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步芳家族几十年的封建统治下，由于农、牧区的生产资料大部被马家及地主、封建王公、千百户所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缺乏生产资料，致使农牧业生产下降，经济萧条。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5．9亿余斤，平均亩产130余斤，总产量比1937年下降20％，亩产下降15％。1949年全省牲畜总数为715万余头，比1937年下降30％。所以多数农牧民常年不得一饱，穿的更是衣不蔽体。没有必需的茶叶饮料，挣扎于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湟中、西宁出现许多游民和乞丐。一些地方人口下降。海西蒙古族台吉乃旗原有1000多户，1949年仅剩100多户。玉树雅拉部落原有500余户，后来仅剩下20多户。
马步芳的经济掠夺，把青海各族人民推向难以生存的绝境。
七、民族压迫
马步芳家族标榜民族平等，标榜“人和”。马步芳在其历次文告中，一再强调“青海各民族是精诚团结、丝毫无间的”。他还经常说：“青海民族复杂，但相亲相爱；一条命，一口气，这是我们百战百胜，最可宝贵的一份财产。”说得好听，但其实际行动却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分裂各民族、压迫各民族、剥削各民族和残酷屠杀各民族的罪魁。他们的手段毒辣，花招甚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笼络上层。马步芳家族依靠回族、撒拉族上层，特别是他们的本家族、亲属、亲信，把持军事、政治要津，成为各方面的首脑人物。以军事为主导，以政治为核心，以军助政，以政辅军，以军政垄断经济文化，形成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封建集团。他们还千方百计拉拢、利用蒙古王公、藏族千户百户和土司等上层人物，来共同压迫统治各民族人民；同时又用以摇旗呐喊，作为巩固其地位的工具。如利用王公、千百户名义，多次向甘督赵惟熙、张广建等馈送礼品，以巩固其在青海的地位。在阻止孙殿英入青和在河西阻击红军等历次战役中，利用王公、千百户名义通电全国，壮大自己声势，向中央政府索要军火、军饷。每逢年、节，也以王公、千百户名义，函电中央政府，叫喊“拥护马步芳，服从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由于马步芳的飞扬跋扈，蒋介石曾有换马之意；马步芳仍然利用这些人作传声筒，挟众自固，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因此，马步芳对各民族上层就极尽其纵横捭阖、笼络驾驭之能事。委任刚察千户华宝藏为青海藏族总千户，委任河南蒙旗亲王滚柯环觉为地方军的团长，委任青南土司唐隆古哇为麦仓司令，委任西宁祁土司后裔祁昌善为新编第二军军部咨议，汪土司后裔汪兆祥等为参谋，甘肃永登县连城鲁土司为青海省政府顾问。还将各民族上层的许多子弟，调至西宁，或委以参谋，或用为卫士，令其朝夕追随，示以破格擢用，实际是作为人质，使上层人物俯首帖耳，为我所用。
（2）利用宗教。马家懂得宗教在少数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充分用来为其统治服务。
