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君之说
太史公评始皇帝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太史公行文是责备秦始皇贪婪卑鄙，只想施展个人智慧，既不信任功臣，又不亲近士民。结果抛弃了仁政王道，虽然树立了个人权威，但又禁除诗书古籍，严刑酷法，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
司马迁的这一经典评述，可以说是给秦始皇个人下了历史的结论了。在《史记》中，有关秦皇赢政的个人暴虐，其实记述不多。尽管司马迁没有忘记录下大梁人尉缭子对秦始皇的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入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但尉缭子这一评价，不是对秦始皇某件具体的个人行为有感而发，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秦王。事出有因，这或许是尉缭子欲擒故纵之计也说不定的。
尉缭子的首功是高明地出了一条行贿的计策，他让秦始皇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使他们全都成为秦始皇称王称霸的得力助手，为秦国打乱了各诸侯国的合纵计划，使秦国得以各个击破。尉缭子运筹帷幄，功不可没。尉缭子立了功就要走，也就是张良之离开刘邦，并不见秦王之暴。事实上，当秦王发现尉缭子出走后，自己就扮演起萧何的角色，亲自劝阻尉缭子，让他担任秦国国尉一职。那可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若到西安参观过秦兵马佣后，就知道这一职位有多厉害了。
对秦始皇的个人暴行，《史记》倒是有一处记载了。在兼有天下后，秦王亲临东土安抚百姓。在返回京城时，路经彭城泗水。他斋戒祈祷，然后派一千人下水打捞失落的周鼎。没有找到。于是，他向西南渡淮河，顺江而下，及至湘山祠，遇上了大风，几不能渡。秦王问身边的博士：“谁是湘君神？”博士回答说：“听闻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埋葬在这里。”始皇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命人派三千服刑役犯把湘山上的树全砍光了。这件事倒是很能反映出秦始皇的为人，他要的是君临天下之威，而并非如纣王般以虐待百姓为乐。三皇五帝都不在他眼内，但神仙，不能不把他放在眼内。这就是他的想法。
肢解荆轲或许说得上是一件残暴的事。但荆轲是要来刺杀他的，失败而被处予极刑，也是刑法的规定。后来，秦王东游至阳武博浪沙，途中遇张良谋刺受惊，也只是令“天下大索十日”，而不是屠城泄愤。这与罗马皇帝要看着基督徒和狮子作生死搏斗来饮酒作乐相比，仁慈得多了。当然，秦国法律，应是没有屠城这一条。
“焚书坑儒”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秦王暴行，这一事件经后人渲染后，在人们脑海里形成这样一种记忆，只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不知道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和他是怎样“焚书坑儒”的。
对于这段故事，司马迁是这样开始他的历史记载的：“始皇置酒成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原来，事情发生酒席上。三杯过后，酒劲上脑，仆射周青臣向秦王建言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建议秦始皇不要分封诸侯，而要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这样，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了。
博士齐人淳于越则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意思是说，不分封子弟功臣，秦始皇及其功臣子弟就成为普通百姓了。将来有事，谁来救援呢？这个博士为人有点刻毒，他给周青臣扣上一顶不忠的大帽子，简直是要借刀杀人了。
秦始皇的作风倒是个民主派，他让群臣认真地议一议这件事。丞相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并口称要冒死进言：“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意思指那些儒生们都是引用古人非义当今，就像今人指责崇洋媚外一样。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洋人的概念。李斯认为，分封会削弱皇帝的权威，且让下面利益集团形成，导致朋党势力为祸。所以他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口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王回答说：“可”。
“焚书坑儒”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书籍都烧掉，烧的只是诸子百家。实用科技类书籍，那是不烧的。而可怜的儒生们，也不是全都坑掉，坑的只是在三十日内不烧书的儒生。一切都是按章法进行，不是胡来的，最后，只有大概四百个违法乱纪的儒生被坑。所以，秦王朝的暴，不是暴在秦王个人，而是暴在他的法治制度。所谓严刑峻法，不通人情，这也是后来秦二世时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
二．商鞅
秦国的法制，是卫国人商鞅奠下的基础。商鞅本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贵族出身，后来去了魏国。秦孝公想重振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张榜寻访能人。商鞅就从魏国到了秦国，并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孝公，提出了自己变法图强的主张。
《史记·商君列传》录下了商鞅新法中几条重要的条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口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从社会管理方面看，商鞅新法推行的是法律恐怖主义。保甲连坐，互相制衡，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十家治罪。经济上，商鞅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制。为了扩大税基，增加赋税，他规定民有二男，就得分家，以扩大家庭数目。为了鼓励生产，商鞅采用了极为有力的激励措施。使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劳动者，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而事情干得不好，或因懒惰而导致贫穷的，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婢。理论上说，在如此严酷的法令之下，难有不拼了命去干活的人。
新法是新生事物，而且相当严酷。商鞅担心民众不理会，所谓法难治众。民若不信，这新法就不好推行了。为了让民众相信新法会被严格执行，让民众不要因旧习惯而以身试法，在新法颁布前，商鞅故意设了一个骗局。他在国都人流量最大的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他说：“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开始的时候，围观的民众不相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商鞅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民众仍不敢相信，五十金就这样唾手可得？会不会有别的阴谋？最后，终“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此人也许就是商鞅的托儿。围观的人群当然很羡慕这个托儿得到了五十金，于是，事情就传播了开来，轰动全国。原来，左庶长说的话是不含糊的。眼见民众对他形成这个的看法，时机成熟，商鞅就把新法令公布了出来。他的这个残酷的保甲连坐法，直到解放前也有地方在使用。
