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科举为考经义，考的是理解力而不是创造力。这可以改变名实不符的弊病，能考出具有相当高理解力的人才。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创造力不再被社会重视。不妨与同时期的欧洲人比较，他们把智慧用于证明一朵玫瑰花瓣上可以站立多少个天使。虽然不实用，却训练了逻辑能力。但中国人过度地把智慧用于管治领域，虽然实用，而人类其他方面的知识的发展，就不再落入民族视野范围内。结果，欧洲人后发先至，既发明了现代科学，也发明了现代管理学。
据报道，某地一副县职位有17个博士争报。副县职位也就是个处级干部，17个博士去争，只能有1个上岗。一场竞争之后，上了岗的不会再去弄学术，而其余16个博士的学术，也会因这场竞争被毁。因为，他们再也难以安静下来，专心搞研究了。在现代条件下，这样选拔人才的方式，对社会整体来说，代价实在太大，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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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基本理念，是选出最好的人才来当官。但是，现实和理想，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个制度后来发生的演化，却在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预料之外了。当然，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对于他们来说，能为皇朝带来稳定，就是最好的制度。至于别的问题，那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首先，由于考试本身的局限性，单凭考试，是不能识别出最好的人才的。这样，就势必形成一种矛盾。一方面，野有遗贤，民间有考不上官场的好人才；另一方面，官场中不是最好人才的人，又顶着最好人才的帽子。这样，为了证明自己是名实相符的，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才，除非心胸宽阔，否则本能地会选择压制、打击那仍留在民间的真正人才。因为，知识、能力，是他们公信力所在。如果民间人才表现出比他们更高明，对问题有更准确的看法，意味着他们的权威受到侵犯，他们就非要压制不可了。
其次，所谓官大一品压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科举的理念，官大一品，就表明有更高更强的能力。这样，官高一品，就需要表现出更高的权威来。所以，官低一品的人才，自然知道不能表现出比官高一品的人更高明。如果自己确实有好见解，只能暗示，让上司自己把好主意想出来，以表明他的高明。不好听的话是不能讲的，特别是带否定意味的见解，除非是上司自己发现，否则，就是在非议上司的能力。真理不是那么重要的，真相也是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个人权威。只要下级人才不识时务地表现出比顶头上司有更高明的水平的时候，上司就可能要给他小鞋穿，要治理他了。这就是所谓的官场潜规则中的一种。不求真理，不求真相，不解决问题，只求用权谋利。为民请命的风险，在于说了真话。这等于否定了上司的能力，上司的权威就受损了。这对在不同官品上的官员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科举制的结果，就是要压制言论自由。没有了言论自由，民间人才，下级人才，就没有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这样，官僚们的权威就得到维护了。所以，往往不是皇帝需要消灭言论自由，而是官僚阶级需要消灭言论自由。
第三，搞科技发明的人才，虽然不会直接威胁到官僚阶级的政治权利。但是，搞发明创造，就是干出了官僚们干不了的事情。这等于证明搞发明创造的人才是比官僚更聪明的人才，是更有能力的人才，这同样与科举制的理念相矛盾。按科举制的理念，就应该把官位给最聪明的人。如果承认搞科技发明的人是聪明的人，能干的人，就等于要把官位交给这些人才。但社会管理，也是一项专业，搞科技发明的人，没有那样多的心思用于熟习和发展官场规则，他们进入官场，就如同蛮牛冲进了瓷器店，除非他们甘愿放弃自己的研究，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官场规则中。而如果这些留在民间的人又被认为是聪明的人，那就是对科举官僚的否定了。于是，文人官僚们发明了一些很独特的成语。像“雕虫小技”、“奇技谣巧”等等。否定这些人才的智慧，他们那些新发明新创造，官僚们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屑于为。
“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才是大智慧。结果，摧残了人们探索自然的动力。民族的创新能力，因此而受到官僚阶级的彻底压制。
最后，除了压制民族创新能力，压制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外，科举制的一个政策性结果，就是愚民。官僚阶级通过愚民，可以维持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优势，确立自己的权威。而愚民的一种具体做法，就是信息封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适当的资讯，有能力也难有所为。这一点，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就有很大不同了。欧洲没有科举制，所以，统治阶级并不是最聪明的，人们有接受民间最优秀人才的理念。像莎士比亚就来自民间。而贵族的愚蠢，也常为人们所嘲弄。
