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超凡。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理解这种能力。这种能力称为一种心理矛盾，是适当的，因为尽管面对无望的境地，他们也没有显得失望，或者说，他们看来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常常还是与希望作斗争。我们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现烦躁的情绪，而这却是绝大多数民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也从不拥有任何计划，不管这些计划好像能把他们带到“未来的美好时代”，他们看来也不会相信自己会拥有这样的时代。
但是，“忍耐”和“坚毅”这两个词，肯定无法完全体现中国人这方面的美德。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在不幸中心情的平和，这种如永恒般的好心情，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我们主要是要人们关注这些美德；我们或许能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清楚这些特点。
我们用“知足”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个体，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意到了不想改进的程度。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探讨他们的因循守旧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为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无疑，这是众多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的方式，我们统称为“顽固”，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个模样。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想，在全体中国人中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强劲地压抑了任何对命运作弄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受到了其中的不公正，却又认为这些不公正是难免的。那些坚持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生命承受了过重的压力。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知识阶层却深信：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当今的制度是所能寻找到的最好制度。中国历史久远，各种遭遇，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一场游戏。这种经历渐渐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思想。
中国人是一个“信命”的民族，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真相。“四书五经”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质差别：对我们而言，“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这些生灵的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但对中国人而言，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并且完全不可捉摸，不管怎样表述，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而言，与童话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可以化解。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和算命，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是各种力量进行的相互作用，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无数的中国人依靠这种普遍而实用的理论来谋生。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但它在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现实的，起作用的。听到一个不幸的中国男人或女人说“这是我的命”，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了。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要是失去希望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就要劝他们耐心等待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宿命论，也许中国人的“命”与土耳其人的“定命”不一样；但是很显然，像中华民族这样深深信“命”的民族，肯定不愿去与命运作激烈抗争，他们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无法避免的。
历史用事实教人道理，这是希腊人的古训。我们刚才已讲过，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教授，而他们学习的课程全都显得保守。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了解本国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要是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万事通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有致命的缺陷。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全都不知道。然而，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人权的概念也逐渐成形，但中华民族却完全不为所动。
对于生活在封闭社会的人们而言，改善人的整个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用来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这些人对此没兴趣，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关心。进步的最初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良境况。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见到任何实物，表明另外的地域存在着更优良的境况，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再者，那些对其他国家知道一点的人，本来能更多地去了解，但保守思想又绑住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行动，否则不可能有什么东西真正有利于民众，而那些能干大事的人，却不愿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这不能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对进步的反动，知足阻碍着进步。
我们已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良人们的现有环境。对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知晓当今其他国家的历史，要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遇，移居海外是个简明而必要的方法。我们想象，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这个方法，有最大的成功希望。但是事实上，对于这套计策，中国人肯定拒绝，原因是那样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教导，他们是永远不能分割的。通常中国人都不愿意远离家乡，去海外淘金，除非是生活所迫。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
扎根在本地，像一株植物
吸收营养、开花结果
最后，叶落归根
通常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不打算回去。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渴望烂在子孙脚下”仍然是中国人本能的激情，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去移民，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对境况有不满，但无意识的本性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对中国人知足常乐这个超凡能力的探讨，说到这里时，由于西方没有对应的东西，因此，这种论述没能深究。中国人天性知足，如同鱼因要游水而拥有双鳍，鸟因要飞翔而拥有双翼，好像这些都成了事实。中国人天性就有忍耐力、和为贵的个性以及遵守社会秩序的本能。他们天性就有无比的韧性以及无比的忍痛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对病痛无能为力。中国人一般很乐观，神经系统的坚忍就不用说了，他们还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我们没提到的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不会徒劳地用脑袋去撞石墙，因为石墙是不会退让的。对于大多数无奈之事，他们只是本能地去顺从，毫无怨言。中国人有句老话：不治之症，只能挺着。总之，中国人知晓怎样致富，怎样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怎样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为一种民族特性，与他们的知足紧密相连。能够获得幸福，这本身就算喜出望外了。但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情愿尽可能地自得其乐。一般中国人没有太挑三拣四这种缺点。他们是好招待的客人。在什么地方吃饭都行，吃啥都觉得香。即使是许多生活贫困的人，也都心平气和，在我们看来，这简直难以想象。
中国人喜欢交友，很能体现他们“常乐”的性格，这与盎格鲁-撤克逊人抑郁独处的普遍性格，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人找乐子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与人聊天，对面是老友还是生人，这不重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捧场”，无疑大大地冲淡了中国人的种种苦难。
值得一说的还有，不少中国人嗜好养花种草，使得他们简陋的环境美妙起来。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拥有的不多，但我们能让它们够用。
也许我们说了许多抱怨中国仆人的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通常对很多的麻烦很有耐心，花大量功夫为大家做分外的事，从不抱怨，而且也明白没什么可抱怨的。
充当仆人的中国人，常常感叹命苦，因此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成为笑料。我们已谈过中国人牛马般的勤劳，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夜半还在纺线的人，为省下些微的灯油钱，摸黑劳作，却听不到叫苦声。他们起早贪黑，如此辛劳却视之为常态。他们中有些人干的活计最劳累，比如苦力、纤夫、独轮车夫，我们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不公平，而且只要有机会休息，他们会显得喜出望外，粗茶淡饭就让他们心满意足。那些敏锐的旅客，经常注意到苦力这个很有意味的特点。在《华西三年》一书中，谢立山先生谈到长江上游，说：“纤夫们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差不多所有机灵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吃饭不超过一刻钟，从来都不发火。”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立德先生也有相近的描述：“我们的五个纤夫，手脚全贴在参差错落的石头上，一寸一寸地拖着船。我不能不赞叹这些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拖两个月的船只赚两美元钱，每天吃三顿糙米饭，再加上一点炒白菜，就靠这点营养，每天从黎明卖命到天黑。”
笔者认识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推着沉重的车子，来回一趟就是几个月。这些行程，需要每天早起，一直走到摸黑，翻山越岭，运送重物。一年四季，他都是赤脚行走，每到一个驿站，还得给主人管吃管住。所有这些辛劳，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但他从无怨言，这样干了几年，他的主人证明他从来就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不都可以讲出同样活生生的事例吗？
也许在生病时，中国人的“常乐”表达得最充分。他们通常是最“达观知命”的，或者不管怎样也要向他人显示出乐观的态度。即使是在身体虚弱而又疼痛难忍之时，快乐也没有背弃他们。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多种疾病，还经常贫穷不堪、营养不良、身在异乡，有时还遭亲戚白眼甚至抛弃，前景无光，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我说他们镇定自若，并非对那些神经质的、缺乏耐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指责，但假如处于相同情况下，盎格鲁-撤克逊人的确会表现出自己不相同的个性。
具有这种欢快性情的中国人，我们相信并不少见。任何在中国有些阅历的人，都遇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再次重复：要是关于“适者生存”的历史教条真的可信，那么，中华民族会有一个宏伟的未来。