首先是伊斯兰教。自马麒、马麟起，就利用马果园的新新教，已如前述。青海最大的清真寺西宁东关大寺，其理事会理事长，马麒为首任，马麒去世后，马麟于1932年8月继任，实际是马步芳负责。马步芳把全省主要清真寺的阿訇，换成信奉新新教的阿訇，并以振兴民生为借口，裁减了全省各清真寺满拉的三分之一，从而达到排除异己、统一信仰，作为自己政争工具的目的。马步芳在多次政争和战争中，特别是阻击红军和陇东“反共”战争中，都以“保护宗教”相号召，使其政治目的，披上宗教的外衣。强迫机关、学校、军队同唱“祈祷真主多保佑”的歌，维系其部属，欺骗、麻醉广大人民和青年。
马步芳还利用藏传佛教、耶稣教、道教、居士林、一心堂和青帮、红帮等。如黄教的同仁隆务寺活佛夏日仓、大通广慧寺活佛敏珠尔、互助佑宁寺活佛土观、扎隆寺活佛嘉义、湟中塔尔寺活佛阿嘉，佛教中的天真大师、心道法师，耶稣教中的天主堂神父夏恩德、福音堂牧师胡新白，一心堂的杨界清以及孔道会、居士林等的上层分子，均在政治上予以安排或在经济上予以资助。还和青、红帮的人物相勾结。马步芳投拜于杜月笙、王晓籁门下；马步青部下有不少帮会人物，旅长马禄尤为著名。1923年班禅离开西藏，马麒见有机可乘，立即派人从敦煌迎送至陕西。1937年湟中祁家川的拉木登珠被选定为达赖十四世，马步芳趁机请准国民党中央，派马元海护送入藏，以加深与西藏的联系。1934年，班禅九世欲返回西藏，飞抵西宁后，即被马步芳安排于塔尔寺，使班禅九世多次替他向蒋介石要饷械。1937年，班禅九世死于赴藏途中，1941年班禅十世灵童“转生”于循化，因西藏未来迎接，马步芳即予以安置，以此笼络藏族人民，为其效命。此外，对于青海省外的伊斯兰教的有名望的人士，如乌鲁木齐教长马良骏、兰州教长马宝臣、临潭门宦敏海峰、西海固门宦马震武等，也不时派人问候，并馈赠礼物。
（3）迁徙监视。马步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只相信回族和撒拉族上层人物。他往往以军事镇压为前导，成批地迁徙回族、撒拉族的劳动者，从事开垦、放牧、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用以监视和控制被镇压地区的蒙古族、藏族、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民。用赏赐田地的办法，使其一些军官离开军队，在牧、农区定居，以巩固他的基础。这样，他的政令就便于推行，一旦发生暴动，又可达到就近各个击破的军事目的。1939年派冶长寿骑兵团进占祁连八宝，接着即将化隆卡力岗回族、撒拉族农民30户、180多人迁往，命名其村为卡力岗，用以长期监视八宝的蒙古族人民。1940年，马步芳镇压了贵南藏族鲁仓后，即迁移循化撒拉族、化隆拉曲回族和贵德的少数汉族农民，连同军政人员眷属80余户、440多人，居住于鲁仓，并将该地易名为拉曲。马步芳还给新移居民中的“可靠分子”发枪，建立斥堠制度，监视当地人民，并且加重当地人民的赋役负担。这些地方的蒙、藏族人民，在军事、政权重压和移来“可靠分子”的监视控制下，只得暂时服从于马步芳的淫威之下。
（4）制造纠纷。挑拨民族关系、教派关系、部落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争斗，坐收渔人之利，以巩固其统治，是马步芳惯用的卑劣手法。黄南同仁县加吾录曲和甘肃夏河县甘加，原来存在草山纠纷，马步芳为扩大他们相互间的争斗，于1940年暗送给加吾录曲步枪100支、子弹1万发，指使其暗袭甘加，挑起一场械斗，双方死亡48人。接着，他又把那处草山的放牧执照，缮制一式两份，暗中分别发给双方，因此加剧了双方的械斗，流血事件连年发生，前后死亡90多人、重伤70多人、轻伤近100人，损失牛羊148000余只。