中国的科举制，最终形成官场的集体变态。比如，人们看不起民间的雕虫小技。但在晚清时，用外国雕虫小技制造出来的奇巧的钟表，反倒成了官场中最受欢迎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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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是废除了，作为洋务派的袁世凯，这一点历史功绩应该大为肯定。但历史的任务，没有至此结束。科举意识，千多年行为习惯形成的思想牢笼，还需要破除。这，就是精英治国观。
在某种意义上说，精英治国观也是儒家的一己之私吧，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传统智慧都认同这种观念的。比如，老子《道德经》第37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今人赞美老子“无为而治”的观念是最卓越、最深刻的管理理论，但如果认为“无为而治”的含义指的是官僚们少干事，多打打高尔夫球，享受生活，则是对老子的误读。这不叫无为而治，而是不负责任了。
老子的“道”，指的不是人，而是客观规律。所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就不是指人的不作为了。把这一理念应用于实用的管理学上，“道”就应该指岗位的责任或权力。
“道常无为”，就是不必授予官僚岗位太大的独断权力，使官僚的权力有所制约，社会就能因这无为而治。对这个概念，《道德经》第3章已经说了：“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尚贤就是不要给治国精英太高的待遇，使民不去争这个待遇，社会才留有推动发展的人才了。不妨打个比方说，对一辆小轿车，方向盘是很重要的部件，没有方向盘，汽车就到不了目的地。但是否需要因为方向盘这个特殊的重要性而要把方向盘设计定为全车最贵重的零件呢？
所以，像“高薪养廉”这种“尚贤”国策，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就比较适宜于殖民地国家。因为，这类国家不需要有独立的民族创造力，通过科举把社会最优秀人才吸收到公务员队伍中来，然后用高薪稳定。而科举的理念，就是让最能干的人拥有最高的权力。但是，真正能干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殖民地主子，是外国人了。殖民地公务员的一项重要的能力优势，就是外语能力，而谁能把外语说得最好呢？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所谓树大招风，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自己是和平崛起，这样一个巨大的物质存在，已经决定除非我们有与之相匹配的伟大的精神来支撑，否则，受欺负、受拆卸就难免了。
“高薪养廉”，最终只会养出一个落后的中国。满街上跑着宝马车，不表示中国发达了，相反，只说明中国的落后，因为，那不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出来的。
陈永贵当总理，吴桂贤当总理，都是与“精英治国”的理念不相容的。陈永贵是否适合当总理，就具体个人而言，可以斟酌，但作为一个理念，这无疑是正确的。陈永贵显然不是最有智慧的人才，学识也不多，正好体现了管理的服务性。社会有比他更高明的人才，也就对他的权力有所制约。这是人类理性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精英治国”观并没有普世的价值，是中国特色的统治观念。西方的民主选举，也是与“精英治国”观不同的，人们并不是根据参选人的能力来决定自己的选票投向，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投票的。当年以色列建国，曾想过请爱因斯坦当总理，爱因斯坦没有接受。可见，人们并不认为爱因斯坦当不了总理，但他自己觉得没有去争这个职位的必要。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让爱因斯坦当个没官没职的科学家是更为划算的。
中国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就要破除对“精英治国”的迷信，要如老子所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使官职成为一个普通的服务性行业。改革初期领导的奖金不得高于职工平均奖金，通常要比技术人员，比纯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低，这样的理念就很好。民不争官，使大量有创造性的人才，大量优秀的人才安心留在官僚体制外做建设社会的实事，对中国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科举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学而优则仕”，可以休矣。与世界接轨，让我们把“精英治国”论扔进历史垃圾堆吧。
2004／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