法律的尊严，最终要来自它的公信力。但新法施行了整整一年，说新法不便的闲话的人，数以千计。新法没有公信力，这将严重影响法治效果。商鞅煞费苦心，这一次，他端出太子来做托。他先诱导太子触犯新法，然后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意即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士触犯它。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所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但太子的身份特殊，他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商鞅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找太子的两个老师来当倒霉的替罪羊。消息又传播开来，第二天，秦国的老百姓就老实了。太子是因为王国继承人的特殊身份，才能逃过一难，不然，即使身为权贵，也得治罪。人们不敢再有非议。新法实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口，乡邑大治”。这时，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老百姓，又说法令方便了。商鞅认为，“此皆乱化之民也”。于是，把说新法好的人全赶到边疆。此后，秦国不再有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
在法治中，法必须是最高的权威。因此，商鞅认为民不能随意议论法。议论新法不好的人当然要治罪，议论新法好的人也一样要治罪。总之，要使民众畏惧法的权威，法的权威要达到不能谈论的至尊地位。
但嘴长在人的脸上，要不许人说话，这比较困难。最好就是民不知法的意义，不懂得怎样议论法，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法的条文，这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此，法家把“愚民”看作是社会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之一。管仲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即社会各阶级有它各自的特点，比如“官肃、士廉”，而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应有的特点就是愚昧无知。商鞅在其《商君书·定分篇》中说：“民愚则易治也。”若民多智，其思想就多，对法的质疑就多，法的权威被削弱，社会就混乱了。
法家建立的是成文法制度，所谓明刑尚法。法家对法律的认识，就是调节人的行为规范。而调节的目的，就是为统治者服务。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私利，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所以，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用利益或荣誉来引诱。而法律，则用来限制人的自由，使人满足私欲的无序行为不致危害统治者的利益。但如果要频繁地动用法律的权力来惩戒人的行为，法律的权威同样也是会受到削弱的。法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倒是达到了心理学的高度。所以，法家崇尚严刑峻法，震慑人的犯罪心，要使人对犯罪产生恐惧，从而不敢犯罪。具体做法就是轻罪重罚，“以刑去刑”。一方面以利益引诱，一方面又以严刑威吓。一软一硬，一刚一驰。商鞅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是用来治民的。
三、孔子
“礼乐治天下”，可以说是2500年来儒家文明全部的精髓所在。儒家文化的本质不是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只在老道一家。这一点，黑格尔的认识很到位。儒家文化，其实是治理国家的法制文明，它的出发点，不是探求抽象的理性真理，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把国家治理好。
后人以为，“礼乐治天下”就是德治，与法家的法治相对立，这是一种误解。在现代汉语中，“礼”指文明礼貌。但在孔子中，“礼”就是“法”的意思，“礼”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礼治”也就是“法治”。
《札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无论是道德问题，辨讼问题，以及君臣父子的关系问题，都要用“礼”来规范。可见，“礼”是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在内容上，法家的法重刑，实际就是一部刑法。而儒家的“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比法家的刑法更全面的法律制度。在体系上，法家的法是成文法。而儒家的法则是习惯法。痛感时代“礼崩乐坏”的危机，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克己复礼”的管治主张。
“礼崩乐坏”，不是指人们社会道德败坏，而是指社会法律制度的崩溃。所以，法家的历史任务和儒家的历史任务是相同的，都是要在他们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重建社会法治制度。他们的争辩，是法律体系的争辩。
孔子三十五岁时到了齐国，齐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臣父子要有自己的社会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应用“礼”来规范。齐景公大为赞赏，要重用他。但齐国三朝元老晏婴对景公说：“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他认为自上古圣贤去世，周室随之衰微，礼崩乐坏已经相当长时间了。现在孔子复求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也学不完，毕一生也搞不清楚。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风俗，不是好办法。终打消了景公用他的念头。
晏婴对“礼”的看法，与秦孝公的看法一脉相承。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商鞅初见孝公，提出的是尧、舜、汤、武的治国方法，秦孝公一听就打瞌睡了。这些方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得到政绩？用习惯法管理社会，需要长时间的案例积累。这是孔子所以要复古的原因，不复古，何来案例呢？而当案例丰富的时候，也确实是“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的。孔子复古，从意识上说，不是倒退，而是进步，是要恢复习惯法体系的努力。但“礼”的约束，需要通过“乐”的陶冶来实现，使民众自觉适应法的规范，并形成良好的合法习惯，就更是需要时间。这对那些急于建功立业的明主来说，是人生苦短。孔子走在了时代前面，也因此而郁郁不得志。
直到300年后的汉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屡经战乱的社会恢复了元气，人民需要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汉惠帝明智地废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法令，儒家的思想得以重见天日。前179年，董仲舒出生，这是中国人的幸运。董仲舒家里有大批藏书，为他提供了学习的良好条件。他从小就钻研儒家学说，景帝时成为博士，有“当代孔子”的美称。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即位，他召试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天下三策”相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大胆地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由此，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不再只有一部严刑，而是习惯法和成文法并行，人民不再需要只因恐惧而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