海晏县金滩和银滩的牧地纠纷，玉树上、下坝的争夺草山，马步芳都是这样使用“一地两照”的办法，使彼此加深仇恨，械斗不休，两败俱伤，马步芳却都使他们听命于己。其他由马步芳挑起或加剧的纠纷还有许多起，如化隆牙乎曲和昂拉之间，循化古羌和百沿之间，尖扎昂拉和同仁和日那部落之间，河南蒙旗索柔群哇和泽库瓜什则部落之间，官秀与甘三岔之间，化隆甘都和卡力岗之间，水地川阿达日求尕和乙沙两庄回、汉族之间，循化查加撒拉族和边都藏族之间，街子工撒拉族伊斯兰新教、老教之间，化隆达仓寺所属下山三庄喇嘛教黄教、红教之间的纠纷，都是马步芳民族分化政策的罪恶产物，不仅大大破坏了生产，而且使各族人民之间，长期存在心灵上的隔阂。有人统计，马步芳家族在40年间，制造民族纠纷达3万多起，真是空前绝后的虐政！
（5）军事镇压。这也是难以数计的，兹举其最著者。
镇压拉卜楞寺。元凶是马麒、马麟，马步芳作为一营的管带，也前往亲自挥舞屠刀，前已详述，此不赘。
七次屠杀果洛诸部落。1921年以马麟为征果洛司令，率部前往屠杀，是为第1次，已如前述。第2次在1932年。是年6月，马步芳派马忠义、马元海率部分头进袭上果洛达武、麦仓、德昂仓、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上果洛阿木却乎牧民被惨杀2000余人，妇女被俘200余人（马麟转手给临潭西道堂作奴隶，大部被折磨而死），使这个部落几乎被灭绝。还残杀达武、麦仓牧民200余人、德昂仓牧民180余人，共抢掠牲畜5万余头。当马忠义回兵时，被上果洛贡麻部落旦周和官拉兰科、周亥旦等反击，死700多人，牧民亦牺牲100多人。第3次是1933年8月，马步芳仍派马忠义向中果洛的和日、洋玉两部落进攻，毁帐房100余顶，屠杀牧民200余人，抢掠马、牛700余头。以瘴气甚厉，士兵相继死亡而返。第4次是同年9月，马步芳派同德行政督察专员韩进禄率骑兵500余人，突袭洋玉部落。洋玉不及反抗，被迫投降。韩进禄竟纵兵杀降，杀死藏民140余人，劫获牛、马250余头，羊7000余只。上、下果洛闻讯远逃，幸未遭害。第5次是1935年夏，马步芳派马朴旅长驱直入白玉寺，果洛各部落措手不及，只好纳款听命，贿送大批财物。仅康赛部落即纳牛1000头、羊毛1万斤、军马70匹。马朴个人诈取白银1250两，并在白玉寺设置果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藏民不甘于被屠杀被压迫，马朴返回后，即袭击此一专员公署。第6次是1938年大屠杀。这年2月，马步芳派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第三旅旅长喇平福率兵1营进入果洛。喇即驻于白玉寺。果洛藏族头人采取委曲求全，以待时机的态度，喇即疏于戒备，仅留一个骑兵连，并为非作歹，霸占康干头人之妻，专心致力于经济掠夺。同年3月，果洛藏族人民突然进攻，消灭了这个骑兵连，喇平福投降，但藏民郁结于心的多年积怨难平，将喇折磨而死。马步芳闻报，恨之入骨，同年6月派马得胜骑兵团前往报复。时白玉寺已成真空地带，马得胜驱兵包围麦马、休马，来不及逃走的藏民表示投诚，但马得胜不容分说，悉加屠戮，两天残杀1000余人，其中包括妇幼600余人，仅仅逃脱200余人。掠夺牛2000余头、羊28000余只、马400余匹，物资500余驮。烧毁了白玉寺等5个寺和帐房80余顶，使这些部落全部化为灰烬。又继续向康干等部落搜捕，掳妇女200余人、小孩100余人，抢牛5000余头、羊5万余只、马600余匹，马步芳将这些牲畜拨归海晏、门源和三角城等牧场。从此果洛东南部几至断绝人烟。事后，唐隆、康干两部落土官，收集各部落余众，流落于松潘、理番境内。