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此等病人，不但仍向心理分析家求助，而且，对他们来说，心理分析依旧是一种为他们解除症状，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功能的治疗方法。但曾经一度为心理分析医生病人中多数的他们，如今已变成少数了——也许这并非他们的绝对数字今少于昔，而是与今日许多行使社会功能的新“患者”相比较之下，相对的减少了。这些新“患者”所患的并非一般意义下的疾病，而是一种“世纪病”，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内心的颓废。他们去找心理医生，却不知所患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诉称郁闷、失眠、婚姻不快，无心工作，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痛苦。他们大都以为他们的问题在于这或那个症候，只要将这或那个症候解除，便可痊愈。但这些患者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病症并非郁闷、失眠、婚姻或工作的问题。此等诉述，是我们文化允许他们用以表达深层意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与这些自以为患有这或那种症候的各色人等是共同的。此种共同的病患是：与他自己、他的同类自然疏离；觉得生命有如沙子一般从手上流失；未曾好好地活过即行死去；尽管生活富裕，却无乐趣可言。
心理分析家对于患有此种“世纪病”的人，究竟能给予怎样的帮助呢？这种帮助是——而且必须是——与用以为那些不能发挥社会功能的患者祛除症候的“治疗”有所不同。对于这些患有疏离疾苦的病人而言，其治疗之道不在“疾病的消除”，而是“康乐的呈现”。
而假如我们给健康下一定义的话，便会遭遇到相当的困难。假若我们以弗洛伊德的体系为范围，便得以力必多说去将它界定为充分的生殖功能；或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将它界定为对于深藏的伊底帕斯情境的认知。在我看来，这种定义只有越出人类生存的真正问题和整个人所得康乐的轨则。任何能予康乐问题提供假定性答案的尝试，都必须超越弗氏的坐标结构，并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概念引出一种辩论才行，虽然这点必不完全，但它却是人本主义心理分析的基础。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心理分析与禅宗思想的比较研究上，打好根基。
界定康乐的这一个方法，可以如此陈述：康乐就是与人的本性相合。假如我们超出此种形式上的陈述，便发生一个问题：依照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言，什么“是”生存？这些条件又是什么？
人类的生存有一个问题：人不由自主地被投入这个世界，又不由自主地被带将开去。以环境而言，动物的本能中有一种“契合的”适应机能，使它完全生活在自然之中；因此相反的，人类却没有此种本能上的转机。他不得不去生活，而非为了生活而生活。他虽处身于自然之“中”，但却“凌驾”于自然之上；他对自己虽有所知，但此种作为个别实体的自知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地孤独、失落、无能。受生这一事实的本身，就产生了一个困难。人一经被生出来，生命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必须由他自己去作答。他不但必须时时为这个问题去寻求答案，而且必须答复这个问题的不是他的心，不是他的身，而是“他”那个思虑、梦想、睡眠、吃喝和哭笑的人，也就是那个完整的人。生命向人提出的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如何去克服由疏离之感所造成的痛苦、束缚和羞耻？如何在心中与同类及自然求得和谐？人类必须以某种方式解答这个问题；而即使是疯狂之时，也可由消去外在的现实，完全生活于我们的外壳之内，并以此克服疏离的恐惧而求得答案。
这个问题永远不变。尽管答案有多种，但基本上只有两个：其一是克服疏离，“回归”未有知觉以前，也就是尚未出生以前的合一状态而求得合一；其次是“充分地生”，充分发展人的知觉、理性，以及爱的能力，使他超越自我中心的障碍，进而与世界达成一种新的和谐，一种新的合一境地。
我们所说的诞生，通常是指人类于受孕大约九个月后婴儿所产生的生理学上的生产。但从许多方面看来，诞生的意义都被高估了。婴儿出生一周之后的生活，从某些重要方面来说，与其说是跟成年男女一般，不如说是更像仍在子宫之中一样，较为恰当。不过出生却有一个特点；婴儿的脐带被剪断之后，便行开始第一个活动：呼吸。自此以后，任何原始关系的隔断，只有伴以真正的活动时，才有可能。
