定语：“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 惜哉，无是可也。” 元代李冶《敬斋古今黈》虽未完全否定《闲情赋》，但也附和萧统说：“《闲情》一赋虽可以见渊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相反的是，《闲情赋》绝非陶渊明集中的“白璧微瑕”，而是“锦上添花”，无是绝不可也！
这正显示的是陶渊明的“自然”与“纯素”之性，若于陶渊明的集中删去此文，就将不是“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而是“大损矣”！
于此我们就可以说陶渊明的“任真无所先”之“任真”是以“中庸”为底色的，如此才达到了“真自然”，绝无偏执、绝无造作。人境不必全部逆避，人事亦无需都要违拂。他并非不重视操守廉正，可是他却不会像古代的许由，当听说尧打算让天下给他时，就急急忙忙地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朵”。他绝不会如此矫情地有如表演般地“作秀”高洁。
他只求道行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极高明”而“道中庸”最终就是天人合一的“天地任自然”，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
说：“秀谓靖节胸中阔达，有与天地同流气象。观其生前之顺受，临终之高态，觉矫揉造作，导引气行，托仙释之名，干造物之化，以自贼其神者，固为多事，即凡吾人之拘拘目前，摆脱不开，使天地之宽，乃如一室之小，境不必尽逆，事不必皆拂，而一入愁城，终难自克者，读《形神影》、《挽歌》六诗，可以爽然释矣。”陶渊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实践告诉我们那种以中庸为底色的“桃花源”式的“人间天堂”是可以现实地抵达的，那是一种最自然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