首脑康克明、康万庆投奔拉卜楞黄正清，黄借给银元5000元，支持他们向蒋介石控诉。他们到重庆，通过冯玉祥和喜饶嘉措，见到蒋介石，要求将果洛改隶于四川。蒋仅以“准其悔过自新，从速回原地放牧，不咎既往。在未回果洛地方前，由四川省政府安辑”一纸公文，敷衍了事。第7次是1941年大屠杀，马步芳派马忠义、韩有禄和马得胜三路进兵，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韩有禄将沙科、西千两部落消灭，迫使降服的乌吉和阿什羌的官九、阿米洛洛等部落交出步枪、马匹和牛、羊。马得胜将投诚的下果洛1800余人全部残杀。马忠义在上果洛不仅见人便杀，而且将牧民40人活活剖腹，取出心肝，真是惨绝人寰；此次将上、中、下果洛的牛8000余头、羊10数万只、马600余匹悉数劫夺。而且从西藏朝佛归来的男女牧民118人也全部被残杀。连西康商队的2000多头牛也全部劫持，商民被击毙20多人。经过几次大屠杀，果洛地区人口大减，牲畜更少，生产一蹶不振。马步芳还在通往果洛地区的扼要山口，设置哨卡，严禁果洛皮毛、土产输出，并中断向其输入粮食、茶叶及生产生活用品，真是赶尽杀绝。
四次洗劫玉树。早在1916年，马麒以玉树地区一些部落抗拒乌拉摊派为借口，派其玉防支队司令马玉山率部向一些部落进攻，随即课以重役。1922年，玉防支队司令马青山，因邦沟寺无力交纳粮秣，捕杀僧侣10余人，罚缴白银4000余两、枪10余支。其后又对上年错部落施以武力，没收了百户三庄昂家的财产，罚牛1000余头，收缴其全部枪支。1940年，玉树防务司令马绍武进攻仁保、布庆两部落失利，马步芳派马得胜率部前往，将已归降的仁保、布庆百户、随行人员等60多人枪杀，掠走全部枪支、牛羊，洗劫了龙喜寺和查龙寺，将冶巴寺尼姑170余人全部奸污，其中大半惨死。1941年，马步芳第3次屠杀玉树，令韩有禄部包围百日多马部落，百户仁庆等乘机南逃，韩有禄追击，双方激战，互有死伤，后百户等逃走。所遗老弱10余人全遭屠杀，牛2000多头、羊5000多只、马70余匹，均被解往察汗乌苏牧场。同年夏季进行第4次大屠杀。马步芳派马忠义先进袭雅拉、藏久、伯虎三部落，三部落急起自卫，牧民牺牲100余人，余者逃往西康地界，财物尽失。马忠义又进攻百日麦马、休马部落，两部落抵抗，后终于不支，被残杀220余人，劫去牛1200余头、马300余匹、羊3万余只、枪200余支，毁帐幕270余顶。被俘妇幼80余人，沦为海晏三角城牧场的奴隶。马忠义在血洗中，竟将藏民20余人，用小刀从右肋刺入，踢倒后挖胆，残忍异常。
循化街子工血案。街子工是撒拉族八工之一，为八工的领袖工，其清真寺大寺亦居八工清真寺之领导地位。1925年，马麒与马国良（马安良胞弟）争夺该寺领导权，马麒派遣新教尕阿訇为该寺教长，引起奉行老教群众的反对。马麒派马海渊、马伏良率兵进驻，以武力威胁老教，老教则有马国良的支持。于是新、老教展开械斗，死38人，重伤30余人，轻伤50余人。马麒先发制人，以平定叛乱为借口，枪决了老教教民托里果，也杀死新教教民2人，从而排除了马国良在撒拉族的势力，掌握了八工的统治权。此一桩血案，纯系“二马”争权争地而使撒拉族遭受杀害。
火烧色航寺。色航寺在称多县，为玉树地区大寺之一，住有僧侣640多人。马步芳以该寺为百日多马部落的根据地，1941年夏末，令韩有禄部在屠杀中果洛之后，血刃继续指向该寺。8月上旬，韩部突将该寺包围，寺僧起而自卫，被击毙60余人。后寺被攻破，活佛加奔率僧200余人夺路逃走，未逃之僧，全被杀死。韩部劫获牛1000余头、羊4000余只，以及佛像、法器等物，转手出卖，获银元14000余元，黄金60余两。韩有禄嗣将色航寺放火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