出生并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进程。尽管生命的悲剧是：大多数人在尚未充分地生以前即已亡故，但它——生命——的目的，却是充分地生。所谓生活，即是时时刻刻地诞生，诞生一旦停止，死亡即行来临。从生理学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细胞组织经常处于一种继续不断的诞生进程之中；但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我们中大多数人于达到某一点后即不再诞生。有些人完全是死产；在生理上他们虽仍继续活着，但在心理上却渴望返回子宫、尘土、黑暗和死亡；他们是疯子或近乎疯子。其他许多人虽向生命之道跨进了一步，但他们并未割断脐带；他们仍旧以共生的方式附着于父母、家庭、种族、国家、地位、金钱以及神祗等等之上；他们没有充分以自己的面目出现，所以未充分地生。
解答生存问题的退回尝试，虽可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但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必然因失败而导致痛苦。人类一旦被从人类以前那种乐园式的自然结合上扯开之后，便再也无法返回他的来处；两个执着利剑的天使阻挡了他的归路。此一归路，只有在死亡或疯狂之时，才能通过——非活着或清醒之际所能办到。
人类可以在数个不同的标准中寻得回归的合一，而这又有数种不同的病理学和非理性的层次。他可能被退回子宫、大地及死亡的欲望所迷。倘此一目标全属消耗而无遏制的话，其结果不是自杀，便是发疯。其中危险较少而病理较轻的一个方式，是继续系属于母亲的哺育或父亲的统率之下。这些目标之间的差异，区划了各色人之间的差别。继续系念母怀的一种，属于永远依赖哺育的一型，当他受到疼爱、照顾、保护、赞美之时，就有一种安适之感；但当他遭受到与慈母分离的威胁时，他就满怀焦虑，无法忍受。继续系属于父亲统率的一种，或可发展成为很大的创造力和活动力，但这要有一个发号施令，执行赏罚的权威作为条件才行。另一种回归的导向是破坏，以毁灭一切人和物的欲望克服分离的痛苦。这种人可能以吞并每个人和每一样东西的愿望去达到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将整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当作食物予以吃掉，或径直将一切都予以毁灭——除了一样：他自己。此外还有一种疗治分离痛苦的方式，就是将他一己的自我建立成一种单独、强固而不可破坏的“东西”；如此，他便可以把他的财产，权位，名誉，才知，视作他的自身。
一个人从刚了的结合中抬头，伴随着对于自恋的逐渐克服。因为，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在感觉上对他外面的现实尚无认识；他与他母亲的奶头及胸脯依然未分；仍处于主客分化以前的状态。不久之后，分别主客的能力虽在每一个儿童心中逐渐发育，但也只是觉察到我与非我之间的显著差别。从“情感”上来说，这要有完全成熟的发展，才能克服全知全能的自恋态度——假如已经达到了此一阶段的话。我们可在儿童及神经病患者的行为中清楚地看到这种自恋的态度，所不同的只是：前者通常是自觉到的，而后者就不是。儿童对于现实，并非以其本然的状态予以认知，而是以他所想的样子去予以理解。他生活于他的愿望之中，因此，他对现实的见识即是他所希望的光景。倘若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时，他便大为愤怒，而发怒的作用则是迫使外界通过他的父母去投合他希望的景况。在儿童的正常发展中，此种态度逐渐成熟，不但变得能够认知现实，且能体认它和它的法则，进而了解它的必然性。此在神经病患者中，我们总是无可避免地发现他不但不能达到这个阶段，且对现实也不放弃自恋的态度。他坚持现实若未如愿时，他的反应如非以一种冲动去迫使现实去投合他的愿望，也就是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便是因未能实现无法做到的事而有无能之感。这种人的自由观——不论他是否觉知——是属于自恋的全能观；而发育完全者的自由观，不但体认现实及其法则，且在必然律的规范之中行事，以使他在生产上与外界相连，以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力量去理解世界。
所有这些不同的目标与方法，根本上并非思想体系有别。它们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是完全的人为解答生活所问而作的不同答案。它们是构成宗教历史的各种宗教体系中所提出的同样答案。从原始的同类相残到禅宗，人类对于生存问题只提供了少数几个答案，而每一个人是完整的人为解答生活所问而作的不同答案。它们是构成宗教历史的各种宗教体系中所提出的同样答案。从原始的同类相残到禅宗，人类对于生存问题只提供了少数几个答案，而每一个人也只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提供此等答案中的一个；虽然，通常他并不知所提出的答案究竟是什么。以西方文化而言，几乎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提出了犹太教至基督教，甚至进化的无神论的答案。然而，能将每个人的心灵作一次x光透视的话，将会发现太多同类相残的信徒，太多图腾崇拜的归依者，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者，以及少数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佛弟子、道教徒。宗教是解答人类存在问题有形的精密答案，由于它可在意识中借助祭仪与他人共享，所以即使是最低级的宗教，也可由彼此灵交的方式造成一种合理而又安全的感觉。但当它不被分享，当回归的愿望与意识及现存文化的要求相左时，则这种秘密的、个人的“宗教”，便成了一种神经的官能病。
若要了解个别的病人——或任何个人——必先知道他对存在问题所作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他竭智尽忠为之献身的那个秘密的，个人的宗教是什么。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心理问题”，大部分只是他基本“答案”的附随结果。因此，在我们对这个基本答案——他秘密的，个人的宗教——未有了解之前，“治疗”他的问题，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现在，我们且再回头看看康乐问题，究竟应如何以上述各节所示的见地予以界定呢？
所谓康乐，即是理性业已获得充分发展的状态。这里所说的理性，不仅是指一种知性的判断，而是指（用海德格的话说）“以事物的本然状态”去掌握真理之意。人只有在到达克服自恋的境地，到他旷达不羁，富于感性，空无所有而灵明不昧时，康乐始有可能。所谓康乐，即是在情感上与人及自然完全相连，克服分离和割裂之感，一方面体会到与万法一如，同时又能将“我自己”视作我的个别实体，当作个别的个人予以看待。所谓康乐，即是充分地生，成为人所可能的什么；它意味着具有哀乐的充分能力，换句话说，即是从一般人的半睡眠状态中醒悟过来，彻底地醒悟。假如这话不差的话，它也具有创造的意味，这也就是说，对自己，对他人，对一切存在的事物，能够反应和感应——能够对我的那个真实而又完整的人，对他或他的本然状态的一切人和物的实体反应和感应。这种真正感应的行为，有着创造的胚点，不但一如既然地观察世界，且将它视作“我的”世界以我对它创造力的认识所创造、转化的世界——以使这个世界成为“我的”世界，而不是“那儿的”一个陌生世界。最后，所谓康乐，即是抛开自我，放弃贪欲，不再为了自我的防护与扩张而争逐，生活并在生活行为中——而非在取有、保存妄想和利用中——体验自己。
我在前述各节中，已将个人与宗教历史的平行发展，作了一番指陈。由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心理分析与禅的关系，因此，我觉得有关宗教发展的某些心理方面，仍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前面我曾说过，存在的事实本身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系起因于他内在的矛盾——生存于自然之中而又超越于自然之上。这是出于一个事实：他是一个自知生命的生命，凡是以这个问题并将它视作一个“终极目标”以他整个人——不仅是用思想予以解答的人，都是一种“宗教”人；而凡是设法提供、教导及传播此等答案的任何体系，都是“宗教”。反之，任何人——以及任何文化——凡是对这个问题充耳不闻的，都是“非宗教的”。对这个问题充耳不闻的最佳范例，莫过于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本身。我们不仅拿对于财产、权位、势力、生产和玩乐的关系，且以忘却我们——那个我——存在的事实去回避这个问题。不论一个人想上帝或进教堂如何勤，不论他对宗教理念的信仰如何深，他——那个完整的人——如果对这个问题充耳不闻，不予解答，那他就是犹豫不决，踌躇不前，而他就同他所造的无数物品一样，如物而生，如物而死。他只是“想到”上帝，而没有“作为”上帝。
但是，认为宗教除了解答存在问题之外，另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是一种自欺的想法。就以宗教的内涵而言，其间不仅没有任何一致之处；相反地，正如我在前面提到个别的人时所曾述及的一样，其中却有两个根本相反的答案：其一是回归没有人类以前，意识尚未发达的状态之中，泯除理性，变为动物，复与自然合二为一。表达此种愿望方式的颇多，其中的一个极端现象，可以将自身视同熊类的德国“狂暴武士”的秘密结社为例。大凡青年在八社之初，必须“以一阵富有侵犯和恐怖性的愤怒发作去改变他的人性，使他变得有如狂暴的野兽一般。”“此种回归未有人类以前的状态以与自然合一的倾向，并不限于原始社会。只要我们将此种“熊衫党”与希特勒的“褐衫党”作一联想，即可明白。尽管国社党的信徒大部分是由世俗的、投机的、残暴的、权力是图的政客、贵族、将军、商人及官僚所构成，但其由希特勒、希姆莱、及戈贝尔三巨头为代表的核心，与以“神圣的”暴怒为动力，以毁灭作为宗教目标的“熊衫党”相比较，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这些复活了犹太教“燔祭杀人”传说的20世纪“熊衫党”，事实上也投射出了他们本身的内在欲望之一：燔祭杀人，他们最先杀的是犹太人，然后是外国人，其次是德国人，最后则在彻底毁灭的大祭中杀了他们的妻儿而自杀。竭力退回未有人类以前的状态以与自然合一的，此外尚有许多不太古老的其他宗教形式，可在与图腾动物合一的部落祭祀中，在热衷于树木、湖沼、洞窟等崇拜的宗教体制中，在以泯灭意识、理性、及良知为目的的秘密仪式中，找出线索。在所有此等宗教中，奉祭的事物是与人变为人类前的自然的一部分所幻想的相当的东西；祭神的圣者（如黄教教士），则是在进趣目标途中走得最远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